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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姨父-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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姨父离休后，再次去武汉时，杨纯卿已经退休。姨父打听到他家住在一座楼房的第九层。晚上，姨父跑去看他。大楼没有电梯，楼梯上没有电灯，楼道里黑黢黢的，两边放着单车，堆着煤球和蜂窝煤，左一筐、右一摞，磕磕碰碰，刚刚能挤过去一个人。姨父好不容易爬上九楼，到了杨纯卿家，却碰上他的老伴过世，他刚刚把老伴送走。他也变得苍老了。姨父说了好多安慰的话。他只是木木地坐着，呆呆地望着姨父。姨父好言宽慰了几句，就告辞了。临别时，杨纯卿仍旧木木地坐着，忽地露出感伤的表情说：“书记哇，我不行了，我的腿不能动了。”没过多久，姨父就听说，杨纯卿也跟着老伴走了。
长江水不舍昼夜地奔流着，樊口鳊鱼别来无恙否？
二 领袖的脱帽礼
1。“陀螺”爆炸了（1）
1940年8月20日至12月5日，我八路军出动一百零五个团的兵力，向正太、同蒲、平汉、津浦等主要交通线上的日军及其沿线两侧据点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作战，连续三个半月，进行大小战斗一千八百多次，歼灭日伪军四万六千多人，缴获武器五万八千多件，破坏敌占铁路线四百七十公里、公路一千五百公里，使日寇受到沉重打击。这就是著名的“百团大战”。
“百团大战”以后，日寇对我根据地进行报复性“扫荡”。
接下来，就要听姨父讲他怎样负伤的故事了。我曾想像，这个故事应当发生在枪林弹雨、奋勇搏杀的战场上，让我看到一幅壮怀激烈、撼天动地的图画。姨父却用平淡的、甚至是不值得与人道的口气开始了叙说。
1942年秋天，日寇结束了“秋季大扫荡”以后，隐蔽在山上的抗日军政大学二分校师生又回到了驻地——河北省灵寿县东、西石门。那时，姨父已经从抗大毕业，担任抗大供给处文书。他回到村中时，老百姓也刚刚回来。村子里满地都是鬼子留下的秸草、马粪。供给处人员放下背包，会计就忙着接待前来报销的人。姨父走进来，看到桌子上放着老百姓刚刚送来的一个稀奇古怪的东西，是铜的，样子像抽着打转转的陀螺，陀螺上边有一根小指头粗的尾巴，尖尖地向上翘着。这是鬼子留在老百姓屋里的，老百姓不知道它是个什么家伙，就送到这里来了。姨父拿起它问：“这是什么东西？”会计说：“你看看上面是什么？”姨父念着“陀螺”上的号码说：“八八四。”“八八”与“爸爸”谐音，会计故意“嗯”了一声，好像当了一次“爸爸”，占了姨父的便宜。姨父用“陀螺”向会计后背上敲了一下，“陀螺”就“轰”地一声爆炸了。后来才搞清楚，它是鬼子“八八四”山炮炮弹上的引信。会计的棉衣背部炸开了花，却没有受伤。姨父的手上鲜血淋漓，左手的三个指头、连带着大半个手掌都被炸掉了。姨父用右手托着血淋淋的左手向卫生处奔跑，跑了一里路，血也流了一里路。医生用止血带把他的左小臂紧紧扎起来时，他因失血过多而昏了过去。
姨父提起这件往事的时候，与其说是在表现他对鬼子的愤怒，倒不如说是表现自己使鬼子预谋得逞的气恼和屈辱。姨父鄙视卑劣的小伎俩，他说鬼子显然是有意造成这次爆炸的，他们把山炮和炮弹都撤走了，把这个只有炮兵才认得出来的东西丢在老百姓家里，是要加害于中国老百姓的。姨父和供应处的人没有见过山炮和炮弹，不知道那是一个能够爆炸的东西，上了鬼子的当。姨父好像看到了小鬼子藏在仁丹胡子下边的坏笑，心有不甘地说，鬼子大“扫荡”屡次扑空，才这样使坏，狡猾地留下了这个东西。
抗大的医务人员摘下门板做担架，民夫抬着姨父往后方医院送，整整走了一夜。他一会儿醒过来，一会儿昏过去。到了后方医院时，却不能马上抢救。因为这里也在反“扫荡”，医护人员隐蔽了，东一个、西一个；医疗器械也埋到地下了，要这里挖、那里找。医生在山这边的村子里，护士在山那边的村子里。把他们找回来以后，再把手术器械从地下挖出来，放在农民做饭的锅里煮，消毒。再把骡子背上运东西的两个木驮子放在地上，架起一个门板，门板上铺了一块黄色的油布，那是平时搭在骡子背上防雨的雨布。姨父就躺在这样的“手术台”上，接受了截去左手的手术。
那时没有麻醉药，既没有整体麻醉；也没有局部麻醉。所以，姨父十分清醒地记住了一个黑色的瓦盆，那是老百姓家里最常见的没上釉子的瓦盆，应属于我们的祖先在五千年前发明的烧陶工艺。他甚至清醒地看到了瓦盆上的尿渍，说明它是一个尿盆。只剩下两根指头的残手、从断肢茬口里汩汩流出的鲜血和沾满血污的纱布，纷纷掉落在黑色的尿盆里。当剪子咔嚓咔嚓地咬着烂肉、啃着神经，锯子嘎吱嘎吱地锯着骨头的时候，他始终紧咬着牙齿，强忍巨大的疼痛而没有叫出声音。他设想自己回到了家乡——四川省开江县永兴场的关帝庙，关云长刮骨疗毒的时候是下着象棋的。他试图像关云长那样露出微笑，却想起关云长毕竟没有失去他的左手或右手，便没有笑出来。
手术完了以后，与他朝夕相伴二十二年之久的左手已经彻底地从他的生命中消失了。没有消炎、止血、止疼的药品，手腕断茬上的伤口迟迟长不好。由于止血绑带扎得太紧、扎的时间过长，小臂肌肉正在坏死。医生建议，立即把小臂锯掉。姨父却不能容许自己再失去半截胳膊。只有在失去左手之后，他才深刻地感觉着身上的每一个细小部分的存在，它们都属于自己的生命。但是，医生能够提供给他的全部药品只有“二百二”和偶然出现一次的碘酒。蛆，好大好肥的蛆，像蚕蛹一样的蛆，一条、两条、三条，正络绎不绝地从绷带的缝隙里爬出来。两个半月过去了，残臂还在向肘部腐烂。医生断然说，小同志呀，不能再等了，鬼子的“冬季扫荡”又要开始了，再耽搁下去，肘部以下的整个小臂都会烂掉的。姨父咬了咬牙，向医生伸出了残缺的左臂。
在肘下约十厘米处再次进行了截肢手术。仍旧没有任何麻醉、止血、消炎的药品，只能用盐水清洗伤口。姨父咬着牙在地铺上打滚，单子滚到了一边，地铺上没有床板，他就钻到了谷草里，残缺的左臂却从谷草堆里举出来，残茬上裹着的绷带像一个硕大的圆球。他咬牙挺着、受着，牙关一松，就会“啊啊”地号叫，没有词语、没有眼泪。
1。“陀螺”爆炸了（2）
门口出现了房东大娘。姨父说，他怀念这位房东大娘。后方医院的一部分病房就是设在大娘家里的。她时常端来一筐花生、柿子或是煮好的红薯，悄悄守着他、默默望着他，暗暗擦着眼泪，像是望着自己的儿子。
半个月后，姨父耷拉着半截空空荡荡的袖筒，走出了农家小院。他记得，在他的身后，一个伤员正在哭喊着白求恩大夫。他的肠子被打断了，白求恩给他做了第一次手术，在腹部留下一个排大便的漏管，要等肠子的伤势好转后，再做第二次手术，把肠子和肛门接起来。第二次手术还没做，白求恩就不幸牺牲了。伤员躺在地铺上哭叫，白大夫，白大夫，我还在等你呀，你咋就走了！
姨父落泪了，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这个伤员。他庆幸自己左臂肘部以下还留着十厘米左右的小臂，这一截残缺的“肉骨朵”还可以伸展、弯曲，那是他今后托起枪支、瞄准射击的地方。
2。用一只翅膀飞翔（1）
姨父回到了抗大，而他的左手和半截胳膊不会跟他一起回来了。
在姨父失去左手以后的一段很长的时间里，他的意识和感觉都不能接受失去一只手的事实。失去的左手也不愿离开他，仍旧顽强而悲伤地存在于他的感觉当中，甚至天天来梦中找他。姨父说，有两三年的时间，我心里还是两只手，做梦还是用两只手做事情。梦醒以后，却要重新面对一个冷酷的事实，哦，我永远失去那只手了，我是一个残缺的人。
从他失去左手的第一天起，他就在想，我该怎么活着？
我能回家当老百姓吗？姨父跟自己商量，不能，一回家，国民党就会抓你杀你。我能在河北、在山西、在陕西——我们的根据地里找个地方住下来，种庄稼、娶媳妇，或是让媳妇“娶”了你，当人家的“倒插门儿”女婿，当咱根据地的好百姓吗？不能，这里没有你的亲人侍候你，这里的头几斤重，你一只手举不起。你去犁地时，只有扶犁杖的手，没有拿鞭子的手，没法赶牲口，牛也不听你的。姨父又提醒自己，你投奔延安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抗日、为了革命。你在抗大上课、出操、训练、演习，学单兵怎样动作、班排怎样动作、大部队怎样运动，都是作战和指挥作战的知识，都是为了打鬼子、为了打完鬼子还没有打到底的革命战争。一只手走了，还剩下一只手哩！毛主席和所有的革命导师都没有讲过，一只手的人不可以打仗、不可以革命。姨父又命令自己，你必须用一只手支撑起一个生命，而且，必须是一个战士的生命，必须像两只手的战士一样面对战争。
朱汉雄同志，你别无选择。
姨父开始摆治他的裤腰带，是的，他刚刚失去左手的第一个早晨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就是怎样系上自己的裤腰带。姨父开始调侃，他说，革命战士的最低要求，是不能叫自己的裤子掉下来，你说是吧？这个要求高吗？我看不高。他说的不是军裤上的裤腰带，军裤上的裤腰带是皮带，把皮带头塞进皮带扣里，拉紧，扎到皮带孔里就是了，这是一只手可以办到的。使他作了大难的是内裤上的裤腰带，那只是一根细细的线绳，一只手没有办法打结，而每天都要上几次厕所，总不能叫战友天天跟着你，替你系裤腰带。他就试着侧下身子、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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