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回忆录-第1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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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第一次见蒋经国是抗战胜利后在北平行辕主任任内。经国那时为办理青年军常在北平视察，特来谒见。因我与他父亲曾有金兰之盟，所以他口口声声尊称我为”李叔叔“。他那时曾告诉我留苏十四年的经过。据他说，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肄业，后转入列宁大学深造。结业后，被派在苏联一所工厂内当副厂长。我乃故意问他道：”据我所知，自’九一八‘沈阳事变之后，日本侵华日亟，中苏因而恢复了邦交，闻蒋委员长曾命驻苏大使向苏联外交部口头交涉，欲调你回国服务，你为何迟迟其行？“经国说：”李叔叔，你知道苏联的新闻是被政府统制的，不过日子久了，我也辗转听到这消息，乃决心尽一昼夜的时间驶车逃到中国大使馆。苏联秘密警察确实非常厉害，随即有便衣警察在大使馆周围监视，倘不慎外出，必被逮捕无疑。“
　　我问：”若被逮捕，结果如何？“
　　经国说：”那就惨了，一定押解到西伯利亚做苦工，不病死也要冻死。好在使馆是有治外法权的，警察不敢擅入搜查，故得幸免于难。“
　　我又问：”后来你用什么方法回到中国呢？“
　　他说：”化了装，混入大使馆的专机飞回的。“
　　其实他在苏联时早已加入共产党，为稍留心时事的人们所周知。但他回国之后，并未宣布脱离共产党，故特意对我撒谎，以掩蔽其共产党员的身份。以经国与蒋先生的关系，斯大林如不让他回国，而他居然能溜进中国大使馆，并化装潜上飞机，逃回中国，那么以效率出名的苏联秘密警察机关也可关门大吉了。忆民国二十九年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的女婿屈武少将参谋，奉命到鄂北第五战区视察苏联军事顾问工作成绩时，曾告诉我说，他与经国乘同一飞机回国，首途之前，经国曾蒙斯大林召见，并赠以手枪一枝。我说：”你何以不被召见呢？“屈君笑答道，他尚未有召见的资格。足证经国是在对我撒谎。
　　此次我请蒋先生吃饭，原是一番好意。无奈蒋生性多疑，更因惯于暗算他人，深恐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故授意经国严为防范，致造成类似”鸿门宴“的紧张场面，使我有啼笑皆非之感。
　　（三）
　　广东保卫战发展至十月中旬已不可收拾了。共军自赣南分两路入粤：一路自南雄一带越大庾岭，大庾守军为沈发藻兵团，战斗力过于薄弱，不战而溃。十月七日共军跟踪进入粤北门户的曲江，沿北江及粤汉路南下。另一路则自大庾岭东麓绕至东江。胡琏兵团早已远遁厦门、金门，东江已成真空地带，共军第四野战军乃得以旅次行军姿态，自东江向广州进逼。余汉谋部只是一支训练未成熟、械弹两缺的部队。共军一到，即不战而退。广州因而危在旦夕。至此，蒋先生始循人民团体之请，敷衍面子，自海南岛刘安琪第九兵团中调一师人北上援穗。该师刚在黄埔上岸，共军已迫近广州郊外。上岸之兵旋又下船，原船开回海南岛。不久，竟索性全部调往台湾去了。
　　当广东全境失守已成定局之时，我检讨战局，实愤懑不堪。深觉蒋先生如稍具良心，局面不会弄到如此之糟，溃败不会如此之速。蒋氏见他破坏防守广东的计划已圆满成功，复施展诡谲伎俩，在黄埔召见白崇禧，故弄玄虚，说那番言不由衷的鬼话，想来令人发指。就于是时，他决定离粤回台北，我因而打算在国府再度搬迁之前，认真地教训他一顿，稍抒胸中积愤。
　　约在九月中旬，一天我特地打电话约他单独谈话。蒋乃约我到梅花村他的行馆（前陈济棠的公馆）晤面。该私宅是一座大洋房，四周有围墙环绕，另有数座小洋房在四周拱卫，为随员及卫士的住宅。抵达梅花村之后，蒋引我走上二楼一间大客厅内坐下，侍役奉上茶水即退下楼去。
　　我二人坐定后，我对蒋先生说的第一句话便是：”今天我是以国家元首的地位来对你谈话。“我之所以要郑重提出这一句，是因为蒋先生独裁专制数十年，平日所见所闻都是一片奉承之态，阿谀之言！只有他教训别人，断无人敢对他作任何箴规，更谈不到疾言厉色地教训他了。这次我自思或是与蒋最后一面，然当今之世，论公论私，我都是唯一可以以教训语气促其反省的人。所以我首先便搬出国家的最高名器来压抑他”舍我其谁“妄自尊大的心理，而服服帖帖地静听我对他的指斥。
　　在蒋先生默坐静听之下，我便把他过去的过失和罪恶一件件地数给他听。我说：”因为国事已至不可收拾地步，不得不畅所欲言。“接着我便说：”你过去每把事弄糟了，总是把责任和过失推到别人身上。例如东北’剿共‘的失败，徐蚌会战的全军覆没，你说是军队不听你指挥；又如发行’金圆券‘，引起全国经济恐慌，人民破产，自杀成群，你不躬自反省，反责备人民不拥护你的经济政策；再如你纵容特务，滥捕学生及爱国人士，引起舆论指摘，你不自疚，反说是本党同志不听你话所使然……几此种种，真不胜枚举！“
　　接着，我又检讨他在政治上造成的过失。说：”你主政二十年，贪赃枉法之风甚于北洋政府时代。舆论曾讥评我们为’军事北伐，政治南伐‘。其实，此种评语尚是恕辞，因北洋官僚政客对舆论抨击尚有所畏忌，而我国民政府则以革命旗帜为护符，凡讥评时政的，即诬为’反动分子‘，以致人人钳口，不敢因片言惹祸。你对此情形竟亦熟视无睹，明知故纵！“
　　”记得在南京时，魏德迈特使曾在国府饯行席上痛诋中国官员贪污无能。他作为一外国官员公开侮辱我政府，实不成体统，时与会众人中，竟有当场掉泪者，不知你亦有所闻否？究作何感想？“
　　我亦提到他在我秉政之后幕后掣肘的情形，说：”你此番已是第三次引退，你当时曾对张治中、居正、阎锡山、吴忠信各人一再声明，五年之内绝不过问政治。此话无非暗示我可放手去做，改弦更张，不受你的牵制。但事实上你所作所为却完全相反。不仅在溪口架设七座无线电台，擅自指挥军队，且密令京沪卫戍司令汤恩伯亲至杭州逮捕浙江省省主席陈仪，并派周碞接替。嗣到台湾之后，复命汤恩伯到福建挟持福建省省主席朱绍良离闽，擅派汤氏代理福建省省主席兼绥靖主任。凡此皆属自毁诺言、目无政府的荒唐行为！“
　　我更进一步解释道，即使不谈国事，专从蒋氏的自私心而言，蒋氏的宠信汤恩伯亦属宠非其人。因汤氏曾受过我指挥，我知之甚详。论品论才，汤氏任一师长已嫌过分，何能指挥方面大军？汤的为人，性情暴戾，矫揉造作，上行下效，所部军纪荡然。抗战期间，河南民谚曾有”宁愿敌军来烧杀，不愿汤军来驻扎“的话。我并举例以说明汤的暴戾。抗战时，某次汤自河南叶县乘汽车往界首视察，因雨，乃自洛河改乘小轮船东驶。启碇时，船身碰及囤船，稍为震动，此亦常事。不意汤氏竟大发雷霆，饬该船公司经理前来责询，在大骂奸商之后，竟拔出手枪将该经理当场击毙。一时传遍遐迩，叹为怪事。斯时我驻防老河口，听人言及此事，犹以为汤纵暴戾，当不致任性若此。然言者谓，彼时汤的总参议沈克在旁目击，可为证明。后来我在北平行辕任上，某次沈克便道过访，我偶尔想起此事，以问沈氏。沈克叹息说，他那时以为汤总司令不过装模作样，持枪恐吓而已，谁知他竟认真开枪，轰然一声，对方已应声倒地。沈氏想抢前劝阻，已来不及了。沈克并说在抗战期间曾追随汤氏数年，类此任性杀人之事已是家常便饭，不足为奇，言下不胜慨叹之至。我就以这个小例子向蒋说：”像汤恩伯这样的人，你也倚为心腹，能不坏事！“
　　蒋先生默坐听我历数其过失时，面色极为紧张尴尬。当我有所责问时，他只是唔唔诺诺，讷讷不能出口。可是当我说完汤氏这段故事时，蒋氏面色反显和缓。原先我曾预料，以蒋氏的个性与历史，在我严厉教训之下，必定要反唇相讥，和我大闹一番。初不料他听完我的责备之后，面色转现轻松，并问沈克现在何处。此时我当然亦不知其下落。
　　最后蒋氏竟含笑向我道歉说：”德邻弟，关于撤换福建省省主席朱绍良一事，是我的错误，请你原谅。“于是我也只好说：”事情已经过去，不必再去记忆吧！“
　　这时我心里忖度，以蒋先生唯我独尊的一生，今天受到如此严厉的诘责，居然能容忍，不至咆哮和反唇置辩，可能是因为我开始便声明以国家元首身份对他说话之故。蒋先生专横一生，目无法纪，此次或能因我一言而悟及国家尚有名器，非他一人所得而私也。
　　我见其低首认错，遂不再多言，起身告辞，他亦跟随下楼，送我登车而别。
　　第八编：从全盘胜利到彻底溃败
　　第七十一章：国府最后播迁，大陆全部沦陷
　　（一）
　　10月10日国庆时，广州已微闻炮声。国民政府各机关早已决定迁往重庆，由民航飞机分批运送，笨重物件则循西江航运柳州，再车运重庆。10月12日共军已接近广州市郊，我本人才偕总统府随员乘机飞桂林，翌日续飞重庆。
　　广州撤退时情况极为凄凉，因为我本人坐镇至最后一刻，市内人心尚称安定，败退的国军亦无抢劫情事。唯广州警备司令李及兰最后撤出市郊时，竟命令工兵将海珠铁桥炸毁，实属不该。此事徒贻共军以宣传口实，于军事毫无裨益。
　　共军占广州后，旋即分两路向西进袭。一路循西江而上直捣苍梧，攻击白崇禧部的右侧背；一路循四邑、两阳直趋高、雷，进逼雷州半岛，以切断白部由广西撤往海南岛的退路，构成三面大包围的态势。
　　国防部与白崇禧原先对这一方面的战略计划是以海南岛为后方，必要时将主力撤至海南岛，再图反攻。此一计划卒未实现。第一，白崇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