春秋岁月--陈香梅自传 作者:陈香梅-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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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之托照顾我们姐妹，所以父亲可以说是我们的介绍人了。

　　我记得有一次我访问陈将军时，他的一名秘书会速写，为我画了一张像，陈纳德将军说：“这张漫画就送给我吧。”但我认为不太传神，后来一位摄影记者在旁马上为我们两人拍了几张照片，记得当时我还是梳了两条辫子的黄毛丫头，他是穿着军服的将军，那些照片我留了许多年。

　　陈纳德将军是美国30年代杰出的年轻飞行员。早年在美国没有空军总部，空军是附属陆军的，而许多年老的陆军对于航空这个新技术有很大歧见，不甚接受，因此从事飞行工作的青年受到很大的压力和挑战，陈纳德也是随例由陆军转入空军。

　　对于飞行这项新技术陈纳德非常有兴趣，不但努力学习，而且和他的同伙发明了多种空中表演的技巧；其中两人和陈纳德组成三人小组，到各地表演，非常受欢迎。

　　30年代航空工业进入一个发展时代，许多青年都热衷飞行，因此陈纳德的声誉也在此时起飞，并做了飞行员的教练；他还预言国防将来一定会倚重空军。就在30代的中叶，苏联（今俄罗斯）也急于发展航空工业，苏联政府还特别派代表到美国来找他，聘请他到苏联去做教练，当时陈纳德曾出版了一本手册，解说飞行的细则，莫斯科空军还把此手册从英文译成俄文，他们非常佩服陈纳德的见解，要重金聘请他去俄国，并答应供应住宅、汽车和司机，月薪美金1oo0元。那时陈纳德是空军少校，月薪只有360元，这个升官发财的机会多么大，但陈纳德没有接受，原因是他不愿把他的飞行经验供给俄国，他认为美国与苏联之间迟早会有对峙的局面，他宁愿暂时守在美国，他也知道他的所长终有大展宏图之日。

　　1937年春他接到蒋介石、宋美龄和毛邦初的邀请函，请他和另外两个伙伴到中国亲察中国空军，当时没有谈任何条件，只希望他尽早到中国一行。

　　这一纸合约可以说改变了他的后半生。

　　当时陈纳德将军只打算到中国去3个月或1年，就要返回美国的。但后来变成为中国服务8年。而当时去中国时，为了防备日本情报人员的耳目，在他的美国护照职业项目上，填写的是务衣。他到达中国时是1937年5月，同年7月抗日战争的序幕展开，“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陈纳德到了杭州笕桥看到中国的空军航校，也遇到了英、法、意、美、苏的飞机商人，把一些旧飞机向中国推销，在他看来很不是味道，认为那些外国商人是在做趁人之危的投机生意。

　　日本对上海大轰炸、南京大屠杀使陈纳德增强了协助中国的决心，但他是美国人，若要援外一定要得到美国政府的批准，也就是说要得到美国国务院的同意，这并不简单。同时中国空军虽然只是初试啼声，但请外国人来指导中国人并不是易事，也不是人人都能接受的，这一点中外无别。

　　陈纳德视察了中国空军情况后，蒋介石请他据实报告，陈纳德说一切比他想像的更糟，于是蒋介石大怒，把毛邦初训斥了一顿，但于事无补。

　　陈纳德在中国3年后，直到1940年初才得到美国罗斯福总统的特许令和政府的正式支持。他在美国召集了年轻的飞行员共100多人，此外还有机械人员和文职人员等约300人左右，到中国来协助训练中国空军，这就是后来有名的飞虎队（原名美国空军志愿队）。飞虎队总部设在云南省会昆明，因为美国空军是在印度集中受训，以顺地利之便。这些飞行员穿的皮夹克背后有一面告示，是中国政府发的，上面写着：“来华助战洋人，官民一体照护”。在美国的华府航天博物馆现在仍有当年用来击败日本人的P－－40战斗机在展览，有一处还展览着这个皮夹克和陈纳德将军的一些勋章。

　　到了中日正式宣战后，又将空军志愿队改为十四航空队，与中国空军并肩作战，英勇地将敌机赶出中国的领空；更在战后，协助中国的复原工作。

　　1990年美国民意测验，选出了美国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和在亚洲的美国英雄，欧洲英雄是艾森豪威尔元帅，亚洲英雄是陈纳德将军。同年9月6日美国邮局也出了纪念邮票，陈纳德将军的首日封邮票在他的冥诞发起，在他的故乡路易斯安那州梦诺城举行典礼，有数千人参加。台湾当局派了当时驻华盛顿协调处的代表丁悉时，美国政府有些意见，国为没有外交关系。但我认为当年陈纳德将军是和蒋介石政府合作的，关系颇深，不该拒绝。缘于此，也有不少中国空军代表到场参加，非常热闹。

　　台北新公园有陈纳德将军的铜像，在路易斯安那州省府也有他的铜像，都是官民合铸的纪念铜像。

　　

　　






春秋岁月相知·相爱·相依






相知·相爱·相依

　　抗战胜利后我离开昆明到了上海，不久，陈纳德将军也到中国来了。他是回到中国来组织中美合作为航空公司的。我们的恋爱该说是在上海开始的。

　　当时在上海新闻圈中已盛传我们恋爱的消息，因为在许多社交场合中，我们偶尔一同出现。陈纳德有个司机，姓王，是云南人，陈将军来华时他就替他做司机，后来陈将军返回中国在上海成立了民航空运公司，老王就来上海当他的司机，连家眷一妻一儿一女也来了上海。陈将军还特地在屋旁另建了一个两屋楼的小房子让老王安家。老王是个忠心的司机，每次他该派去接我或送我回家时，就会滔滔不绝绝对我述说他的老板如何英勇，性情既好，人又忠厚，而且就只有我是他唯一的女朋友，若能嫁给他真是前世积福云云。这些话我都听腻了，可是却不好意思去斥责他，因为他是个老实人。

　　有一次我生病住院，是胃溃疡。大概多年在内地的营养太坏，回到上海外祖母又每天要我喝鸡汤和补品，饮食前后失调反而闹出胃病来了。那次的胃病是慢慢发作的，我说过到了上海，我对自己许愿要快乐轻松地活一下，因此经常和亲戚朋友们到夜总会跳舞（我到如今仍然喜欢这项运动）或是去看电影。在工作之余一定会安排娱乐节目，家中和办公室找我的电话日夜响个不停。大概节日排得太满了，所以才会生病，胃部开始夜间作痛，直到有一天痛不可支，才被送入医院。大夫说这是长期生活不正常、饮食不协调的毛病，吃药、休息该会复原，外祖父母都说：“这个大孩子在这儿玩疯了，就让她在医院好好休息吧。”

　　我病在医院里，不少朋友送来鲜花，陈纳德将军每天差王司机送花篮来，房中花篮、花盆堆积到连走道都占满了。一个黄昏将军来看我，见到满室花丛，就笑着问我：“是谁送了这么多花儿？”我也开玩笑答说：“是你的司机，我还未死你就想以花葬我。”从此他再不要王司机去买花给我，但这个笑话后来也变成公开的秘密。

　　我病后出院，医生嘱咐要多休息，外祖父母也和我约法三章，不准天天和朋友有约，除了工作外要多在家休息。这一来倒给陈纳德将军很多上门拜访两位老人家的机会，当初我还不敢请他到家中来，而且还得找机会说服两老；首先至少让他们在最低限度之内能接受这位比我年长30多岁的外国人。

　　结果我们想出一个妙计。

　　陈纳德是桥牌高手，外祖父母也都喜欢玩这玩意儿。于是一个周末我和外祖母商量是否可以请我的意中人到家里玩桥牌（我和陈纳德搭档，两人商量好要让外祖父母做赢家，我们要多输一点，好让老人家高兴）。经同意后，他来了，我迎出去，他手中捧着一大束红色玫瑰花，我说：“多么漂亮的玫瑰，是我的吗？”他说：“对不起，不是给你的，是给廖夫人（即外祖母）的。”我们相视而笑。

　　外子彬彬有礼地称外祖父母廖大使（外祖父曾任驻日本、古巴等国大使）、廖夫人，他们用流利的英语交谈，外祖母还考了一下他的法语和西班牙语。坐下来玩桥牌时，我有时忘记了让外祖父母多得分，还抢着做庄，偶尔他会在桌下碰我的脚尖，以提醒我。有几次叫牌他装傻，分明多过15点而不叫牌，就这样使两位老人家大赢。他说：“你们的牌术真好。”外祖父说：“今天我们的牌运还不错。”于是有了第一次愉快的会面。

　　之后，陈纳德一有空就到外祖父母家来，有时候我不在他就和外祖父聊天。外祖父讲他的外交经历，陈纳德回忆抗日时的惊险，两人谈得相当投机。他还会陪着外祖父喝放冰块的成士忌，渐渐地，他就像家中的一员了；连在二楼居住的九姨和九姨丈偶尔也来凑热闹，我想两老对他已没有太多成见。

　　一天晚上外祖母到我的卧房来和我单独谈。他说：“你妈是我最钟爱的女儿，和你一起，有你在身旁我就像看见了依莎芭（母亲小名）。你若和美国人结婚，就是远嫁，我们就少有机会见到你了；知道吗，宝宝。”我的小名是Bo。Bo，因为据说我牙牙学语时常说Bo。Bo。大家随着小孩说话，因此家人都喊我宝宝。大姐是贝贝－－Baby，虽然到了我们年长为人母，这小名仍是习惯地使用。

　　外祖母对陈纳德印象甚好，但舍不得我远嫁。我告诉她，我的爱人有志留在中国协助中国的重建，即使回美也是暂时的，我们计划留在东方。后来我没有食言，我和外子一直以上海、香港、台北为家。大陆巨变后，外祖父母移居香港坚尼地道，我在香港九龙塘有一栋房子，但因工作的关系，还是定居在台北。

　　当年外祖父不适时，我还常去看望他老人家：后未能随侍在侧到他临终，是因为外子也病重在医院，而他们两人同在1958年去世。

　　四五十年前，中国人并不赞成异族通婚。1947年末父亲携着继母回外交部述职，他将被调到太平洋英国属地古晋做公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