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83-图说-开国大帝-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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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坚即位之后，命令杨素、裴政等十多人修定刑律。裴政为主，上采魏、晋旧制，下及齐、梁，以“以轻代重，化死为生”为指导原则，制定了《开皇律》。废除了前代枭首、车裂、鞭刑等酷法，除了犯谋反罪，一律不用灭族之刑。律文仅五百条，极为简要。刑名分死、流、徒、杖、笞五种。死刑只分绞、斩二等；流刑分一千里、一千五百里、二千里等；徒刑分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半等；杖刑分杖六十至杖一百五十等；笞刑分笞十至笞五十五等。此外，又有“十恶”不赦之条：即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等，凡有犯者皆从重治罪，均不赦免。　　　　
　　　　公元586年，杨坚又下令废除孥戮、连坐之法。孥戮之法，原见于《汤誓》，连坐创自商鞅，这是两种十分野蛮残酷的刑法，至隋终于全被废除。公元592年，杨坚又下诏：死罪囚必须报经大理寺复审，各州县不得自决死罪，不得在当地处决。同时又规定，死罪须经过三次奏请，才能行刑。民众有冤屈可以逐级上诉，直至诉至朝廷。　　　　
　　　　杨坚是个非常清明的开国君王。他采取的是“官严民宽”的政策，对各级官吏往往小罪重罚，可以不依法律，在朝堂上任意诛杀。而对民众犯罪，用心却是平恕。杨坚认为，官吏本负有治国安民之责，拿着国家俸禄，知礼知法，如渎职犯罪，必须严处。平民一年四季，耕作劳苦，自食血汗，知礼知法者不多，犯罪可以从宽。杨坚晚年，对待官吏更严，诛杀尤甚。　　　　
　　　　杨坚在改革刑律的同时，对兵制也进行了相关的改革。魏晋以后实行府兵制，其特点是士兵以战争为职业，完全脱离生产。府兵制在和平时期为了维持军队的训练，要消耗大量人力物力。北周与北齐对峙时，由于人力物力不及北齐，宇文泰便创立了府兵制。府兵来源于农民中的强悍者，平时从事生产，本身免除租税，农闲时进行军事训练，战时由邻居六家供给军需。府兵制寓兵于农，但又自立军籍，不编入民籍，不属州县，可以随时调发，家属也随营居住，不入民户，随军流移。这比完全依靠军饷为生的坊兵制有节省军费的优点。因此，府兵制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　　　　
　　　　公元590年，杨坚对府兵制进行了重要改革，规定军人和家属都隶属于州县，垦田和户籍，与一般农民一样，也可按均田令分得土地。这样，军人和家属就有了固定的居所，可以从事农业生产。军人本身仍旧保留军籍，属于军府统领。军府是府兵制的基本组织单位。隋制设立十二卫，即左右翊卫、左右骁骑卫、左右武卫、左右屯卫、左右御卫、左右候卫，各卫置大将军，为府兵的最高将领，总统于皇帝，各卫下辖军府。　　　　
　　　　杨坚改革后的府兵制，把兵制和均田制结合起来，改兵农分离为兵农合一，寓兵于农，平时生产，战时打仗。既增加了农业生产劳动力，又减少了军费开支。


《图说…开国大帝》　　隋文帝杨坚均田租赋　筑仓积谷

　　　　杨坚即位后，在经济方面的措施首先是继续推行均田令。农民受田，仍按北齐的方法，每丁受露田（即规定种植粮食的耕地）80亩，桑田或麻田20亩，妇女受露田40亩。露田在人死后交还国家，桑田或麻田可传给子孙。丁牛一头受田60亩，一家限牛四头。但杨坚的均田制在执行时并不彻底，田“均”得相当有限。因为周武帝遵循齐制，杨坚也遵循齐制，实际上就是承认富贵人家已占田地的合法性。　　　　
　　　　杨坚派遣使官到各地推行均田法，地少人多的地方，富豪们想方设法抵制均田，甚至有人发动叛乱，杨坚乘机发兵镇压，然后没收其田地，分给无地的贫民。或者是鼓励农民向地广人稀的地方迁移，大量垦荒。从公元598年到605年，全国的耕地面积大为增加。　　　　
　　　　与均田相联系的是租赋的调整。杨坚数次下诏减免徭役和租税。租赋一般以床为单位，丁男一床，纳租粟三石，桑田调绢一匹，绵三两，麻田纳布一端，麻3斤。单丁及奴婢纳一半租税。在徭役方面，每丁男每年服役一个月。不久又下令减轻租赋徭役，成丁年龄由18岁提高到21岁。每年服役时间由一个月减为20天，调绢由一匹减为2丈。后来又允许50岁以上的人可以输庸代役，即交纳布帛代替力役，这些措施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为了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杨坚在建立隋朝后，采用了两项措施，即“大索貌阅”和“输籍定样”。　　　　
　　　　大索貌阅是根据年龄和面貌来检查户口，是不是隐瞒了，或者报了虚假年龄。　　　　
　　　　杨坚首先设立三长，作为控制户口的基层组织，即在畿内设保长、闾正和族正，在畿外设保长、里正和党长，令他们负起检查户口的责任。公元585年，多查出443　000丁，1　641　500口。　　　　
　　　　此外，对于那些依附于豪强的农民，杨坚颁布“输籍之法”。由政府规定各农户的等级，从轻征收其租税的数量，使那些浮客知道自己的劳动大多被强家所侵占，现在政府从农户手中征收的租税，要比他们被强家侵占的少。这是一种皇帝从豪强地主手中争夺农户的策略。　　　　
　　　　“输籍之法”公布以后，过去依附于豪强地主的农民，现在纷纷脱离豪强，向地方政府报出自己的户口，向政府缴纳租税。于是，隋朝的丁口大增，国家租税的收入也以惊人的速度增加。　　　　
　　　　轻征租赋，户口剧增，隋朝的财政收入也在急剧增长。经过几年时间，府库藏满，只好堆积在廊庑之下。丰收之年不忘灾荒。杨坚命人在洛阳、河南、河北等地大造粮仓，广积谷物，以防凶年。隋文帝筑的粮仓有两类：一类是官仓，一类是义仓。　　　　
　　　　官仓为国家掌握，内储租米，供朝廷之用。隋文帝建都长安，关中粮食不够京城消费，漕运又受到三门峡的阻碍，一遇荒年，关中军民便没有粮食。公元583年，隋朝在卫州筑黎阳仓，陕州筑常平仓，在华州筑广通仓，三仓逐次转运，供给关中。后来，隋朝迁都洛阳，又在洛口筑兴洛仓。　　　　
　　　　义仓也称社仓，是民间自筑的公共粮仓。公元585年，杨坚采纳大臣的建议，初置义仓。义仓设在乡间，不让州官管理，开仓方便，一遇灾荒，随时可以开仓，就地赈给。公元596年，又令诸州百姓及军人收获时，按照贫富分为三等，各出粮若干，在当地筑仓储蓄，委托乡官管理。　　　　
　　　　官仓可以防大灾，义仓可以防小灾，城乡共置粮仓，官民共同管理。这种积谷防灾的办法，确是杨坚的又一高明之处。　　　　
　　　　由于有了这些有效的措施，所以，整个隋朝都是很富足的。


《图说…开国大帝》　　隋文帝杨坚猜忌功臣　佞信佛道

　　　　杨坚代周建隋，北抚突厥，南灭陈国，完成全国统一，在政治、经济等领域进行一系列成功的改革，是一个很有作为的皇帝。但是，杨坚又有猜疑、苛察、喜怒无常的一面，他迷信佛道，废除学校对于社会发展产生不好的影响。　　　　
　　　　杨坚做皇帝，使用了阴谋诡计，由独揽朝政发展为取周自代。由此，杨坚也把它作为教训，在避免使宗亲、亲信把持大权的同时，极力加强自己的专制统治，对朝廷百官，特别是功勋卓著的大臣，时刻保持高度的警惕，对他们的言行密切注意，惟恐他们也采取同样的手段，颠覆杨家的天下。　　　　
　　　　杨坚在开国初期成功地排除了曾为他做皇帝立下汗马功劳、但实际没有治国能力的刘防、郑译等人，使用了苏威、李德林等一批真正能帮他治国的人才。在隋文帝巩固统治的同时，他所重用的文臣武将都获得了高官勋爵，但他们又引起了杨坚的猜疑。至杨坚晚年，开国功臣、平定三方武装反抗的地方将领、南平北抚的文武大将、帮他在中央主持一系列改革的重臣，已所剩无几，或遭杀戮，或被废弃，大部分都没有明显的恶迹，只是充当了杨坚猜忌的牺牲品。　　　　
　　　　梁睿本是北周旧臣，在征讨王谦时立下大功，出任益州总管。只因他在益州颇得人心，杨坚便怀疑他有地方割据之意。梁睿也深知杨坚怀疑自己，便主动辞去益州总管的职务，到长安去做京官，接受杨坚的直接监督，终因招致非议，被免官。　　　　
　　　　王世积也是北周官僚，在平尉迟迥和灭陈时，数有大功，进位上柱国。王世积亲眼看到许多功臣被杀，从此嗜酒如命，不参与任何政事。公元599年杨坚征辽东，王世积的一个亲信皇甫孝谐犯罪，被官府缉捕，投奔王世积，王世积没有接收。皇甫孝谐被捕，判以发配。为报复王世积不肯包庇，皇甫孝谐诬陷王世积谋反，杨坚明知并无任何根据，仍下令处死王世积。　　　　
　　　　高与杨坚的关系非同一般。高的父亲本是独孤信的部下，被赐姓独孤氏。杨坚的妻子是独孤信的女儿，故杨坚和高的关系一直十分融洽。杨坚在实施废周静帝自立为帝的过程中，高是高参。杨坚做皇帝后，高被任命为尚书左仆射。政治、经济改革的许多重大决策，杨坚都得之于高。高是杨坚最得力的助手。杨坚对高也非常信任，常把高比作镜子，说他可以矫正自己的过失；有人说高的坏话，杨坚一律不听，甚至治告状者的罪；对于高，杨坚封官职，晋爵位都到了极限，赏赐的财物更是无数。杨坚晚年对长子杨勇越来越不满意，准备把帝位传给次子杨广。高却反对废杨勇而立杨广。杨坚为削弱杨勇的力量要从东宫挑选卫士，高不同意。因为杨勇的女儿是高的儿媳妇，若杨勇继位，高则是地位显赫的皇亲国戚。杨坚认为高坚持让杨勇做皇帝并为其着想实是想效仿自己代周的办法取代隋朝。不久，杨坚以别人告高谋反为由将其贬为平民。　　　　
　　　　杨坚不仅提倡佛道，对当时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