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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岁月--陈香梅自传 作者:陈香梅-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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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来也许是一件不可置信之事，我居然不知道公司已经卖给了美国中央情报局，我在公共关系部门工作，陈纳德将军说过：“你学航空这行，该从下层做起。”他不曾给我一个副总经理或其他高级职位，他不是那种人。我有一间自己的办公室，但是许多最高阶层的决定，我一点不知道，回想起来，我想陈纳德将军是为了不让我操心，才把许多事情瞒住我。后来，甚至在越战期间，还有人问我：“你难道不知道你先生的航空公司被迫卖与中央情报局？”我的确不知道。
多奇怪的一个机构？先是想尽办法要我离开，不到一个月时间，又把我的办公桌搬到另一间办公室，要我和另一人共用。公司里的台湾职员见此情形，都气愤非常，但他们的职位不够高，无法挺身而出，为我仗义执言。我知道他们的惊讶一定不下于我，居然有人会如此对待公司创办人的遗孀。
那时我对国际间的权力争端一无所知，接着我收到律师的一份通知，要我到华盛顿去几天，处理与陈纳德将军产业有关的问题，在这时候，我决定我必须到美国去。当然，除此以外，陈纳德将军和前妻育有子女8人，其中最小的和我同年，也是要考虑的因素。我就是抱着准备面临这一切问题的决心，到了华盛顿。陈纳德将军的产业并不大，加以被分割成这许多份，所剩也就无几了。我和他的前妻始终未曾晤面，倒是他的8个子女后来我渐渐熟了，我们现在仍然偶尔见见面。
我之选择在华盛顿定居，倒非一定出于个人的喜好，而是因实际上的需要，因为陈纳德将军的遗嘱得在华盛顿听候查验，我必须留下来处理他的产业，当时看起来那也许算不上什么，不过它却让我有一段缓冲的时间，给自己找份工作，找个栖身之地，再给两个小女儿选所学校，让她们上小学。
我在华府西北麻萨诸塞大道四○○号看中了一幢公寓，它和同一条街上其他公寓建筑没有两样——毫无特别显眼之处，就是一幢14层的红砖建筑物，背后环着高大的树木，面向宽阔的麻萨诸塞大道，许多人就以此地为他们的家，有暂时住一阵子的，也有长期定居的，而我之选中它主要是因为天主教区附属小学就在对街，我的两个小女儿一个上一年级，一个上二年级，早晨上学再方便不过。当时空出来的只有一套两间卧室的公寓套房，月租375元，那是1958年秋天，我急于迁入，因学校开学在即。9月1日，我们搬进麻萨诸塞大道四○○号，劳动节一过，两个女儿就开始上学了。
这是我第一次住狭窄而拥挤的公寓，过去，我们住的都是平房，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北平外祖父家。在中国，大家庭数代同堂不足为奇，大家住在一块儿，除了热闹，也多个照应。
第二个家也在北平，是父母的家（1930至1935年之间），漫漫夏日，直耸入云的枣树梢，传来阵阵蝉鸣，春日煦煦和风，吹绽4月的花朵，旧时燕子在空中盘旋良久，终于识出每年春天栖息的朱檐。秋天10月里，泣血的夕阳，满山枫叶红似火，菊花做放霜枝——对我来说，这些就代表着家，家中的一切至今仍历历在目，园中一草一木、一沟一壑，是那么熟悉，午夜梦回，叫人怀念不已。
其次是我和陈纳德婚后之家，上海虹桥美华村5号的新居。
现在，外祖父母和丈夫都离我而去了，何处是我的家？
我只身在华盛顿，离开北平万里迢迢，我已从一个少女变成少妇，单身带着两个女儿，既无钱又无势，只拥有受人尊崇的陈纳德这个姓氏。
从1950年到1958年我和陈纳德将军婚后这几年里，我们每次到华盛顿，都住在维拉旅馆，这是早年美国历任总统之家。陈纳德将军在华府酒店另有一间办公室。许多住在华盛顿或到过华盛顿的人当还记得，维拉旅馆至今仍被视为是许多总统的寓所，富有历史价值。它位于第十四街和宾夕法尼亚大道的街角，离白宫只有一箭之地。八○○号套房通常是为我们保留的，因此，当我到华盛顿处理先夫产业问题时，很自然地，我先下榻维拉旅馆。
我们认识旅馆里所有的侍者、柜台职员和经理，对它有着一份亲切感。1968年，美国大选之后，它关门大吉，我还为之黯然神伤了好一阵子。当尼克松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时，委员会即以维拉旅馆作为尼克松竞选总部。
旅馆对我特别优待，八○○号套房包括一大间起居室，两间卧房，和一小小的书房，只收我每月1200元，算是相当公道和优待了。美中不足的是没有厨房设备，我相信许多住过旅馆的人都知道，旅馆中的餐食，吃久了，实在叫人倒胃口。除此以外，房钱我们也许还负担得起，食物的价钱，当时以我经济情况而言，却有点触目惊心。
华府酒店的办公室对我帮助不小，办公室里两位秘书小姐，追随陈纳德将军已有多年，杜琳·雷诺兹太太早在我认识陈纳德将军之前，就在替他工作了，她对陈纳德将军一直忠心耿耿，我们都是很好的朋友，杜琳后来加入美国国务院工作；费安·希尔太太也是在50年代初期就进民航公司工作，她们二人对我非常帮忙，尤其是在我最艰苦的那段时期，她们给了我不少安慰与鼓励。不过，在婚后的9年半中，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在东方，虽然我们也偶尔因为业务前往美国，我在华盛顿的朋友并不多。此外，在华盛顿，忙着处理业务，我从来没有机会去多结交一些朋友。
陈纳德将军去世后，他一些挚友个个衷心愿意帮助他年轻的遗孀，但是你能只依赖别人的友情吗？我一个陌生人，在异国，我需要找个栖身之地，也需要一份工作，维持生计。
我的姐姐静宜和姐夫李佑厚医生千里迢迢从台湾赶到华盛顿，安排丧葬事直，但是他们也有他们的责任，8月将尽，他们也得离开了。我到机场送他们时，真想要求他们多待一段时间，因为我心中有无限的惶恐，但是，我也知道，从今开始，我得靠自己了。我必须面对现实，不能再逃避，我要姐姐别替我担心，我会好好地照顾自己，虽然内心并没有太大把握。但我一直要他们放心回台北去。
古人说：“百无一用是书生。”我初到华盛顿打天下，真有这一份感觉。从中国到美国不止8000里路，有1万里路，旅途终点更觉彷徨，真是“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
我这个学文学的人能做些什么？学理工，学数学，学法律的人，都比较容易找出路，甚至会速记和打字也不难找到工作，而我只拿着一枚笔，这问题就不太简单了。悔当初没有用功读三角几何，又没有在实验室里多花些时间，如今已太迟了。
我这个有时连加减乘除都会出毛病的人，大概一切只有从头做起了。亡羊补牢，只好一边工作，一边再分出点时间来做学生了。
在华盛顿，我开始找工作，70年代军方对遗族的生活照顾得很周到，但在陈纳德将军去世那个时候，美国军方对于照顾军方遗眷的生活乏善可陈。我领到300元丧葬费，此外空军方面派人来询问我的经济状况，并告诉我如果我一年收入在1200美元以下时（那是1958年），可以通知空军，领取救济金。我的天，1200美元一年够做什么！外子生前可领的退休金，死后即告中断，外子原有一份保险金，但他的产业却被冻结了——5年内不得提用，因为他的家人甚多，大家都想分些利润。幸好我还有一点积蓄赖以度日，只是我知道自己得赶紧找份工作。
乔治城大学是一个试验的开始，两个孩子那时候还小，教育费用尚无需我太操心，但是来日方长，我必须挑起这生活的担子。最初几年，我靠自己的积蓄，节俭度日。当然，我的姐妹和一些朋友都来问我有无需要他们帮忙的地方。最使人啼笑皆非的是，外子去世后还不到一年，就有好几个人向我求婚，那些不识相的家伙会说：“安娜，你一个女人住在华盛顿，怎么应付得了？让我来照顾你。”我总是泼他们一盆冷水，笑说：“我要葬在阿灵顿军人公墓陈纳德将军的身旁，不能改名换姓。”他们会说：“老天啊！你怎么会说出这种鬼话？”我的回答很简单：“我就准备这样做。”
现在我知道当时自己在许多方面都太天真，例如男人要我到他们的办公室去谈一份工作，或是关于我要出版的书，最初我都信之不疑，谁知他们大都想借机会吃豆腐，我那时太天真而年轻，但我也知道着想保有好名声，必须谨记一点，那就是：自重。这并非说我是个讲道学的人，自命清高，但是我有我的原则，我只是不愿随随便便地和人有任何瓜葛。在我看来，两性之间的关系虽是两个人之间的事，但总也得保持一份尊严。这也许太守旧，但是我始终觉得，人如果能谨守自己的原则和标准，一定会赢得他人的尊敬。
1959年，我开始在乔治城大学主持一项机器翻译的研究，主要目的是把各种语言的教科书用科学方式译成英文。
这在当时还是一项很新的研究。同时申请这份工作的连我在内一共有6人，只我一人是女人，很幸运我被录取翻译时，经常会遭遇许多困难，有些句子很难从一种语言翻成另一种语言，例如英文中的成语或口头禅如It’s raining cats anddogs ，或barkingup the wrong tree。
我白天从事翻译研究，晚上教中文和读书，也没有太多时间参加社交活动。但我深知年轻而聪慧的独身少妇，在华府的确很吃香。
我自己觉得当时最重要的事是增进自己的英文能力，说来惭愧我没有在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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