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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的b面-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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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也深谙此道。建安五年，当曹操在官渡前线与袁绍作战刚刚获胜之时，曹操的后方汝南和颍川两郡又发生了变乱。本来在建安元年曹操打败汝、颍两地的黄巾军以后，这块战略要地就已经归曹操管辖了。但在建安五年七月，汝南的黄巾余部刘辟又起兵反曹，曹操的老对手刘表和袁绍见形势有变也都纷纷插手。这时曹操手下有个将领叫李通，此人对曹操忠心耿耿，为了在危急之际支持曹操，李通在他治下的阳安加紧征收军需物资。阳安也属汝南地界，政治形势已经不太稳定，再加上连年战争，使当地的老百姓变得十分穷困。这样，李通的加紧征粮征物表面看起来是支持了身处危急中的曹操，但事实上，李通行为的峻急弄不好反而会给本来已经危急的曹操带来更大的危急。面对这一形势，曹操的部下赵俨、何夔分别向曹操提出建议，要求尽快停止征调阳安的军需，以减缓有可能发生的民变对目前紧张局势带来的压力。曹操真是个聪明人，听了赵、何二人的建议，他当即批准，不但要李通停止征调，而且还命令李通把原已征收来的物资原封不动地发还给阳安百姓，这样一来，阳安很快稳定下来。不久，曹操命曹仁击败袁绍军，汝南、颍川两郡重又恢复了稳定。由这件事不难看出，曹操的“让利”对象虽然不是左右大局的大将名臣，而是阳安百姓，但在敏感易变的特殊时期，民心的作用也是相当大的。试设想，如果曹操不能及时调整对策，他遇到的军需困难可能比现在小，但一旦阳安的百姓忍受不了李通的强征豪调，也起来反抗的话，那么曹操的军事、政治形势就会更加危险。因此，曹操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点，他知道自己让出去的只是一些物资，而得到的是任何东西都没办法换来的有利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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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 王
驭臣之法（之三）：6。不计前嫌
一般地说，有用和有利往往成为君主不计前嫌任用降臣的基本条件，在有远见的君主看来，过去的已经过去，未来比过去更加重要。春秋时的管仲起初服侍的是公子纠，而不是齐桓公。为争做齐国国君，桓公和公子纠展开激战，当时作为公子纠属臣的管仲张弓搭箭，碰巧一箭射在桓公的表带钩上，才使桓公幸免于难。后来公子纠战败，桓公做了齐国君主，在鲍叔的推荐下，齐桓公不计前嫌，任管仲做了国相，在管仲的辅佐下，齐国称雄于世，终至“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东晋十六国时，后凉的吕纂发动了一次政变，战斗中他差一点被齐从砍下脑袋。吕纂夺得政权后对齐从很是信任。一次，吕纂开玩笑式地问齐从：“你砍我那一刀时，为什么那么凶狠？”齐从说；“陛下虽说应天顺人，可我当时并没想到这一点。那时我只恐杀您不死，那一刀砍下去还说不上凶狠呢。”没想到吕纂是应天顺人，那自然以为吕纂是大逆不道，杀大逆不道又有什么错呢？按照这样一个逻辑推论，吕纂不计前嫌无疑是有远见的。
前凉宋混执政的时候，曾把过去为政敌张NF146卖命而差一点刺死自己的玄胪用为心腹。一次宋混问玄胪：“你那一枪几乎要了我的性命，现在我大权在握，你不怕我报复你吗？”玄胪说：“那时候我受张NF146重恩，一枪刺去惟恐刺您不中。
现在您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我也没什么可怕的。”直言无所畏惧，才更见其忠诚可鉴，这是宋混不计前嫌以玄胪为心腹的主要原因。
生活中充满辩证法，齐桓公、吕纂们的不计前嫌，是站在君主角度鼓励臣下忠于主人。敌对双方的君主虽然是你死我活、势不两立的关系，但对待臣下背叛主人的作为，双方又可以取得基本一致的共识。东汉末年吕布杀死罪恶的义父董卓，在客观上是帮了曹操大忙的。但此举非但没能给他带来利益和荣誉，反使曹操把骁勇善战的吕布看轻了，不义成了他被曹操当机立断杀掉的主要理由。楚汉战争中，一次刘邦被项羽打得大败，项羽部下丁公紧追其后，眼见刘邦已无路可逃。无奈刘邦厚着脸皮向丁公求情，丁公动了恻隐之心，就偷偷放走了刘邦。后来项羽兵败垓下，刘邦建汉称帝，丁公找到刘邦，想让刘邦看在当年放出一条生路的份上，封个一官半职。刘邦见到丁公，不但不加赏赐，反而即刻下令将丁公斩首示众，并借机明谕部下说：“丁公对项王不忠，当年他能杀而没有杀我，因此使项王最终失去了夺取天下的机会。我现在之所以对他有恩不报，是为了告诫为臣的万万不可向他学习。”丁公当年动的是个人感情，刘邦今日则是从皇权朝廷利益出发。刘邦杀鸡儆猴，以儆效尤，是为培养臣下对君主的忠直态度，这和齐桓公们不计前嫌恰构成一个问题的两面，此心此术不可不细细品味，细细体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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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手腕：1。诱敌深入
古代帝王一旦践祚称国，所要应付的问题就纷至沓来。这些问题我们可以概括分为两类：一类为内政，一类为外交。帝王如何处理自己与臣僚、宗室、外戚的关系，以及如何选立太子等，都是所谓内政问题。而与邻国、敌国之间如何相处，这就是外交关系问题了。内政处理需要有谋且用术，对外关系处理也同样需要帝王思忖和琢磨。敌我双方较量，战场上的你来我往挥戈拼杀对于战胜敌手固然重要，而武力手段背后的“谋”和“术”却更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当年汉高祖刘邦曾一本正经地告诉项羽，说：“我宁斗智，不斗力。”这话看似平常，其实却包含着胜券在握者对选择胜利方式的一种理解。
任何问题的处理和解决都需要把握一定的时机，没有成熟的时机，问题就不容易顺利解决。但有利的时机也不会常常自动送到面前的。所以，在许多情况下，创造时机比等待时机更为重要，欲擒故纵引人入彀就是人为创造时机的方法之一。
春秋末年，原晋国的大夫智伯、赵襄子、韩康子和魏宣子已基本四分晋国。四者中以智伯的力量为最强。智伯为了扩大自己的地盘，毫无理由地向魏宣子索取土地。魏宣子本不想答应，但又自知无力拒绝这个要求。正感为难，谋士任章劝解说：“智伯这次向我们索要土地，本来不应该给他。但是我以为我们给他土地会加速他的灭亡。因为，如果智伯很轻易地得到我们献给他的土地，必然会越发骄傲轻敌。而韩、赵两家见智伯这样无缘无故、无理地向人索要土地，一定会加强戒备，这样下去，智伯的寿命就不会太长了。”魏宣子认为任章的话说得有理，就把一大块土地割让给了智伯。智伯得到魏宣子献上的土地后，不久又向赵襄子索地。赵襄子不给，智伯就兴兵讨伐赵襄子，魏宣子见时机已经成熟，就出面联合韩康子和赵襄子，三家一齐行动，一举灭掉了智伯，瓜分了智伯的财产。
张网捕鱼尚且要用诱饵，克敌制胜也常常有意后发制人。秦汉之际，匈奴单于冒顿杀父为王时，这个北方夷狄还只是一个千有余岁、时大时小、别离分散的部落联盟。那时，东边的强胡常常寻衅滋事。一次，东胡王派使者来匈奴，向冒顿索取匈奴宝马，还“欲
得单于一阏氏”，如不答应，就要兴兵讨伐。匈奴群臣对此都很气愤，一致要求冒顿拒绝东胡这种非礼要求。冒顿考虑到此时国内力量不足以抗胡，就说服群臣，把千里马和阏氏送给了东胡王。然而，冒顿答应东胡要求并不是要就此屈服，他一面应付东胡王，一面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壮大匈奴力量。当匈奴力量不断发展，已达到足以和东胡人抗衡时，东胡还以旧眼光对待匈奴，得寸进尺，提出要求把两国边界交接处的千余里废弃土地割让给东胡。冒顿这次却不干了，他对大臣们说，千里马和阏氏都可以送人，而土地是我们国家的根本，这个要求是坚决不能答应的。冒顿借此机会向东胡宣战。他动员百姓，倾全国之力趁东胡人还没有任何反应的情况下突然袭击东胡。东胡人一向以为匈奴羸弱，轻视冒顿，对匈奴的突然进攻完全没有防备。所以当匈奴兵到之处，东胡人望风披靡，一触即溃。冒顿大获全胜，掳走东胡大批人民和畜产，从此东胡一蹶不振，反倒成了匈奴的附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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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 王
外交手腕：2。卧薪尝胆
古代敌对国家之间的战争经常发生，胜负成败也是常见的事。由于帝王在国家中具有决定一切的作用，那么巩固胜利或扭转败局也都是帝王的责任，而这其中也有许多心计与心术。吴国和越国是春秋末期我国东南地区的两大诸侯国，公元前496年，吴国攻越失败，吴王阖闾受伤而死，其子夫差立志为父报仇。公元前494年，吴军大败越军，越王勾践逃到会稽山上，吴军将会稽山团团包围。越国虽然失败，但勾践并未就此服输，他首先传令三军说：“父老乡亲兄弟姊妹们，有能帮我出谋划策，使吴国退兵的，我打算和他共同管理越国。”此语一出，大夫文种要求进见勾践，勾践“执其手而与之谋”，决定让文种出使吴国，与吴王夫差谈判，答应吴王“愿以金玉子女赂君之辱。请勾践女女于王，大夫女女于大夫，士女女于士，越国之宝器毕从。寡君率越国之众以从君之师徒，惟君左右之。”越国提出的这个要求可以说已低到不能再低的程度，其目的就是为避免屠戮，以屈尊换取吴国撤兵。吴国大夫伍子胥劝吴王夫差一定要趁机灭掉越国，不然的话，后悔都来不及。而吴国的太宰却已经收受了越国的贿赂，中了越国的美人计，在暗中帮越国劝说吴王夫差撤兵回国。经太宰反复劝诱，夫差终于答应了勾践的条件，撤兵回国了。越王勾践经过这场几乎灭国的危难，他“葬死者，问伤者，养生者，吊有忧，贺有喜，送往者，迎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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