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中的平安夜-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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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尔斯·索利在他的名叫《到德国去》的诗作中没有作任何粉饰，他把德国对欧洲和平的侵犯称为犯罪。他不躲避仇恨，但也不否认，仇恨潜伏在双方，一旦和平重新回来了，双方的眼光里就不再有这一仇恨了，到那时人们就会嘲笑痛苦和折磨，就会互相拉起手来，直至和平实现。他简练地为现实起了名字：冷、黑、雾、雨、秽。这首诗写于1914年，过了不到1年，索利死了，在卢斯阵亡了。　　　
　　每一场战争中都会产生传闻，从传闻中再产生英雄的故事，教科书取材于传闻，神话建立在传闻基础上。对英国人来说，传闻来自伊珀尔的战役，他们站在异国的这块土地上，他们在这里阵亡，他们长眠在这里的几百个公墓中，每一个墓意味着欧洲大陆上的一小块英国。德国人今天在为他们成群躺在这里的几万死者哭泣，而当年的德国人却在庆祝他们的死。从朗厄马克的引起流血的自杀命令中、从向大脑放烟幕的民族主义浓烟中产生了一个恰当的传说故事。“在朗厄马克的任何一天都可成为德国青年的荣军纪念日”。——《德意志日报》用这一套语将可恶的战争提升到大弥撒的高度，值得青年用成束的鲜花来悼念的大弥撒。然而为勇敢的死者感到骄傲，“这种骄傲远远超出了为死者感到的悲痛”。因为他们敢于战斗、敢于牺牲。　　　
　　德国人的神话就是这种样子的。　　　
　　格拉弗斯用出版战争回忆录的稿酬偿还了他在英国所欠的债务，然后就搬到马略尔卡岛上去了，在今后的几十年中，他在岛上写了他的畅销书——如《我、克劳迪乌斯、皇帝和上帝》——这些作品使他名扬世界。和他的朋友西格弗里德·沙逊一样，他也是属于英国皇家威尔士轻步枪兵团的。1914年圣诞节，皇家威尔士轻步枪兵团在弗勒兰吉安附近，他们对面是德军第104和第133萨克森步兵团。萨克森人不仅是第一次圣诞和平演出中的主角——这件事情就是他们想出来的——而且为首演起了推动作用。格拉弗斯发表在1962年12月15日《星期六晚邮报》上的《圣诞停战》一文中所叙述的几乎都是真正发生的事情。　　　
　　第一次停战时他还不在，他是1915年秋天才来到前线的，但他经历了张罗下一个圣诞节的停战。他巧妙地把所有听来的、在英国报纸上读到的其他故事归纳成一个荒唐的故事。格拉弗斯把历史和幻想结合起来，给现实添上了翅膀，他尽管将它升华到另一种现实，但作为诗歌来讲并不失真。　　　
　　在1914年某一个战区的圣诞节聚会时，参加的士兵中确实有一个杂耍艺人，但人们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是从哪里来的，他也许不叫普齐，他当时肯定没有金鱼。“老马”也可能是任何一个吓得大吃一惊的高级军官，大本营派他来打探值得纪念的、但对他们来说是很值得注意的前线形势。在波默罗伊的形象中有一点班斯法瑟的成分，有一点布坎南…邓洛普的成分，还有一点爱德华·赫尔斯的成分；在科堡的形象中有一点迈尼克的成分，有一点尼曼的成分，还有一点米莱格的成分。但最主要的是，两个人身上都让人看到希望——　一个诗人对人的善良一面的期望。　　　
　　还有，波默罗伊因无视上面的命令而受到审判这一情节不仅仅是格拉弗斯凭空编想出来的，他用了现实中的原型，比如苏格兰警卫营的迈尔斯·巴恩上尉和伊恩·科尔奇昂上尉，他们两人因为无视一切禁令在他们的战区跟敌人商定实行停战，所以受到起诉。科尔奇昂没有否认，相反，他承认要以一个君子的风度自觉地作出决定，并明确表示，必要时在某种情况下也会作出同样决定——正如他在1915年拳击日所经历及后来所描写的：　　　
　　“早饭后哨兵向我报告，德国人从他们的防卫墙爬下来，朝着我们的铁丝网走来。我跑了出去，看见一个德国军官走上前来，他建议圣诞节实行停战。我回答说，这是不可能的。他请求给他15分钟时间埋葬死者。我同意了。于是德国人开始掩埋他们的死者；我们也做同样的事情。一共用了半个小时，接着，我们的人和德国人在无人区交谈起来，开始交换雪茄和卷烟，大概又用了15分钟时间。然后我吹起哨子，命令大家回战壕去。这一天剩下的时间，德国人就在防卫墙上散步，或者坐在沙袋上。我们的人也是这样。这天没有放一枪。”　　　
　　没有过几天，巴恩和科尔奇昂被禁闭起来，但处罚没有这么严，因为科尔奇昂还因他妻子怀孕而获准5天探亲假。1916年1月18日，军事法庭开始审理，英国首相的儿子雷蒙德·阿斯奎思为他们辩护，他把这件事情办得很好，尽管诉讼进行得“血淋淋、毫不留情、把人弄得精疲力尽”，巴恩被释放，科尔奇昂受到严厉处分，但也只不过是5年内不予晋升罢了。　　　
　　他写信给妻子说，这对他无所谓。然而就连这一奇怪的宽容判决也按军队统帅道格拉斯·黑格的命令而撤消了，理由是他知道科尔奇昂是一个勇敢的男人。阿斯奎思于1916年阵亡，巴恩死于1917年，科尔奇昂活到战争结束，最后他已是将军衔旅长了。　　　
　　一位当年圣诞停战的目击者将圣诞和平的故事讲给他朋友的孙子听，孙子于1960年夏天正在准备一次反对东方和西方核武装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并提请当局不许冲击游行队伍，为此他去找祖父，劝他和其他一战老兵一起拄着拐杖、坐着轮椅，加入到游行队伍里来。　　　
　　有过痛苦教训、经历过苦难的人们是不是变得聪明了一些呢？两位老人对此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只有实行鉴戒政策才能阻止战争，而不是人类通过对战争更深刻的理解，也不是经历了战争的恐惧而把人类吓得不敢再发动下一次战争了。但他们从孙辈们的行动中看到了一个小小的进步，即使对两次世界大战都负有责任的德国人也有所进步。祖辈们欢呼着投身到世界大战中；祖辈的儿子们于25年后，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幸存者一起毫无激情地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孙辈们终于充满激情地上街反对战争，反对所有的战争，这就是进步。　　　
　　进步？在佛兰德战地博物馆的前厅，朝伊珀尔的方向竖着一块石碑，上面刻着自1914年以来被战争摧毁的城市名，只有大城市才在上面占有位置：鹿特丹、考文垂、列宁格勒、德累斯顿、长崎、广岛、萨拉热窝、格罗斯尼等。　　　
　　进步？在博物馆最后一个厅的一大块白色底板上血淋淋地闪烁着1914年大战以来武装冲突的次数。按说1914年的世界大战应该结束以后所有的战争的，然而这块国际红十字会做到墙上的板上显示着100次。2003年3月，乐于参与的国家联合向萨达姆·侯赛因发动战争，法国、比利时和德国不乐意参加，待在家里。于是这个数字用手划掉了，改写成了101次。博物馆的发起人从来没有想到他们的博物馆会办得如此生动，但有一点他们意识到了，这个数字不会是最后最新的数字。　　　
　　这件事情也可以荒唐地反过来看，积极地看。1914年，欧洲大陆上的光明熄灭了，老的欧洲衰落了。4年以后，一切都不像以前那样了。没有了德意志帝国，没有了奥匈帝国，没有了沙俄帝国。九百多万人在战争中送了命，城市和乡村、工业和房屋被摧毁了。但从德国人不服气的失败中生长出强烈的报复性，渴望报仇，想再发动第二次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得更可怕。　　　
　　积极的一面在哪里？　　　
　　2003年，当美国向伊拉克发动战争时，墙上的数字100理应划掉，因为第101次战争开始了，然而以前的许多敌人都说不参加战争。美国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轻蔑地把这些不乐意参战的国家称作“老欧洲”，他意在污辱，倘若正确地诠释一下却是一种光荣：老欧洲又复活了，在和平中联合起来了。　　　　　
第四章　　和平在慢慢结束　　　
　　再回到另一个过去，回到1914年，那时，短暂的和平正在慢慢结束，这样的和平于1915年在少数战场上又一次闪耀起来。1914年12月27日，在迪克斯迈德转交圣体盒以后的深夜开始，烂泥地的世界末日到了。佛兰德的污泥现状超越了人们至今经历的风、雹、雨、冷、湿组成恶劣现实，西线的苦难日子超出了每个人的承受能力，谁考虑这些问题，谁就会变疯。是真的变疯了还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变疯：一个普通平民的价值系统图上的所有坐标发生了位移，变疯了。　　　
　　从10月份的秋天开始以来，还没有这么糟糕过，许多战壕里的泥浆水涨到1米半以上，布坎南…邓洛普估计快到2米了，他说有的人不注意，就这么在泥浆里被淹没了。　　　
　　然而正是这鬼天气延长了人间的和平——完全不可能再按计划打仗和按命令进攻。双方战线的距离这么近，通常情况下不到5分钟就解决一次突然袭击，但现在，袭击者在铁丝网和树墩间的半路上就会陷在泥浆里，像泥鸽一样被射死。几周前有些比利时人用人工发大水来迫使停战，现在自然的风和雨就能做到这一点。在交通壕里——有一条仅能一人通过的窄道——水已涨到了上边，这些前哨地已无法再埋伏任何人了。　　　
　　刚才还在德军大本营振振有词地强调战争不是体育运动、任何违反联谊禁令要作为叛国处理而受惩罚的高级将领们，也只好向自然的威力屈服和投降，甚至连狂妄的国家主义也只好收敛。本来，按照德国人的狂妄来说，他们除了上帝及其无限权力外是无所畏惧的。然而现在上面的人同意了延长停战的要求——以前从未有过正式停战——以便维护地下掩蔽部，用泵排水，增高防卫墙，用沙袋填缺口，挖排水沟；炮兵也被迫停止轰击。　　　
　　这种在自己战壕里开展的战斗只能在白天进行，而且只有在改善工事期间对方的人不开枪才能成功。“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