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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姨父-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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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说，该讲毛主席下水游泳了吧？
姨父说，是的，可我总觉得心里不踏实，我的直觉告诉我，可能还有什么问题被我遗漏了。我想啊、想啊，想了很久，也想不起遗漏了什么。我不停地吞云吐雾，用烟头在烟灰缸里堆积出一个个小山，真的是苦思冥想啊！我想来想去想到了毛主席的性格特点，他老人家是不大听别人招呼的，也是不大按照常规办事的，一般说来，他不情愿被动地进入别人为他安排的程序，而要主动地支配程序。你不能指挥他，他要指挥你。那么，除我们已经想到的两个方案以外，他老人家还会作出什么样的决定呢？我又从主席住的地方想起，汉口、武昌都准备了住的地方，他老人家任选一个就是了，武汉也没有别的更合适的地方了。主席无论坐飞机还是坐火车来，从机场或是从火车站到汉口或是到武昌，任走哪一条路线以及路线上的安全保卫等等，都作了两套准备。比如说，从机场到汉口可以坐汽车直达住地，从机场到武昌还要先到码头上坐船过江，然后才能到达住地。总之，两条路线都已经作出了周密安排。但是，他心里“咯噔”了一下，忽地想起，如果主席一下飞机，不到住地，就说要马上游长江，这两套方案中的码头、路线和安全保卫，不就一下子全乱套了吗！不是我朱汉雄心慌意乱哪，是我们不知道老人家怎么想啊！
于是，姨父又开始设想第三方案，要作好毛主席一下飞机或是一下火车就要游长江的准备。无论从机场或是从车站出来，都要更换路线，直接到江汉关的军用码头。不仅路线要增加一条，随之而来的码头、乘船以及船上的服务工作都要提前做好第三套准备，还要增加船上的工作量，解决在船上吃饭、饮水的问题，还有躺椅。是的，老人家游水以后、去住地下榻以前，是要在船上休息一下的。
第三方案得到了时任武汉市副市长兼公安局长谢滋群的批准。姨父又按照第三方案的要求，立即通知公安局、治安处、交通大队，落实新增加的路线保卫和环境保卫任务；通知接待处，要组织好厨师、服务员，准备好炊具、餐具、食品，待命登船服务；通知后来曾担任驻苏大使馆武官、时任武汉军区后勤部部长的潘振武，立即做好使用江汉关军用码头的准备；通知武汉市轮渡公司，“轮渡二号”立即从客轮班次上撤下来待命，准备执行“专船”任务。
2。绞尽脑汁的三套方案（2）
刚刚按照新增加的第三方案作好了应急准备，姨父喘息未定，毛主席就到武汉来了。
3。万里长江横渡（1）
那是1956年6月的一天，毛主席的卫士长李银桥、湖南省公安厅警卫处柳处长先后打来电话说，毛主席即日由长沙乘专机飞往武汉。姨父随王任重、谢滋群准时赶往机场迎接。毛主席一下舷梯，王任重就迎上去问：“主席，是先到住地休息，还是先游水？”毛主席兴致勃勃地一挥手说：“游水去！”姨父怦然心跳，哎呀，好险，多亏临时补加了第三方案！
从王家墩机场直接到江汉关码头的路线已经排查过了，沿路有哪些制高点、有什么不安全因素，都已严加控制。相关社区的警卫任务也由分局、派出所作好了准备。姨父在机场下达了只有一句话的命令：“到军用码头。”警卫和接待系统都紧张有序地行动起来。
这是姨父在全国解放后第二次见到毛主席。三年前，毛主席来武汉、去九江、转赴南京的时候，姨父曾参与迎送毛主席的安全保卫工作。那时正值1953年春节，毛主席刚到武汉，就从湖北省委后门走出来，想到黄鹤楼上看一看，刚刚上了蛇山，就被一个小孩子认出来了，小孩子又惊又喜地大声喊叫：“毛主席，他是毛主席，毛主席来了！”游春的人群如潮水一般向毛主席涌来，马路上卖甘蔗的、卖花生的、卖油条的，所有的摊摊担担都不要了，一窝蜂地往蛇山顶上跑。人越围越多，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被人山人海包围着，频频向大家招手致意。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当时的湖北省委第一书记李先念、中南局第三书记李雪峰、公安部副部长兼中南公安部部长杨奇清，被挤得七零八落，各自陷在人群里动弹不得。毛主席也陷在失去控制的人群里，无奈地微笑着喊叫求援：“先念啊，先念啊！”李先念却被人潮挤到一边去了。毛主席的贴身卫士奋力挽起胳膊，在人群中圈起毛主席，挤挤扛扛、磕磕绊绊地到了黄鹤楼，下了山坡，到汉阳门码头上了船，才算突出了重围。事后，蛇山上捡了几箩筐的鞋子。毛主席的秘书罗光禄头天买的新皮鞋也被挤丢了一只。
毛主席在蛇山和黄鹤楼上受到群众狂热围困的事件，在公安机关内部被称为“黄鹤楼事件”。姨父和经历了这一场面的人，感觉到了群众对领袖的热爱和崇拜一旦失去了控制，就会给保卫工作带来极大的麻烦；但还来不及思考，如果对领袖的崇拜加以鼓吹而进入宗教的狂热，还会在保卫工作的范围以外带来怎样的灾难。
为避免“黄鹤楼事件”的再次发生，毛主席这次来长江游泳是严加保密的。姨父记得，那一天天高云淡，风和日丽。毛主席从机场乘汽车到了江汉关码头。“轮渡二号”已经停靠在码头上待命。毛主席上船后，“轮渡二号”即静静地驶离码头，从蛇山、黄鹤楼下边的江面上悄然掠过。那时，长江大桥还正在施工，两三个桥墩已冒出水面。“轮渡二号”避开了大桥工地，稳稳地停泊在远离桥墩的下游江面上，请毛主席在这里下水。
姨父始终守候在“轮渡二号”上，目不转睛地追随着毛主席的身影，时刻准备对任何一个微小的不安全因素作出反应。他看到毛主席由身边卫士保护着，两度通过他和他的同事们精心研制的梯子，从“轮渡二号”下到一只小木船上。木船上也挂着特制的梯子。毛主席双手抓着梯子，面对木船，背对江水，一级一级地下了梯子，身体触到了水面，又抓着梯子蹲下去，把身子埋到江水里湿了湿水，才松手跃入江中。
在梯子的实用性和安全性得到考验以后，姨父的第二个喜悦也是他组建的整个“水上卫队”的喜悦，大家终于知道了“八卦阵”的用场，知道了他们好不容易演练出来的“旋转人圈”的中心，是毛主席和他身边工作人员游泳的地方。
那天跟随毛主席游泳的，有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武汉市委第二书记李尔重，有随同毛主席来武汉的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大将、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中央机要室主任叶子龙、卫士长李银桥，还有毛主席的保健医生李志绥、护士长吴旭君和身边卫士。
我不能不对姨父的记忆力表示敬佩。事情过去了近半个世纪以后，在他的记忆里，毛主席首次下长江游水的情形仍历历在目。
姨父看见，毛主席从江中斜插过去，一边向对岸游水，一边顺乎自然地随江水向下游漂流。老人家高兴了，什么姿势都有，一会儿闷下去，一会儿浮起来，一会儿仰泳，一会儿侧游，有时就躺在江水上任其漂流，游得好开心哪！姨父始终守护在“轮渡二号”上，保持一定距离追随着毛主席。眼看老人家游过了江汉关，又过了滨江公园，一直向下，游到一个名叫甚家矶的地方。那里有一个小河口子，江边有一个正在兴建的肉类加工厂。河口上边，地名叫淡水池，这里有一个油库，有几个大大的、圆圆的、装石油的白家伙竖在江边。毛主席游到这里，已经游了一个多小时，大约有四十里。大家请主席上船休息。老人家正游在兴头上，还要继续游下去。下边河道里有一道沙洲，是姨父和他的同事们事先勘察过的，河道被沙洲分成了两股狭窄的巷道，巷道里水流很急。大家又力请毛主席上船，毛主席才不那么情愿地上了小船，再度由卫士搀扶着，攀缘梯子，回到“轮渡二号”上休息。
这时发生了一个疏忽：“水上卫队”只顾得保卫毛主席的安全，杨尚昆、汪东兴和保健医生李志绥游着游着，却从“旋转人圈”里溜出去，不见了踪影。糟糕，他们游到哪里去了？原来被江水冲到北岸去了。姨父急忙派小船撵上他们，接回到“轮渡二号”。
3。万里长江横渡（2）
1958年，毛泽东（右）与朱汉雄（左二）摄于武昌东湖客舍。（侯波摄）
毛主席上船以后，冲了冲身子，披上了浴衣。接下来，特意带到船上来的一把躺椅就派上了用场。毛主席坐上躺椅，卫士给他点了烟卷儿，他就在躺椅上躺下来，微笑着，露出好高兴的样子，徐徐地吐着烟缕。姨父说，他老人家还有一个习惯，从水里上来后要喝一点点茅台酒。卫士向我们要茅台酒，我们就马上把茅台酒递过去；要毛巾，我们就赶紧递毛巾。我对我们的服务人员说，我们是打下手的，不能往卫士前边挤，这是规矩。卫士要什么，我们给什么就是了，不能乱插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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