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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仁回忆录-第8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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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日晚间十一时约我到其官邸一晤。见面之后,济棠便说如今大势已去,他决定一去了之,并劝我回广西缓图善后。
  陈氏并当面书一便条,送我大洋二十万元。是晚即由广西驻粤办事处主任王逊志赴广东财政厅如数提出,交轮运往梧州。陈氏临别赠金,其情形正与民国十九年阎锡山解囊相赠相似。因两广团结数年,共同维持西南的局面,陈氏一走,便要散伙了,陈氏所赠二十万元,大概就算是”散伙费“罢。
  (四)
  陈济棠于七月十八日拂晓前,悄然离穗去香港,我也于同日中午包用一可乘四人的民航机迳飞南宁。登机之后,我才感觉到此事殊欠考虑。此时广东局面己解体,中央特务在港、穗一带活跃异常,万一他们事先买通该民航机师,将飞机飞往江西,我岂不立刻成为俘虏了吗?想到这里,顿觉悚然。乃默察飞机的航线,如渠真图谋劫持,我便立刻取出手枪迫其改航,嗣见渠循西江而上,才放下了心。
  回到南宁,满以为”六一运动“从此结束,陈济棠愚不安愚,咎由自取也就罢了。因为当中央于七月十三日将陈氏明令免职时,曾附发一电令,声明广西维持现状,仍以我李、白二人分任广西正副绥靖主任,我等也已专电中央表示就职。
  孰知我返桂后不久,中央突然变更原意,电令白崇禧立刻出洋考察,李宗仁调往中枢军委会任职。这突然的转变,据说是由于时任湖北省主席、政学系巨擎杨永泰的建议。蒋氏于七月十八日自南京飞往庐山,曾接见杨永泰作长谈,杨氏乃有”彻底解决广西李、白,此正千载一时的机会“的建议。蒋先生深然其说,遂顿食前言。
  我们接到电令,深感诧异。因而复电,认为中央”墨渖未干,自毁信誉“,我们”殊难遵令“。不久,又接复电,改任白崇禧为浙江省主席,我本人为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桂局善后则由黄绍竑出任广西绥靖主任,负责处理。白崇禧和我接电后,均觉难以从命,乃开党政军联席会议,征求大家的意见。
  地方官吏调职,原无抗命的必要。白崇禧和我也断无割据称雄的军阀心理。我们所不服的,只为中央政府的无能。蒋先生大权独揽,遇事不以国脉民命为重,只为一己私利,纵横捭阖,予取予求。因此在中央直接管治下的省份如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河南等,都是治绩最糟的几省。中央拿省政来应付人事,在上的贪婪渎职,在下的则民不堪命。但是广西近数年来,在我们苦心孤诣建设之下,各项政绩俱有可观,全国誉为模范省。中央无片言只字的褒奖,一分一厘的援助,反而要用武力胁迫我辈离境,好让他们来糟蹋。此事不仅我李、白等人心有不服,广西千余万人民也深知苛政猛于虎,断难让蒋家势力再入广西。
  我们和蒋先生数度电战之后,广西全省人民也激昂无比,誓死为我李、白二人的后盾。蒋先生乃一不做二不休,调集各路大军,来围困广西。顾祝同所指挥的汤恩伯、薛岳等军,自贵州向桂北窥伺,陈诚的第十八军则循西江而上,余汉谋军则自高州一带进遇桂南,何键则取道湘南向桂林一带压迫。一时大军云集,自四面而来的不下四、五十万人,剑拔弩张,遥遥向广西逼近。
  广西军民也愤激异常,不数日,省防军已由十四个团扩编为四十四个团。弓上弦,刀出鞘,预备与中央军一决雌雄。中央方面策士知广西不可轻取,乃一面派遣高级人员如居正、朱培德、程潜等,入桂游说,一面发表黄绍竑为”广西绥靖主任“及”广西省政府主席“。更派无数特务人员,在港、穗一带活动,冀以高位厚禄,分化收买我军干部。谁知我军意志坚定,万众一心,中央策反工作完全失败,即使排长也未有被收买去的。黄绍竑也不直蒋氏所为,渠虽与我和健生(白崇禧)有旧,但迄未作片纸只字向我辈招降,更未认真在我军干部之间实施离间工作。以故我军士气迄未动摇,都愿与敌人一拚。
  事态发展至此,蒋先生也深知战争一发便不可收拾,遂渐有放弃武力解决,并收回成命的打算。适冯玉祥自南京上庐山,乃乘机向蒋先生进言,劝毋斵丧国家元气。在冯氏缓颊之下,蒋乃决定采取和平解决的方针。
  九月初旬,局势逐渐和缓,中央声明收回成命,各路大军也同时撤围。白崇禧和我也觉不为己甚,战争不可轻启,都同意和平解决,战争才算是避免了。
  但是广西此时已全省动员,大军十余万义坡填膺,皆勒缰以待号令。全省民众,尤其是热血青年,都激昂万分,大家认为中央向日寇妥协投降,丧地辱国,我广西军民请缨抗日,反招致”围剿“的后果,中央方面怯于御侮而勇于内战,是可忍,孰不可忍!大家非和蒋氏中央军一拚不可。
  当时来广西响应抗日的李济深、蔡廷锴、蒋光鼐、翁照垣等,更是唯恐天下无事,坚决要求以兵力威胁中央发动抗战。先是,蔡、蒋、翁等来桂后,我曾拨出一师部队,委派曾任前十九路军师长的翁照垣为师长,仍用抗日有名的第十九路军的番号以为号召,进驻粤南的北海一带。至是,我训令翁师长将部队撤回广西,照垣竞抗不从命。九月初,并无故将一日商杀害,企图引起国际争端。李济深、蔡廷锴等也随之鼓噪,全省军民随声附和。自崇禧和我用尽九牛二虎之力,舌敞唇焦,才将此一风潮平息下去。
  九月中旬,蒋先生飞抵广州,电召白崇禧飞穗一晤。原先,白崇禧曾与某中央访桂大员提及,如蒋先生认为有此必要,彼可前往谒见。至是,蒋既来电,白氏似有践约的必要。孰知白夫人闻讯,深恐乃夫一去不返,力阻白氏赴穗,并向我哭诉。但我认为,丈夫一诺,重于千金,白氏既不能去,至少我应代其一行,虽然我本人并未作此诺言。
  九月十七日,我乃只身飞广州,谒见蒋先生。大家寒暄一番,未及其他。自此大家言归于好,共赴国难。不久,西安事变发生,接着抗战也就爆发了。国家的命运与个人的经历,遂又进入另一阶段。
  第七编:八年抗战
  第四十九章:暴风雨的前夕
  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七日夜十一时”卢沟桥事件“的爆发,实为日本帝国主义要沦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最后一击。我全国军民至此已忍无可忍,而奋起抵抗,企图死里求生,或与日偕亡。
  日本侵华系明治维新以来的一贯政策。一九二九年七月二十五日,日首相田中义一上日皇的奏折说:”如欲征服中国,必须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便是这一狂妄政策的中心要义。然自甲午以来,中国因苟延于列强均势之下,门户开放,利益均沾,日本军阀侵华的行动,尚畏惧列强干涉而有所顾忌。直至”九一八“之后,日本才明目张胆侵略中国。”九一八“事变本是若干少不更事的日本少壮派军人冒险的尝试,尚非日本政府的有计划行动。无奈我国政府应付失策,抱不抵抗主义,而国际联盟又作壁上观,不积极制止日本暴行,遂助长了侵略者的气焰。于是,”一·二八“淞沪之战与伪满的成立,相继发生。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年)日军更西侵热河,窥伺关内,迫我签订《塘沽协定》。由是意大利墨索里尼也起而效尤,派兵进攻埃塞俄比亚了。
  至希特勒于一九三三年登台以后,竟公然废除《凡尔赛条约》,这也是国联的姑息政策所诱致。欧洲多事,列强无暇东顾,日本侵华乃益发积极。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日竟使汉奸殷汝耕在冀东组织”自治政府“,割裂河北省政权,使其成日本的附庸。而日本军阀犹嫌其政府侵华不够积极,竟于一九三六年发动”二二六“政变,树立军阀政权,退出国联,不顾西方抗议,一意侵略中国。内阁总理广田更向我政府提出制止抗日运动,承认伪满、经济合作与共同防共的所谓”三原则“,迫我接受。我政府如接受此”三原则“,即无异亡国,如果拒绝,则日本大举武力侵华将为必然的结果。在此局面之下,南京中央政府乃一味拖延,日本军阀则步步进逼。组织冀东伪政府之后,继之以进兵察、绥,组织内蒙伪政权,并企图使华北五省”特殊化“。日韩浪人更乘机在中国贩毒走私,无所不为,日本侵华方式的下流,实史无前例。局势发展至此,已无可收拾,全面抗战的爆发,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值此时期,我们在西南,便觉全面抗战的暴风雨即将临头,蒋先生和中央虽一再拖延规避,最后还是无路可走,非挺身而出领导抗战不可。所以我们在广西建设的中心目标便是准备全面抗战,但是以一个老大落后的中国,一旦全面抗战爆发,我们怎样才可以作有效的抵抗,以制暴日于死地呢?经过长时期的反复考虑和研究,我于民国二十二年草拟了一篇讨论抗日战略计划的论文,名之曰《焦土抗战论》。”焦土抗战“四字后来在抗战期间曾被广泛引用,成为一项最悲壮的抗战口号。我这篇论文便是这一口号的来源所自。
  在这篇论文里,我特地指出,与其听任敌人蚕食而亡国,毋宁奋起而全面抗战以图存。我们虽是一个落后国家,工业建设和交通设备尚未现代化,从战略方面说,若日本侵略者实行堂堂正正的阵地战,则彼强我弱,胜负之数,不待蓍龟。故敌人利在速战速决,以迫我作城下之盟。但吾人必须避我之所短,而发挥我之所长,利用我广土众民、山川险阻等优越条件来困扰敌人,作有计划的、节节抵抗的长期消耗战。到敌人被诱深入我国广大无边原野时,我即实行坚壁清野,使敌人无法利用我们的人力和物资,并发动敌后区域游击战,破坏敌人后方交通,使敌人疲于奔命、顾此失彼,陷入泥沼之中,积年累月,则暴日必败无疑。这便是我《焦土抗战论》一文的精义所在。”焦土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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