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83-图说-开国大帝-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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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知道你为什么能做天子吗？”赵匡胤觉得现在不是讨论这一问题的时候，所以“呜噎不能对”，但太后偏要他回答，他只好应付道：“这都是祖宗和太后积德积功的结果。”太后严厉地说：“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你能做天子，那是因为周世宗死后继位的国君年幼的缘故，如果当时是一位成年皇子继位的话，你能当上天子吗？我想将来你传位时，就应当传位给你弟弟光义，立年长者为国君，是社稷之福呀！”后来，太后遗嘱藏于金匮之中，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金匮之盟”。　　　　
　　　　在太后逝世的第二年7月，赵匡胤的弟弟赵光义就以泰宁军节度使、大内都部署的身份被任命为开封尹、同平章事。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任命，因为在五代时期，凡皇位的继承人都要封王任开封府尹，赵光义此时虽未封王，但其任开封府尹已经隐然有继位人的地位了。这不但是宋太祖贯彻太后临终遗嘱的一个重要步骤，更重要的是，宋太祖希望通过此向他的大臣们表明，在未来的皇位交接中，是不会再出现那种“主少国疑”的局面了。


《图说…开国大帝》　宋太祖赵匡胤削弱相权　官不久任

　　　　宋太祖在军事制度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之后，在对如何驾驭群臣方面，也采取了一系列相应的政策，以巩固皇权。　　　　
　　　　宰相在封建社会中央集权制的政府机构里，是一人之下而万人之上，统率百官，总掌政务，权倾朝野。相权过重，往往对皇权造成一种威胁。因此，历代帝王总是采取手段，削弱宰相的权力。　　　　
　　　　宋太祖赵匡胤在削弱相权方面，有自己的高招。　　　　
　　　　一是设置副相削弱宰相政权。即在宰相之外，又设置一个参知政事，即相当于副宰相。开始时参知政事只是一个陪衬，并没有什么权力，不用押班、知印，也不设政事堂。后来太祖见宰相赵普专权过重，开始给副相以押班、知印、升政事堂的权力，与宰相轮流充任，使副相地位大大提高。与此同时，宋太祖又采取灵活方式，降低宰相的待遇。在他刚登皇位时，宰相上殿奏事，太祖都让座献茶，商谈国事。后来宰相范质上殿奏事，太祖照例赐座，可开始奏事时，太祖说：“我最近眼睛有些昏沉，请把奏章拿近来我看。”范质便离开自己座位，走近太祖，太祖暗中吩咐宦官，把宰相的座位撤去。从此以后宰相见，也只能站着和皇帝说话了。　　　　
　　　　二是设置“二府”，分割宰相兵权。二府，指宰相府之外，又有一个枢密院，形成宰相府和枢密院两府牵制局面。在五代时期，枢密院的权力都在宰相之上，是宰相之外复有宰相。宋太祖时，将枢密院权力改为执掌调兵大权，凡军国机务、兵防、边备、戎马等政令，都由枢密使主持，和宰相对峙。太祖设制，每逢入朝奏事，两府错开，互不相见，各说各的。这样就使皇帝能在双方的奏情中对比分析，掌握实情。从此，分割了宰相的兵权。　　　　
　　　　三是设置“计相”，分割宰相的财权。旧制时，宰相统辖军、政、财权。宋太祖时，设三司使，夺其财权。三司原属旧制官职，负责盐铁、度支、户部，平衡全国的财政收支。太祖有意提高三司的地位，号称“计省”。由三司使主持三司政务，其地位仅次于宰相，人称“计相”。这样就剥夺了宰相的财权。　　　　
　　　　另外，宋太祖还采取“官职分离”、“名实不一”的方法，干扰相权，使宰相无法行使统率百官的权力。如侍郎和给事中，并不负责本省的政务。司谏官如果没有皇帝的特旨，也不能过问谏诤之事。连中央政府的三省主官，也只有奉旨才能行使本部的范围之权。即所谓“官无定员，员无专职”，至于仆射、尚书、丞、郎、员外，居其官而不知其职者，更是常有的事。在这一制度下，“官”、“职”和“差遣”是有明确区分的。“官”，是品位的一种名称，并无实际的权力，如中书令、尚书令，官位很高，但无权参与朝政。“职”，是具有某种权力的标记，某一职位，具有什么样的权力，但并无固定人员，无论你是什么“官”，只要让你担任此“职”，便具有此“职”的权力。“差遣”，指受到指派，某人可以行使何种职权，这就是具有了实际权力，可以“治内外之事”。如中书令、侍中都是“官”，只有带有上级的“差遣令”，方能担任宰相或行使其他实际权力。“差遣”的变动性很大，一个官员要随时听从“差遣”，接受新职。宋太祖就是通过这样的手段，来削弱宰相的权力的。　　　　
　　　　宋太祖在剥夺了中央几位重要军事将领的兵权之后，又运用赵普“削夺其权”、“制其钱谷”的策略，解决地方的藩镇遗患。　　　　
　　　　宋太祖逐步改由文臣代替军人执掌一州行政。文臣代替武将执掌一州政务，宋太祖也并不是很放心。因此，他任命的知州，前面往往加上“权知”二字，以使他们明白“名若不正，任若不久”，以扼制他们专权的野心和地方势力的抬头。与此同时，在“知州”之外，另增置“通判”一职，这是赵匡胤在经过精心考虑后采取的一个重要措施，是他在削弱相权时采用的手段在地方政权中的继续应用。通判一职在本州中地位相当高，权力也很大，有权过问州中的一切政务，并可同知州分庭抗礼，直接传达中央。但有的通判往往以“监州”自居，说：“我是朝廷派来监视你的”，以示权重知州。后来有人告诉宋太祖，通判权力太重，不利于知州行使地方职权。太祖才又下令，没有知州与通判联名签署的政令，不能实行，这就使二者互相牵制，听命于中央。　　　　
　　　　县级机构，五代时期多由军人把持。虽然军人任县令的不多，但由于节度使委派“镇将”，这些“镇将”往往干涉地方政务，县令任免官吏，也往往要征求他们意见。他们每年利用征集军粮名义，在一县之中横征暴敛。“镇将”们利用掌管盗贼、斗殴之权，肆意欺压百姓，以至形成了“事权旁落，县官失职”的局面。为了扭转这种局面，宋太祖令吏部选派强干官吏，分到各县担任县令，抑制地方军人的跋扈势力。同时又在每县设置“县尉”一职，专门负责一县之内盗贼、斗殴等事宜，“镇将”不得再行插手。从此，县令才真正成为一县之长，总管县境的民政，平决狱讼、催收租税、劝课农桑。军人干预地方政务的现象得到有效的控制。　　　　
　　　　宋太祖这一套用官原则，对于巩固中央集权来说，是一种有效的政治措施。


《图说…开国大帝》　宋太祖赵匡胤巡缉窥伺　宽仁为治

　　　　为了更好地巩固统治，赵匡胤密派亲信分赴各地，巡缉窥伺各地官吏，制治于未乱之时。赵匡胤是依靠阴谋手段夺取后周政权的，因此，他十分惧怕反对势力也像他一样，秘密积蓄力量，推翻他的统治。其实，当时确实有一些军人实力派，蠢蠢欲动，阴谋颠覆赵宋。为了防患于未然，宋太祖从登基之初，就大量派遣亲信军校，分赴全国各地，窥探有关各地官吏的情报。这种特务活动，曾使得众多官吏胆战心惊。例如驻真定（今河北正定）的节度使郭崇，听说赵匡胤做了皇帝，非常愤懑，以至悲伤痛哭，被察探窥知，立即报于太祖。太祖立即派人前去查处，使郭崇未敢轻举妄动。驻在蒲州的杨承信，暗中准备武装暴动，太祖以送生日礼品的名义，派密使前去侦察。杨承信惧怕暴露，未敢起事。　　　　
　　　　对于居住京城的官吏，宋太祖防范更严。大街小巷，到处都布满密探，他们随时随地监视各级京官。除了派密探侦察各级官吏外，对位居重职的官员，宋太祖还经常亲自外出，改扮普通人装束，暗中巡察。他私访的对象，大多是旧勋功臣，看他们有无谋反之心。由于宋太祖实行这一套严密的特务系统，使他对各级文武官员的举动，了如指掌，有力地巩固了皇帝集权。　　　　
　　　　宋太祖控制大臣，在制度上规定甚为严谨，但他为人宽宥，从不滥施刑罚，暴杀大臣。即使有人犯罪很严重，也不忍心诛杀。如对待周室旧臣、藩镇降王，一律实行宽大政策。　　　　
　　　　宋太祖不仅对自己的部将宽仁，对降王也同样宽仁。除了从制度上限制有功之臣的权限之外，多以金钱美女、田地宅院予以安抚。“杯酒释兵权”就是例子。还有一次，太祖在后苑挟弓弹雀，忽有大臣急事求见。宋太祖赶忙跑去，接过奏章一看，原来是件很普通的小事，便责怪大臣说：“这桩事情，怎么能说是急事？”大臣反驳道：“这同弹雀相比，当然是急事。”太祖大怒，拿起弓朝大臣嘴上捅去，把其门牙打下两颗。大臣一声不吭，捡起牙齿，放在怀里。太祖问：“你岂要告我不成？”那人说：“不敢控告，自然有史官会记载的。”一个宦官劝太祖杀了这个敢顶撞皇上的大臣。太祖没有听，而是沉思片刻，不但不杀，反而赐给大臣一些金帛，给予慰劳。　　　　
　　　　宋太祖作为一个封建帝王，“宽仁”总是有限度的，那就是无论是旧臣、部属，其行为不能危及皇权，如果触及了皇权统治，决无“宽仁”可言。如对反抗宋政权的后周残余势力李筠、李重进，都予以诛杀。宋太祖控制朝臣，手中拿着两个武器：一是金钱、地位，二是屠刀，这都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最能说明问题的是王全斌事件。王全斌因平蜀有功，受到太祖嘉奖。后来，他又因贪污钱财引起了西川兵变，被判死罪。后来被赦，宋太祖又恢复了他的节度使职。宋太祖还向他道歉说：“朕因江左未平，怕南征众将不遵守纪律，委屈你几年，为朕立法，现已攻克金陵，还给你的节度使。”宋太祖深知“攻心为上”的政治策略，这比起那些只以屠刀治理天下的暴君来说，确实高明得多。


《图说…开国大帝》　宋太祖赵匡胤平定割据　治国安民

　　　　五代时期，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