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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4-10李敖系列之28北京法源寺-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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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锷点了点头。但他有一个疑惑，不能解决：
“不过，照老师为谭老师印出的《仁学》里，明明有他‘冲决网罗’的立论，他认为欲致人类于大同，非得先‘冲决网罗’不可。他说：‘初当冲决利禄之网罗’、次冲决俗学若考据若词章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学之网罗、次冲决君主之网罗、次冲决伦常之网罗、次冲决天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教之网罗、终将冲决佛法之网罗。’又说：‘君以名桎臣、官以名轭民。’又说：‘君主之祸，无可复加，非生人所能忍受。’又说：‘二千年来，君臣一伦，尤为黑暗否塞，无复人理。沿及今兹，方愈剧矣！’又说：‘君亦一民也，且较之寻常之民而更为未也。民之与民，无相为死之理；本之与未，更无相为死之理。……止有‘死事’的道理，绝无‘死君’的道理。‘死君’者，宦官宫妾之为爱，匹夫匹妇之为谅也。……况又有满汉种族之见，奴役天下者乎？，……由这些话看来，谭老师明明是有非君之见的、甚至有满汉之见的，但他却在得君行道的短暂机会后，做了太像太像‘死君’的悲壮行动。老师说谭老师宁肯一死的理由是多重的，其中‘死君’一重、为光绪皇帝一死的悲壮，是不是也占了重要的一重呢？甚至是唯一的一个理由呢？如果真的如此，那么关于谭老师殉难的解释，在五花八门之中，却以这说法更令人惊心动魄了。老师以为呢？”
梁启超坐在书桌旁，点着头，又用食指轻杵着头。他的头大大的、眼睛大大的，给人明亮睿智的感觉。在小学生蔡锷面前，明亮睿智之外，更洋溢着一股交情与默契。
“关于‘死事’与‘死君’的问题，在谭老师最后见我一面时，我们曾讨论过。谭老师基本上，是反对清朝的、反对皇帝的。所以在他著作中，我们看到他赞扬太平天国的革命，说洪秀全、杨秀清他们‘苦于君官、铤而走险，其情良足悯焉’；又赞扬法国大革命，说‘誓杀尽天下君主，使流血满地球，以泄万民之恨’……他的排满反帝言行，我们早在时务学堂时就感受到了。而一旦被清廷皇帝看中重用，他就‘酬圣主’式的殉死了，他前后有这样对立的转变，乍看起来，的确难以解释，而会被自然解释成他在‘死君’。但是仔细看去，我认为光绪皇帝在他眼中，已经不是狭义的‘君’了，而是广义的‘事’了，光绪象征着的是中华民族没有畛域之分，华夷共处、满汉一家；光绪象征的是变法维新、改革腐败政治的诚意；光绪象征的是自己不持盈保泰、不做自了汉、自了皇帝，而去自我牺牲救国救民；光绪象征的不是一个通常的皇帝，而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一个真正的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在谭老师眼中，光绪不是‘君’了，而是‘事’的象征，乃至是同大业共患难的朋友。他们之间已不是君臣，而同是伟大的中国人。正如谭老师书中所说的‘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谭老师因此患难有所不避、坐守待死，其实才正是他不肯一走了之的原因，站在‘则皆民也’的立场，他也不要单独丢下光绪在北京。当然，这也只是原因之一。刚才我说过，每种解释，其实都可以成立，你所认为的‘死君’原因，自是又加了一种。谭老师绝不是狭义的‘死君’，基本上，他是反对皇帝的。在这一点上，他死后十六年，你我又联手贯彻他的思想了。古人说：‘西方圣人，以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谭老师一生三十三年的短短生命里，就是以此大事因缘，出现于世，为我们中国人奋斗的目标，留下了南针与血证，他现身说法，为中国人留下伟大人格的榜样，叫我们去怀念、长想。这也正是他跟我们的因缘……”梁启超说着，泪光已经闪出来了。
蔡锷点了点头，“老师说得对，眼看就是干千万万中国人，颂王莽功德、上劝进表了；眼看袁世凯就当上皇帝了，这成什么话！全世界看中国人是什么东西呢？中国人全是没骨气没人格的了，这怎么行？”
“有你我在，就不让人把中国人看扁！”梁启超接过去，用力他说，“你我就分头努力去。事情成功，什么地位都不要，回头做我们的学问；事情失败，准备一死，既不跑租界，也不跑外国！”
就这样的，蔡锷从梁启超家里，化装逃往日本，转到他可以影响的云南，宣告起义，反对帝制；梁启超在半个月后也伺机潜往上海，转道广西、广东，游说响应云南。在千辛万苦中、在九死一生里，最后达成了廷续民国命脉的目的。可是，起义者本人，却付了相对的代价，“洪宪皇帝”袁世凯在六月羞愤而死，活了五十八岁。蔡锷在五个月后，也积劳而亡，他死在日本医院里，只活了三十五岁。
在梁启超、蔡锷师生二人联手行动的同时，梁启超的老师康有为也加入了。康有为在云南起义时，一面秘密写信给蔡锷，叫他设法收复四川；一面变卖房地，以为资助。梁启超高兴他老师也参与这一行动，但是，当他发现康老师的真正目的是在打倒袁世凯后，把清廷皇帝复辟，他震惊了。在蔡锷死后，康有为以太老师的身分，写了一对挽联，内容是：
微君之躬，今为洪宪之世矣。
思子之故，怕闻鼓鼙之声来。
“闻鼓鼙而思良将”，这是康有为的满腔心事。但是，他没有良将，他只是光身一人。虽然如此，他却毫不灰心，他仍要为中国设计前途。五年前，几千年有皇帝的古国，一朝不再有皇帝了。共和、共和，共和变成了时髦的口号。孙中山在南京做了临时大总统，向北京提出了和议条件，要求清朝皇帝退位，宜统皇帝退位了；北京方面，军政大权落到袁世凯的手里，经过暗盘的谈判，孙中山把总统让出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了临时大总统。中国这么大的国家，竟被革命党和老官僚这样私相授受，怎么可以呢？中国交给孙中山，固然可虑；交给袁世凯，岂不也半斤八两吗？
从帝国转到了民国，中国在形式上有了些进步。留了三百年的辫于，给剪了；行了几千年的阴历，给阳了；国旗根据清朝的五色官旗，给改成了五色旗；称呼也不“大人”、“老爷”了，给改成“总长”、“先生”了；旧有的官制，也一一给改成新名目了……
不过，这些进步多是形式上的。政府反对小脚，可是有人还在缠；政府反对鸦片，可是有人还在抽；政府反对刑求，可是有人还在打；政府反对买卖人口，可是有人还在买来卖去……民国呵，它离名义的帝国业已遥远，它离实质的帝国却还那么接近。它在许多方面，只是帝国的代名词！
有一点倒是真的遥远了，那就是全国上下对中央的向心力，那种向心力，几千年来，都由皇帝集中在一起，构成了稳定国家的基本模式。可是，民国到了、皇帝倒了。强梁者进步到不要别人做皇帝了，却没进步到不要自己做皇帝。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就是自己要做皇帝的一个。
康有为早就看出这种危机，他在新旧交替的当口，大声疾呼，做救亡之论。可是，在众口一声并且这一声就是革命的排山倒海里，竟没有人肯登、也没有人敢登他的文章了。他住在日本，五十多岁的年纪，却已投闲置散。他的心情是苍茫的。他四十岁以前，守旧者说他维新；他五十多岁以后，维新者又说他守旧。并且这种说法，早就开始了。他五十多岁时发生辛亥革命，中华民国成立之日，更是他康有为出局之时。当年别人守旧，他搞维新，大家还附和他；可是当别人排满，他却保皇；别人革命，他却“反革命”；别人共和，他却君主立宪的时候，他就显得太不合时宜了。别人只能知道第一阶段的他，却不能知道第二阶段的他。不过，康有为却是不肯怀忧丧志的，没人印他的文章，他自己在中华民国成立那年，就创办了《不忍》杂志。这杂志每月出一本，都是他自己写的，每本约七八万字，他用一个人的力量，大声疾呼，要唤醒别人。不过，二十年前，他唤醒的对象，是一个皇帝；二十年后，他唤醒的对象，却是千千万万的众生。不同的是，皇帝被唤醒，可是皇帝救国有心无力；而众生呢，却根本唤不醒他们，他们千千万万，只是梦游的患者。结果呢，有心无力的，变成了康有为自己。但是，难道他从此就停止了么？不会的，还是要找些志不同而遭合的人们，来救亡图存。早在辛亥革命之际，他亡命在日本，就写信给革命党领袖人物黄兴——就是当年派同志上北京想把谭嗣同接走的黄轸，也就是黄克强，提醒他中国是几千年的君主国，骤然变成共和国是会惹出麻烦的，不如学英国学日本，以立宪的君主国，来长保恒定。他认为这种“虚君共和”中最理想的虚君是孔子的后裔。但是这种迂阔的意见，谁又听得进去呢？
辛亥革命后，一晃五年了，他所预言的革命会给中国带来麻烦，好像说中了。他决心再把中国给调回头来。现在，有一个做虚君的人选，也相当合适，那就是被废除的中国末代皇帝溥仪。溥仪的缺点在他是满族人，但优势也正在他是满族人。满族统治中国，已经有两百六十八年的历史了。这一历史背景正好表示了它的稳定性。溥仪是光绪皇帝的继承人，他的年号是宣统，宣统不到三年，中华民国就成立了，溥仪变成了逊帝，溥仪手下的王公大臣变成了遗老。遗老中有很多很多效忠清室的“顽固分子”，他们无日不想复辟，把现在扭成过去，但是，他们手无寸铁，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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