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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的b面-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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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人，经过周密策划，于景泰七年十二月的一个黑夜，巧借边防有警之机，徐有贞命张NB121以保卫皇宫为名，
带兵进驻宫内。四更时分，天色阴沉黑暗，他们毁墙进入南宫，迎请英宗复位。当时早已得报的英宗，亲自举灯照看动静，徐、曹等人伏地叩拜，请太上皇登位。众人抬来早已准备好的乘舆，请上皇登舆，挽舆而行。正好天色突然转晴，星月交辉，吉兆大现。众人簇拥英宗进入大内，登奉天门、顺天门，石、徐、曹等大臣太监，齐呼万岁，向上叩拜。他们又命人打开官门，号召大臣前来叩贺上皇复位。就这样，英宗复辟成功，史称“夺门之役”。夺门过程中，石、徐首谋，但他们身为臣将，难以亲近幽居南宫的孙太后及太上皇朱厚照，于是两相接洽联系之任便由曹吉祥承担起来，因此冒险之功不亚石、徐。所以英宗复位以后，本不尊显的曹吉祥突然荣宠备至，升为司礼太监，总督三大营，其嗣子曹钦，从子曹铉、曹铎、曹镥等都被任为都督，门下冒功之客，以此为官者多至数百上千人，权势之大与忠国公石亨比肩上下，时人并称“曹石”。
立功求宠所以能立见奇效，一个根本原因是此举适应了帝王之家皇位之争的需要，卖身投靠，冒死拼搏，以性命做赌注来帮助皇帝取得皇位，可谓功莫大焉，故而有拥立之功，便有不世之宠，此宦官又一重要政治权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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宦 官
固宠的策略：1。小计释忧
俗话说得好，“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人的命运或好或坏，或受荣崇，或罹厄运，都不会永不改变。就宦官们来讲，他们净身入宫，围绕在皇帝周围，这比起一般官吏要容易飞黄腾达得多。他们借皇帝之势，逞一时之威，或投主上所好，或显小忠小信，献媚之计略施，就可得到皇帝的亲幸。有时建拥立之功，做拼死一搏，更能得到皇帝的信任。但人的命运变化不是数学定理，不会一成不变。所谓太阳光暖，日转东西，皇帝的喜怒哀乐也常和六月的天气一样变化莫测，宦官们日夜奔走，一着不慎，便可能从青云之上跌入深谷之下。即使宠信百倍也不免会失宠于一时。因此，对于宦官们来说，如何保持皇帝对自己的长久兴趣，不断延续帝王的倚重之心，维持时时得宠、处处重用的不败之势，比起赢得皇帝好感与信任的努力，无疑更富艰巨性和恒久性。可以说，能否永立不败之地，是古代宫廷对宦官们的智慧、能量与逢迎技巧高低的一个重大考验。为了避免中途地位跌落，为了实现永远享受宠幸的愿望，宦官们确实煞费了苦心。
在中国封建君主专制社会里，皇帝的权力是至大无边、至高无上的，他可以运用手中的杀罚大权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权力意志。如果仅仅秉持一颗公心，对下赏罚分明、依法治政，这政务处理也并不至于太过犯难。但有的时候，皇帝为了提高自己的威信，显示自己超出常人的谋略与智慧，在协调亲信宠臣之间的关系时，却常常会自觉不自觉地陷入进退失据的尴尬境地。企图找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得体办法，往往也不免让皇帝费尽心机。虽为此而忧心忡忡，却终究难得要领。这个时候，恰是那些深得皇帝信赖的宦官们显身手以固宠幸的好时机。一般地说，明智的宦官此时会紧紧抓住机会，略施小计以替主子排忧解难，从而增加主子的好感与信任。
比如在唐代玄宗时期，东平郡王安禄山与西平郡王哥舒翰，两人都是以军功而得到唐玄宗赏识，并因此而荣登王位的。但两人忠奸异志、水火不容。如何缓解双方剑拔弩张的矛盾关系，高力士想了个办法，即由他出面代表玄宗设宴款待二人，以自己在朝中的威望与地位提请二人释去旧怨，和衷共济，以共辅大唐基业，确保李氏江山万世昌盛。虽然高力士的出面斡旋未能最终奏效，但玄宗对高力士的这番苦心孤诣却由衷地感念。其实对高力士来说，这不过是举手之劳的区区小事，但这种仅用小小计谋来释解君忧的做法却正中玄宗下怀，正如行小忠小信一样，此举显示的也是对皇帝的忠心和诚意。人主有忧而人臣为之设法排遣，这能不获得人主的好感吗？
高力士之后，明代大宦官王振于此道更是精通，请看这样一例。明正统四年十月，福建按察佥事廖谟杖杀一名驿丞，事也凑巧，死者恰是朝中阁臣杨溥的同乡，而廖谟则又是另一阁臣杨士奇的乡邻。此事一出，阁臣聚首共议。杨溥首先要求朝廷为死去的驿丞报仇伸冤，认为应判廖谟死刑。而杨士奇则站在廖谟一边庇护廖谟，说廖是因公杀人，不能论死。双方各持己见，一时争执不下。没办法，最后请英宗和张太后裁决。英宗年幼容易说服，张太后却不是一般女人，而是一位精明且极富才略者。早在宣宗执政时，她就曾替宣宗裁断政务，显示出非常人可比的见识和才干。宣宗去世后，张太后为了避免非议，决定罢去早朝，而任用一向被称为贤臣名相的“三杨”辅政，从而避去垂帘之嫌。因此，这杨溥、杨士奇作为“三杨”之二，无疑就成了年幼的英宗皇帝的左膀右臂。双方都是朝廷倚重之人，可遇到这件事，处理起来就有麻烦了。很显然，英宗和张太后在这件事上不能厚此薄彼、偏袒一方，否则就不免产生猜忌，并有可能影响朝廷的政治力量格局平衡。但究竟怎么处理才好，英宗和太后都没明确的办法。这时已登上司礼太监之位的王振深知事关重大，英宗和太后处理起来也颇为棘手，他便乘机献计说：“死者和廖谟都与阁老有乡里关系，如果让廖谟抵命，那显然是处罚太重了。但如果说他是因公杀人，一点处罚也不给，那又不免太轻了。奴才想最好最公平的办法是将廖谟降职调离。”不言而喻，王振出的这个主意是对二杨都不得罪、又大体都能接受的处理办法。张太后觉得如此处理甚好，便采纳了王振的主意，降廖谟为同知，调离福建。皇上太后没费什么劲，二杨之争就顺顺当当解决了，从此以后，张太后觉得王振不像自己原来想像的那么阴险、那么没正义感，于是防范之心渐减，并且慢慢对王振信任起来。因此，许多朝廷大事不时征求王振的意见，大臣递上来的条陈建议也常由王振裁决。一条小计释君之忧，既由此显示了用计者自身的才略，又因此更加强和巩固了用计者的受宠地位。因此，可以说是一个两全其美、两得其便的固宠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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宦 官
固宠的策略：2。投石问路
中国古代封建官僚政体有很多弊端，比如你身处官位，秉公办事，往往四处碰壁，动辄得咎，有时弄不好连乌纱帽也难保住。而玩弄点弹性策略，讲究些权谋艺术，却常常扶摇直上，身登台阁，荣及子孙。朝廷中的宦官们虽然不是什么阁臣台辅，而对于这一现实却也看在眼里，记在心中，他们一旦赢得皇帝的重用和宠信，便开始揣摩皇帝的深层心理，以便更准确更有效地把握皇上意图。为此，他们常常采取投石问路手段，先旁敲侧击试探虚实，侦察动静，待摸清皇帝的心思之后再相机行事，能进则进，不能进则止。在他们那里，进与退虽有不同，但目的却只有一个，那就是永保皇帝的赏识和信赖。这常常是宦官处世为人、邀宠固宠的又一种思路。
明代有个宦官名叫高淮，他就用投石问路之法试探神宗皇帝，摸清底细后而终于拉大旗做虎皮大胆妄为起来。万历年间，朝廷三征外族，又遇两宫（乾清宫、坤宁宫）、三殿（皇极殿、建极殿、中极殿）相继失火急需修建，再加上皇帝奢侈挥霍，导致财政开支过大，而实际财政收入又连年下降。于是神宗皇帝挖空心思，以“征天地自然之利”为名，派大批矿税监到各地收税，举国上下掀起了开矿榷税的热潮。高淮看准了做矿监的好处，于是就抛弃妻儿，丢下独揽崇文门税课的肥缺，净身入宫。他贿赂了义勇前卫千户阎大经，请阎大经奏请朝廷，让他做辽东开采矿洞并税马市方物的官职。神宗此时只想捞钱，便一口答应。高淮便以奉敕差矿税使之名，赴任辽东。高淮做事很讲章法，刚上任时他还不摸底细，便先玩起“投石问路”的把戏。到任两个月，高淮就派人给皇帝进贡白银500两，同时奏请把军务衙门改为税店。神宗见人刚刚派去，便送来了白花花的银子，于是龙颜大悦，一切应允，还亲自赐税店名“福阳店”。使者归来，高淮见神宗只要银子，不管民情，便大起胆子，放开手脚，千方百计地压榨百姓，巧取豪夺。10年之间，“取金至数十万”，弄得辽东一带，民情汹汹，直至激起军士哗变。最后神宗不得已撤回高淮，但高淮早已中饱私囊。高淮之所以敢如此胆大妄为，就在于他已用500两银子为诱饵，投石问路，先摸清了皇帝的心思，以后尽管尽情搜刮，但却不犯王法。可见“投石问路”是把握皇帝心思脉搏、自立于不败之地的有效权术。
所谓“投石问路”是因为不知路在何方，所以才投石问之。如果大路就在眼前，是否就一定可以照直走下去呢？也不见得。下面略举一例，说明宦官长期处事机敏，但也有看路看错的时候。唐武宗会昌六年，武宗李炎病死。武宗没有子嗣，宦官们拥立李忱继位，是为唐宣宗。宦官们之所以要立李忱为帝，主要因为李忱生性痴呆，立他为君比较容易控制。的确，李忱从小在宫中就以不聪明而著称。他平时深居简出，很少与人来往，即使皇族集会，他也一言不发。既然痴呆愚钝，别人难免寻他的开心，每遇到这种情况，他也是面无表情，一点反应也没有。尽管如此，他既生为李唐皇族的成员，就不免被宫中的权力之争卷裹进去，他的侄子而身为皇帝的武宗李炎对他防范尤甚，一次为避免政争竟把他关进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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