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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会战-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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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会战　作者：李际均　　　　　
　　序言　南国重镇　
　　观景台。　
　　昔日微山湖。　
　　徐州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布衣皇帝刘邦的故乡。　
　　徐州，位于江苏省西北部，邻近与安徽、河南、山东三省交界之处。　
　　徐州古称彭城，具有悠久的历史，为华夏九州之一，迄今已历6000多年，相传尧封彭祖于此，称大彭国，故名彭城；又传此地为禹时伯益后裔居地，称“徐方”、“徐国”，为东夷族一支，名徐夷，徐州之名即源于此地。夏禹治水时，把全国疆域分为九州，徐州即为九州之一。据《左传．成公18年》记载，春秋战国时先后属宋国、楚国，秦时为彭城县。秦汉之际，楚怀王、西楚霸王项羽都曾建都彭城。西楚霸王项羽代表了吞秦衔汉时期中国的一段历史。其后期的楚汉相争，是中国汉文化起源及形成的重要阶段。历史上的项羽虽然兵败自杀身亡，却仍以拔山盖世的英勇气概，被后世赞誉为英雄人物。　
　　徐州戏马台是西楚霸王鼎盛时期建都的遗迹，具有深厚的文化历史底蕴，游人登上戏马台自然会联想起项羽叱咤风云的盖世伟绩和霸王别姬的悲壮故事。千百年来古台建筑屡废屡建。古迹重修，身临其境依然能使游人回味于人去台空，雄风犹在的沉思之中。“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徐州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汉高祖刘邦的故乡，有着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尤其是两汉文化遗存十分丰富，其中的汉墓、汉俑、汉画像石并称“汉代三绝”。两汉彩绘兵马俑，是继咸阳和西安兵马俑之后的第三批重要发现。刘邦建立汉王朝后，封刘交为楚王，都彭城。东汉为彭城国。三国魏明帝时，始称徐州。明洪武年间，改武安州为徐州直隶州，复建旧城。清代徐州为直隶州。清雍正11年（1733），升徐州为府。　
　　徐州还是南北朝宋武帝刘裕的故乡，唐代白居易，宋代苏东坡、文天祥，清代方孝孺、潘季驯；当代国画大师李可染和著名音乐家马可都曾在徐州任职或生活过。　
　　徐州，东襟黄海、背靠中原、南濒江淮、北扼齐鲁，因地处南北要冲，有“南国重镇，北门锁钥”之称，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往往“彭城之得失，辄关南北之盛衰。”据史料记载，从公元前21世纪的夏朝大彭国彭伯益与西河武观在彭城兵戎相见开始，到楚汉相争、三国交兵，再到抗日战争中的徐州会战，发生在徐州规模较大的战役有400余起，其较大规模的战争也达200多起。真可谓：“自古彭城列九州，龙争虎斗几千秋”。　
　　丰富的战争实践造就了丰厚的战争文化，产生了大量的军事家和经典战例，使徐州在中国乃至世界军事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培育出一批叱咤风云的政治家。历史上出自徐州或徐州籍的开国皇帝有汉高祖刘邦、南朝宋武帝刘裕等10位之多。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萧何、曹参、樊哙、周勃等王侯将相不可胜数，故有“龙吟虎啸帝王州”之称。　
　　历史的车轮进入20世纪30年代末，当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受到日本帝国主义铁蹄的残酷蹂躏、面临亡国灭种的最危急时刻，徐州这个古老而英雄的城市；再次成为军事家的舞台。当时的徐州位于华北与华中之间的交通枢纽，也是从黄海进入中原地区的通道，津浦铁路与陇海铁路在此交会，大运河也在附近穿过，有向四面转用兵力的交通条件。中国军队如果控制徐州，一方面可截断津浦路，将华北、华中两地的日军隔绝；另一方面，可保持中国军事上的大动脉——陇海路，将日军阻于津浦路以东，屏障华中，确保郑州和平汉路，使武汉后方有充分的时间重新部署，有利于抗战的持久进行。而日军如果迅速占领了徐州，就可以将南北兵力会合，沿陇海路西进，直取郑州，并利用中州平坦的地形，发挥其机械化部队的威力，沿平汉路南进，一举而下武汉。南京失守后；中国军队在战略上保卫军事指挥中心武汉的重要屏障及前进基地，徐州势在必守。日军为打通津浦线，沟通南北两战场，并进而切断陇海路，威胁平汉路侧方，以作为进攻武汉的准备，对徐州亦势在必得。　
　　徐州，又一次见证了中华民族的一群优秀儿女们浴血奋斗可歌可泣的伟大壮举，见证了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军自平型关受挫后遭受到的更大一次惨败的可耻下场，见证了中国军队自全面抗战爆发后抗击日军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胜利。但这是一场以数十万中华健儿的血肉之躯换来的一次来之不易的胜利，历史将永远铭记这一悲壮、伟大时刻。　
　　让我们再一次走进当年的徐州，去感受那血雨腥风和惊心动魄的150多个日日夜夜。以此，使我们永远铭记共和国艰难的奋斗历程，缅怀为中华民族存亡而长眠那片土地之下的英烈们。　　　　　　　
　　日军大本营的希望　
　　向徐州地区进犯的日军放火向中国军队攻击。　
　　日军攻克南京后，在日本的大本营中，仍然有着中日战争扩大派与不扩大派的争论。不扩大派认为，日本已经攻占了中国的内蒙与华北大部分地区，同时控制了中国的长江三角洲，中国最为精华的地区与战略重镇，都在日军的手中，但是日军将90％以上的军力，都投入了中国战场（包括关东军在内），若要继续深入中国，开辟新的作战目标，其军力已经有些难以为继。　
　　假如日本还要保持军力对付美、苏的话，日本必须要适可而止，至少要暂时的按兵不动，等待中国内部的政治变化，然后再进行协商，设法解决与中国战争的问题。因此，徐州是绝对不宜再派兵攻击的。不扩大派认为，就算是日军能够攻占徐州，打通津浦铁路，让北平与南京铁路相连，但同时也带来一系列问题：不但日军对中国的控制力量所增有限，而且要派出大批兵力驻守铁路沿线，造成日军战力进一步掉入中国的泥淖之中。日军若是真的要南北相连，还不如使用海运，又安全，又低廉。　
　　但是在日军扩大派的意见是，经过华东与华北一系列的战争，中国的军力与工业能力均已残破，所以日本最多只要再派出几个联队的兵力，追击扫荡中国战场，那么，中国只有投降一途。因此，攻占徐州，打通津浦铁路，是必要的战场巩固，何况攻占徐州，也有利于日军沿陇海铁路与淮河流域，深入威胁中国的战略中心武汉。　
　　军部中扩大派与不扩大派的争论，使得日本大本营感到问题严重与无所适从。　
　　1937年12月24日，日本内阁会议决定的《处理中国事变纲要》提出：“帝国政府期望南京政府迅速放弃其抗日容共政策，与帝国合作”，“但南京政府仍然标榜长期抵抗”，“有鉴于此，今后不一定期望与南京政府谈判成功，而继续寻求收拾时局之其他途径，并与军事行动互相配合，对事态的进展作好准备，以应付南京政府的长期抵抗。”　
　　1938年1月11日，日本御前会议又制订了《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方针》，提出：“如现中国中央政府不来求和，则今后帝国不以此政府为解决事变的对手，将扶助中国新兴政权的成立，与其协商调整两国邦交，并协助新生的中国建设。对于中国现中央政府，帝国采取的政策是设法使其崩溃或使它归并于新兴中央政府。”会议决定，在军事上暂时停止扩大在中国的作战规模，日军大本营指示华北方面军攻克济南、青岛之后，只要往南建立安全防线即可。华中方面军则攻克南京、芜湖之后，只能扩大江北的防卫圈，日军在中国战场，没有奉到新的命令之前，不得再做战线的扩张。　　　
　　急于对华致命一击　
　　日本天皇正在研究侵华计划。　
　　日本帝国主义既然已经把可怕的战争机器启动，现在又想让这架发疯般运转的机器有所收敛，谈何容易。侵华日军在攻占了中国首都南京后，其骄狂的气焰达到了极点，各路日军竞相争抢新的地盘，挥舞着战争的屠刀，在中国的土地上逞凶狂。　
　　这些“得胜”的骄兵骄将竟然为抢夺地盘而几乎互相火并起来——　
　　早在1937年12月，侵华日军的海军和陆军就有约在先，待陆、海军有关部队都准备好之后，再共同向山东半岛进攻，共同占领该地。但1938年　1月10日，当华中日军攻占南京后，华北日军一股（陆军）却“乘胜”向山东方向猛窜。海军一看急了，决定不再遵约，提前向山东进击，并决心在陆军到达之前在青岛登陆。　
　　海军集中了大量陆战队。对陆军还保密打烟幕，以进行教育训练为名，从陆军运输部借来运输艇20艘，加上第4舰队，不待陆军的海运据点建设队到来，即单独海运山东半岛，在青岛地区登陆。　
　　1月29日。陆军第5师团按陆、海军统帅机关约定计划的时间赶到青岛时，海军已经占领该地九天了。他们见港口码头，交通运输和该地区所有的警备，行政机关都被海军抢占了。陆军千里迢迢从山西战场而来，吃尽苦头，却一点油水也没捞到，气得火冒万丈，大骂海军自私、无能、混蛋。海军则利用抢得的港口码头、交通运输大权卡陆军，两军自此闹得剑拔弩张，长期形成尖锐对立。　
　　其实，日本华北方面军的“私心”对于改变日本大本营战略部署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决定性作用。日本的华北方面军，具有进一步深入中国作战的野心，一直希望军部能够批准它全力出击的愿望。华北方面军的希望是，最好是大本营能增加其兵力，出动大军，沿平汉线从北向南一直攻到武汉，以切断中国东西两部的联系。否则，至少要攻占徐州，打通津浦线，以联络华北与华中的日军占领区。从深层原因看，华北方面军对于中日全面大战之后的战局发展，有着极大的失落感。　
　　原先华北方面军以为，中日的决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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