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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仁回忆录-第8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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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竭力主张放弃南京,不作无谓的牺牲。
  最后,委员长问到唐生智,唐忽然起立,大声疾呼道:“现在敌人已迫近首都,首都是国父陵寝所在地。值此大敌当前,在南京如不牺牲一二员大将,我们不特对不起总理在天之灵,更对不起我们的最高统帅。本人主张死守南京,和敌人拼到底!”唐氏说时,声色俱厉,大义凛然,大有张睢阳嚼齿流血之概。
  委员长闻言大喜,说孟潇兄既有这样的义愤,我看我们应死守南京,就请孟潇兄筹划防务,担任城防总司令。唐生智慨然允诺,誓以血肉之躯,与南京城共存亡。死守南京便这样决定了。
  当唐生智在会上发此豪语时,我就揣测他是静极思动,想乘此机会掌握一部兵权,所谓与城共存亡的话,不过是空头支票罢了。会后,我便向唐生智跷起大拇指道:“孟潇,你了不起啊!”
  唐说:“德公,战事演变至此,我们还不肯干一下,也太对不起国家了!”生智此时意态鹰扬,满腹豪气跃然脸上。我们遂互道珍重而别。
  会议的翌日(十一月十二日)我便搭车赴徐州,执行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的任务。此时国民政府名义上虽然早已迁往重庆,但中央各部会仍多在武汉办公。唐生智于城防司令职务公布后,公开宣称与南京城共存亡,并督率军民赶筑防御工事,准备和敌人厮杀。到十二月上旬,敌军前锋已逼近南京城郊,发生零星的战斗。
  此时,驻在蚌埠、职司保卫津浦路南段的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忽有长途电话给我,说:“唐孟公要我在浦口车站替他预备一列车,这是什么意思呢?恐怕南京沦陷就在旦夕了!”
  我说:“孟潇大概预备逃走了吧?”
  果然不久,噩耗传来,南京失守了,大军十余万人,激战不到三四天工夫便全军溃败。据说,撤退时毫无计划,任由官兵乱窜,各自逃生。少数勇敢部队不知究竟,误认友军畏缩,擅自撤退,竟在城楼上架起机枪,扫射溃窜出城的友军,卒至自相残杀,死伤枕藉,惨烈之至。敌人于十二月十三日入城后,更大肆奸掳焚杀。我军被俘和无辜平民被屠杀的,计数十万人。充分表现日本军人的兽性,为人类文明史永远留下了污点。
  我军在南京损失部队十余万,器械弹药无算。当南京城郊尚在激战时,李品仙又来电话说,唐孟公已乘车经蚌埠北上,将过徐州转陇海路去武汉。我闻讯乃亲到徐州车站迎接。见面之下,真使我大吃一惊,唐氏神情沮丧,面色苍白,狼狈之状,和在南京开会时判若两人。我们在徐州列车上倾谈二十分钟,握手欷殻А
  孟潇说:“德公,这次南京沦陷之速,出乎意外,实在对不起人。”言罢叹息不已。
  我说:“孟公不必介意,胜败乃是兵家常事,我们抗战是长期的,一城一地的得失,无关宏旨。”
  我们谈了片刻,唐生智便垂头丧气,转陇海路驶向武汉而去。
  五、
  上海、南京相继失守之后,我国陆海空军的精华丧失殆尽。举国惶惶,凄惨景况难以言状。于是汪兆铭等主和派沾沾自喜,以为有先见之明,一时妥协空气甚嚣尘上,若非全国军民抗战意志坚强,实已不堪再战。
  检讨京沪会战的得失,我们不能不承认我们的最高统帅犯了战略上的严重错误。我们极不应以全国兵力的精华在淞沪三角地带作孤注的一掷。
  蒋先生当初作此次决定的动机,第一可能是意气用事,不惜和日本军阀一拼,以争一日的短长。第二可能是他对国际局势判断的错误。在蒋先生想来,上海是一个国际都市,欧美人士在此投下大量资金,如在上海和敌人用全力血战一番,不特可以转变西人一向轻华之心,且可能引起欧美国家居间调停,甚或武装干涉。谁知此点完全错误。第三便是由于蒋先生不知兵,以匹夫之勇来从事国际大规模战争。
  兵法有云:“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我敢说,蒋先生固不知彼,连自己也茫然不知。乘危用险,破釜沉舟,只可在少数场合偶一用之。长期战争,断不可竭泽而渔,自丧元气。
  淞沪之战,不过表示我国抗战的决心而已,自应适可而止。当我方败征已现时,蒋先生应即采纳白副总参谋长的建议,作有计划的撤退,实行节节抵抗。则我虽退不败,敌虽胜不武,以空间换取时间,达成消耗战的目的。
  无奈蒋先生不此之图,意气用事,甚至溃败之兆已显,他还要一守、再守,终于溃不成军。试问在长期抗战的原则下,多守一两日和少守一两日,究有多少区别?但是在用兵上说,有计划的撤退和无计划的溃败,则相去远甚。可惜蒋公不明此道,而好逞匹夫之勇,怎能不糟?溯自北伐以来,凡蒋先生亲自指挥各战役,如武昌之围、南昌之围、徐州之溃退,以及后来“剿共”战争中,东北与淮海的全军覆没,均如出一辙,实堪浩叹!
  所以蒋先生在中国战场纵横数十年,他所凭藉的武器,不外金钱收买和分化离间的伎俩。若从纯军事观点立论,则蒋先生实在是既不能将将,也不能将兵,若以他一己的意志来统兵作战,安有不败之理?只以军事一端作简单的论列,中共统一大陆,实非偶然。
  第七编:八年抗战
  第五十一章:第五战区初期防御战
  当我于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二日抵达南京时,中央统帅部对全面抗战的通盘战略已经拟好,任命我担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驻节徐州。职务是指挥保卫津浦路的防御战。北至济南黄河南岸,南达浦口长江北岸,东自长江吴淞口向北延伸至黄河口的海岸线。直辖地区计有:山东全省和长江以北江苏、安徽两省的大部,辖区辽阔,责任綦重。而最高统帅部为集中力量起见,特规定长官部的职权,可直接指挥辖区内的党政机构。
  我奉命后,即选拔徐祖贻君任本战区参谋长,嘱其立刻束装赴徐,组织司令长官部,我本人则奉委员长面谕暂留南京。因此时淞沪战事正急,中央统帅部也需要我随时建议和协助战事的筹划。
  徐君为江苏无锡人,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日本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为人十分干练,军事学识也极丰富。北伐前在奉军服务,十七年曾任张学良代表,来北平和我方接洽东北易帜之事,但是那时因徐君先期离平,我们未能晤面。“九一八”以后,徐君奉调至中央,出任军令部第一厅厅长,筹划作战事宜,颇有能名。我受任五战区司令长官时,想由军委会中选一干员为参谋长,以便和中央联络,因而想到徐君。我们虽未尝谋面,然一经把晤,即一见如故。
  当沪上溃败,南京告急之时,我徐州司令长官部已组织就绪,只待我亲往坐镇。不过此时我五战区所直辖的部队却少得可怜。部队番号和驻地大略如下:
  第三十一军,军长刘士毅,辖一三一(师长覃连芳)、一三五(苏祖馨)、一三八(莫德宏)三师。本军虽为我在广西所亲自征调成立,班长以上的各级干部多系北伐前后的旧班底,颇有作战经验,不过士兵多系新近入伍的乡农,受训期间很短,也无作战经验。幸本军究系我所直接领导的,指挥起来可以得心应手。三十一军奉调北上到苏北海州驻防,以防敌人在该地登陆。
  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所辖两军为第十二军(孙桐萱)和第五十五军(曹福林)。韩部驻在山东境内,训练和装备都还差强人意,不过是否服从命令拼死作战,却大成问题。因此时我已得到情报,韩复榘曾派遣代表赴天津活动,有和敌军妥协的企图。
  第五十七军缪澂流,下辖一一一(常恩多)和一一二(霍守义)两师,驻在苏北。缪部原为东北军,装备尚可,但战斗力素称薄弱。
  第八十九军韩德勤,辖三三(韩德勤兼)和一一七(李守维)两师。韩部为江苏省保安队改编,原非正规军,故战斗力很差。
  第五十一军于学忠,辖一一三(周光熊)和一一四(牟中珩)两师,驻在青岛。于部原为东北军,尚可作战,然算不得是劲旅。
  第三军团庞炳勋,辖五个团,驻防砀山。庞部原为西北军,因其年资甚高,故位至军团长。然该军团的实力,只有五个步兵团而已,作战能力自甚有限。
  所以当时第五战区内可用的兵力尚不足七个军。而且这些部队均久被中央列为“杂牌部队”,蓄意加以淘汰之不暇,更谈不到粮饷和械弹的补充了。因此,这些军队的兵额都不足,训练和士气也非上乘。和当时在上海作战的部队相比拟,这些部队实在是三四等的货色。唯在抗日战争以前,因内战频繁,各级干部的战阵经验极为丰富,若在上者能推心置腹,一视同仁,并晓以国家民族的大义和军人应尽的天职,必能激发良知,服从命令,效命疆场。不过我们的最高统帅蒋先生的一贯作风,却是假全国一致团结、共赴国难的美名,企图将这些非他嫡系的杂牌军悉数消灭。所以这些被视为杂牌军的将领,一面激于民族争生存的义愤,都想和日军一拼;一面却顾虑部队作战损失之后,不仅得不到中央器械兵员的补充,恐还要被申斥作战不力,甚或撤职查办,并将其部队番号撤销,成为光杆一根,即无以谋生,因此都怀着沉重惶惑的心情。我在日常言谈之中得知他们的隐衷甚详,也引以为忧。
  在战略上说,京沪战事一旦结束,津浦线必然是敌人攻击的次一目标。当时若干新闻记者和一知半解的政论家,都有一错误的论断。他们认为敌人在京沪一带将我军主力击破之后,如能长驱直入,一举而下武汉,则我们抗战的局面可能就彻底溃败而不堪收拾了。其实,这说法是缺乏军事学识的、纸上谈兵的谬论。因敌人在京沪线得手之后,必定要打通津浦线以清除右侧面的威胁,然后才可西进,这是军事学上最起码的基本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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