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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新探-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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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党初衷（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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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红军主力集中甘北作战，陕北后方空虚已极，东北军大举推进，特别是直捣红色首都瓦窑堡，不可避免地会在红军及苏区群众心理上造成极大伤害。因此，中共中央将这件事看得相当严重和急迫。然而，周恩来的几封电报却未能使局势出现转机。虽然在12日当天，正在洛川的刘鼎就有电报来，说明王以哲部向苏区推进事实为西北剿总命令，现已通知停止，军部允许暂待二三日俟张学良返归再定下一步如何行动。可是，中共13日得到的107师司令部何东升副官送来的公函，却仍旧声称，该部“奉命向蟠龙镇及永坪镇、瓦窑堡各地前进”，要求红军“予以方便”。
在整个形势极端有利于发动东北军参加抗日反蒋的西北大联合计划之际，公开与东北军重开战火，自然不是中共中央所情愿的。何况第29军和第30军因距离较远，回防亦赶不及，故周恩来等仍不得不争取和平解决此争端。为此，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不能不再三致函107师师长刘翰东，说明与张学良、王以哲前此约定之双方地域范围，要求该军务必停止继续向前推进。为了能够证明双方高层已建立统战关系，李克农这时不惜将王以哲与周恩来的通电直接出示给刘翰东等人，此举不免引起王以哲极度不满。而刘翰东也并不因见到王电即停止前进。他表示：无论从剿总命令角度，还是从指挥部下角度，都难以取消此次行动，不如红军适当配置兵力，迟滞东北军前进，“以释群疑”。李克农虽亲去蟠龙向刘说明情况，刘还是强调汤恩伯部正在大举西来，瓦窑堡终不可守，建议红军放弃，以便东北军能够取得宣传资本，不使南京方面怀疑。李则坚持东线之敌并无进占瓦市企图，“我军奉命决在官路坡、杨高坡、涧山地进行顽强防御，巩固瓦市”。这意味着刘师其实并不真的打算停止不进，红军亦不愿放弃瓦市，东北军和红军之间停息了几个月的战火，难免还会重新点燃。
6月15日，王以哲来电解释原委，并致以歉意，形势才又出现转机。据说此次东北军北进，完全是因为王以哲离开洛川，而西北剿总中蒋介石分子又乘张学良不在西安、王以哲不在洛川之机，发布进剿命令，并急催前进，致使前方东北军将领只得听令而行。故王以哲此时才得以在西安电令67军所属前进各师停止原地不动，并将此一情况通报给周恩来。17日，刘翰东果然发来信函，通知李克农107师已经收到王军长电令，并于现地停止前进。而后，刘翰东、吴克仁两师分别退出了进占的永坪、蟠龙两镇，使眼看就要发生的冲突终于得到化解。
然而事情却并未能因此了结。这是因为瓦窑堡这时事实上已经成为战区，不仅南面的东北军，而且北面的高双成部，特别是东面的中央军汤恩伯部都已距离瓦窑堡不远，瓦窑堡要确保不失几乎没有可能，这一点毛泽东也早已看得清楚。因为红军此时在陕北后方之兵力只有第29、第30军两个军，这两个军又都是新由地方独立团刚刚扩编而来的，即使撤回瓦窑堡一带驻防，不仅人员较少，而且战斗力也不强，要抵抗国民党军的进攻，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其实，毛泽东早在15日就已经作出中央机关全部随主力西撤的具体部署。命令称：“甲、东北军现三路向瓦窑堡前进，昨日其左中两路已抵安塞、蟠龙，右路达下步塔，今日可到永坪。清绥敌人亦有配合前进可能。乙、估计到瓦窑堡迟早必失，我军决搬空瓦市，准备作战。中央及军委各机关准备移至洪德城河连湾一带，其辎重先行，并以杨家园子及吴起镇附近为转运休息地点。丙、军委决定：（1）恩来留守东线，指挥东面各军及地方部队抗击进攻敌人，并布置中央及军委转移。（2）德怀负责布置洪德城河连湾一带机关（红校在内）期于本月底完成。（3）林彪负责指挥沿途搬迁的机关部队并定十六日开始。”
幸亏15日作出这一决定，并且没有因为东北军的后撤而停止执行此一决定，否则中共方面的损失不知将有何等严重。这是因为瓦窑堡仅仅4天之后就在猝不及防中被国民党军占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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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党初衷（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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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是这样的。本来根据王以哲通报，中共中央已经得知，由山西西渡黄河的国民党中央军汤恩伯部将于20日开始由绥德方向向瓦窑堡推进。王以哲同时还明确表示：希望红军在瓦市不保时能够首先让东北军进占，以便东北军可以借此来向南京表功，显示东北军并未搪塞南京命令，以此掩南京耳目。而在红军方面，既然已经估计到瓦窑堡必失无疑，把它交给东北军而不是交给汤恩伯，也是最好的选择。因此，中共中央也很快答应了王以哲的这一要求。负责瓦窑堡防务的周恩来虽寄希望于汤恩伯部不会倾巢而来，这时也不能不做相应准备，明确通知东北军不要远撤，以便必要时能让东北军而不是让汤恩伯进占瓦窑堡。双方并且约定，一旦两军靠近时，应各自向天放枪，以资掩饰。至于东北军进入瓦市时间，则视红军东线情形具体商定。
可是，意想不到的是，因发现汤恩伯部仅派两团兵力西进，中共方面当天动员全部瓦市兵力“决心抗阻之”。故电告王以哲：“兄部是否须要进入瓦市，俟弟与张先生见面时再定。十日内兄部在蟠龙、肤施间集结修路筹粮为便。”而当天王以哲因已得到周恩来前报，即照中共中央的建议向西北剿总谎报67军已占领瓦窑堡。结果，东北方向从山西西渡而来的中央军汤恩伯两团虽小心翼翼，进展缓慢，而位于瓦窑堡以北最近的石湾镇守军高双成第86师所属炮兵第2营和步兵营两个营却得到消息，在一个叫张云衢的营长的率领下，倾巢而出，打算乘机截击从瓦窑堡撤退出来的中共机关，拣些便宜。当这两个营的国民党军进到瓦窑堡附近时，得知瓦窑堡并不在东北军手里，防守瓦窑堡的红军主力又在东北方向设防抗击中央军，城内十分空虚，故当即打入城内，致使这个“红都”转瞬间不明不白地落到了高双成部队的手中。参见李海文整理《访问严民同志记录》。另高双成是继井岳秀死后接任第86师师长的。
等周恩来急调第29、第30两军及警卫营星夜回援之后，张部已经据城固守，红军因攻城乏术，只好转而围城，再请东北军刘翰东师以救援为名于23日开入瓦市。可是，在刘翰东想要占领瓦窑堡以向南京“表功”之际，未让其进占，如今再让刘翰东从高双成部队手中接防，其作用显然大不相同。尽管李克农这时去信建议刘不妨“夸大解张围之功，以坚宁方之信”，而刘翰东却对红军此举极端不满。其函称：“敝军虽入瓦市，以张云衢得机先的关系，于政治上毫无号召价值。关于此点，不能不谓贵方之失信！！！弟在蟠龙与兄见面时，曾再三声明：‘要送人情，必须干脆！’而贵方一再延迟，竟将良好机会，坐送他人！吾兄函谓：‘贵军此次入瓦，应夸解围之功，以坚宁方之信。’弟以为不夸尚佳，夸则实彰其丑而坚其不信！此事乃贵我两方最大之损失也！！！”红军与东北军两方关系此时之复杂与微妙，由此可见一斑。
瓦窑堡一事深刻地暴露出红军和东北军两军联合之事在东北军内部上下之间太不通气，不仅许多高级干部不明就里，而且与红军保持密切联络的王以哲等高层将领，也对两军联合之前途及意义缺乏深刻了解，因此只能更多地为东北军自身的利益着想，两方人员并没有形成真正的盟友关系，思想上还保持着相当的距离，其对红军的严重困难自然缺乏必要的同情与理解。甚至在东北军上层，这时也仍不乏愿意贯彻南京旨意之人。这使得联合改造东北军之事，远不像中共中央原来想象的那样简单，而张学良地位之关键也因而更加凸显。为此，中共中央一面强调“兄我两方关系似应详告兄部各师长及团长中之优秀者，以厚团结，以便联络”，一面急盼张学良能速回西安，从而“速定西北发动大计及其具体步骤”，担心久无联络，“是否发生意外”？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又多次电召刘鼎回陕北苏区开会商量如何加速在一月之内完成发动准备的重要问题，并请王以哲一并来安塞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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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党初衷（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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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个时候，张学良对中共的态度却又有了突飞猛进的变化。
张学良6月10日离开西安，先去兰州为邓发办前往新疆之各种手续，又于11日转去南京，至20日才返回西安。而回西安后的第三天，即22日，他就前往刚刚在长安县王曲镇开办的长安军官训练团，发表了前所未有的抗日讲演，开始实践他关于训练“佣人”的诺言。他在讲演中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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