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史纲-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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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一再催促他，封德彝说：“不是我不尽心，实在是今世没有人才！”李世民说：“这算什么话，帝王治理国家，都是取才当世，岂有到几百年之前去借人才的。只可说自己不知道，怎么可诬蔑一代中国人！”封德彝大为惭愧。──这是李世民大帝的真知灼见，历史上有一种现象，越是政府人才缺乏之时，也越是民间人才辈出之时。李世民原籍武川（内蒙古武川），跟关中（陕西省中部）接近，谈话时常评论关中人如何，山东人（崤山以东，非山东省）如何，监察官（御史）张行成抗议说：“国家元首应该以四海为家，不应该在地域上划小圈圈。”李世民立加赏赐。李世民又大修洛阳宫殿，一位御前督导官（给事中）张玄素说：“陛下当初克复洛阳，把隋王朝宫殿全部烧掉，不到十年，却加倍经营。为什么从前厌恶它，而今却效法它。这种情形，比杨广更坏。”李世民变色说：“你说我不如杨广，那么比子受辛如何？”张玄素说：“如果不停工，就跟子受辛一样。”李世民叹息说：“我考虑不周到，才有此错误。”赏赐张玄素绸缎二百匹，立即停工。
李世民的儿子李恪亲王，打猎时伤害农民，被监察官（御史）柳范弹劾。李世民责备亲王府秘书长（长史）权万纪：“这都是权万纪不能规劝阻止，罪应处死。”柳范说：“房玄龄还不能阻止陛下打猎，怎么能单单责备权万纪。”李世民大怒回宫，很久很久，怒气平息，发现自己理屈，马上再出来召见柳范嘉勉。最严重的一件事发生在三十年代六三二年，李世民受不了魏征的直言指责，也在大怒中回宫，一面发誓：“看我杀掉这个庄稼老汉！”长孙皇后问庄稼老汉是谁，李世民说：“当然是魏征，他总是在大庭广众之下侮辱我。”长孙皇后也是一位杰出的妇女，立即穿上皇后官服，站在庭院之中，向皇帝参拜。李世民大吃一惊，长孙皇后说：“我听说，领袖英明则部下正直，魏征所以正直，正由于你的英明，我怎能不祝贺！”李世民这才想到他自己过分，不久之后，即擢升魏征当宰相（侍中）。
向理性屈服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李世民大帝的伟大在此，尤其难得的是，夫妇二人都有这种高度智慧的认识。自从盘古开天辟地，李世民大帝是中国帝王中最初一个被中国人真心称颂崇拜的人物，固由于他的勋业，也由于他本身的美德。他治理国家的一言一行，成为以后所有帝王的规范。
在这样伟大的领袖领导下，从本世纪三十年代起，中国开始从噩运中复苏。不数年间，欣欣向荣。
战争变乱容易叙述，而和平繁荣不容易叙述。我们叙述第二个黄金时代的中国社会时，深有此感。不过那盛况是显然的，最主要的现象是一年复一年的大丰收，六三○年时，一斗米只值三四个钱。中国人特别强烈的复兴潜力，完全发挥。全国判处死刑的囚犯，一年中不过二十九人。六三二年时，全国判处死刑的囚犯增加到三百九十人，年终，李世民准许他们回家办理后事，命于明年秋天再回来受死（古时秋天行刑）。六三三年九月，三百九十人全部回狱，无一人逃亡。社会繁荣而秩序安定，夜不闭户。从前行旅们要自己携带食物，现在则凡是有道路的地方，都有旅店，工商业随着社会安定而蓬勃。杨广时代的暴政，成为不可思议的古老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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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三个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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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个黄金时代，始于本世纪（十七）八十年代，终于下世纪（十八）七十年代，距七世纪第二次黄金时代，恰恰一千年，这是一个漫长的等候。
但大黑暗并没有过去，那沉重的污染不会这么容易一下子消失。只不过被满洲人强劲活泼的新的生命力，暂时驱逐到一旁，犹如一个淫雨季节中，忽然出现几日晴天一样。
满洲人仿效明王朝的模式，建立了一个绝对专制的极权体制，整个中央政府，不过是皇帝发号施令的传达室。全体官员，不过是皇帝私人的秘书和传令兵。中央各部，每部设两个部长（尚书），一满一汉。常务副部长（左侍郎）二人，政务副部长（右侍郎）二人，也是一满一汉。六个部名义上虽各有职责，事实上每个部都握有直接给皇帝上奏的权力，谁也管不了谁，所以各部等于有十二个部长，也等于有十二个皇帝的秘书，一切都由皇帝裁决。而各部的任务，也只限于办理皇帝交办的事情，不能像十一世纪宋王朝之前那些王朝的中枢机构一样，可以主动地对地方政府颁发命令。清政府的体制跟明政府的体制至少有一点完全相同，那就是有权对地方政府颁发命令的只有一个人，就是高高地坐在宝塔尖上的皇帝。最特别的是，清政府的皇帝不仅是中国元首，也是满洲民族的最高奴隶总管。全体满洲人，包括最高级的官员宰相在内，都是皇帝的奴隶——这是满洲民族最特殊的社会结构，奴隶们在主子面前，惟一的天职是俯首帖耳。这种权力高度集中的现象，固然容易败坏。但是历史上极少出现的英明君主，忽然接连着出现时，政府的功能却可充分发挥。
中国传统的宫廷制度，在清政府手中获得重大改革，嫔妃宦官以及宫廷费用，都大量减少。清王朝皇族来自辽东（辽宁省）简单朴实的社会，带到宫廷中的是一种比较简单朴实的婚姻形态。皇帝除了皇后一人外，嫔妃不过十人左右，虽然仍是多妻制度，但比起从前那种三宫六院七十二御妻和数万名宫女的阵营，是一个可惊的进步。
　　比较具体的数字就可知道，明王朝与清王朝宫女宦官的人数，九千人和一百三十四人，十万人和五百人；再注意宫廷的每天开支，一万两和三十五两，这是太大的悬殊（明王朝如此浪费的挥霍下，我们回溯朱由检经常表演的“减膳”、“撤乐”、“避殿”等小动作，会感觉到他实在是聪明得太过度了）。明王朝的宦官组织，有四十二个机构。福临入关后，曾一度沉迷于这种奢侈的享受，仅把四十二个机构改组为十三个机构，称为“十三衙门”，宦官的权力几乎跟明王朝时代同样膨胀。于是不久就发生宦官巨头司礼太监吴良辅，跟汉人宰相刘正宗称兄道弟，买官卖爵的现象，使那时仍具有新兴活泼气质的满洲贵族，大为震骇。六十年代一六六一年，福临逝世，他的母亲博尔济吉特太后跟辅政的大臣们合作，把吴良辅处斩，刘正宗免职；撤销十三衙门，另设立一个内务府，专管宦官和皇宫事务，由满洲贵族担任内务府大臣。宦官数目大量缩减，不再使他们居于领导地位。
这一些改革，产生两种后果：
其一，宦官时代从此成为陈迹，无力再现。下下世纪（十九）末期，虽有一二宦官如安德海、李莲英之辈，很有势力，但性质上是个别的，不能结成一个集团。
其二，清王朝寿命二百九十六年，共有十二个皇帝，十二个皇帝中将近三分之二的皇帝都很能干，了解并努力完成他们的责任；三分之一也都属中等的才智；像明王朝那样一连串草包恶棍型的君主，清王朝一个也没有。中国还没有一个王朝，包括周王朝、西汉王朝、东汉王朝、唐王朝在内，出现过这么多具有很强能力，而又肯辛勤工作的帝王。
对当时的汉民族而言，满洲人征服中国，是中国第二次亡国。但满洲人在文化上是一个非常落后的民族，连文字都没有，满洲文字是努尔哈赤时才创造出来的，并不能普遍。因为对满洲人来说，满洲字和汉字，都是新文字，而汉字拥有海洋一样的文化背境，满洲字则只限于日常口语。结果满洲人迅速地汉化，像掉到海里的人非喝下海水不可一样，他们没有选择的余地。在建州卫时期，满洲人即已流行汉语。入关之后，和汉人更广泛地接触，汉语就更普及。玄烨大帝精通汉文，跟一个汉民族的高级知识分子一样，更精通儒家系统的各种经典。他以后的每个皇帝都是如此。他的孙儿弘历仅汉诗就写了五万余首，以数量而言，在全世界恐怕都要占第一位（可惜他的诗是一种帝王体的打油诗，不堪入目）。所以，事实上没有多久，满洲人就以土生土长的中国人自居，这跟蒙古帝国的统治阶级深拒闭固的情形，恰恰相反。
不过，民族的界线仍划分得十分森严。本世纪（十七）时，汉民族人口已达八千余万，满洲民族人口只三百余万，满洲人以绝对少数统治绝对多数，以一个落后的部落统治一个文化深厚的古老帝国，有随时被消化掉了的危险，当然十分戒惧。它严厉地禁止满汉通婚，并尽可能排除汉人担任高级军官。在行政管理上，它不能不用汉人，但在满洲人的眼里，汉人只是乞丐，由满洲人赏碗饭吃而已，连他们的奴隶都不如，也不赋给汉人权力。就在本世纪（十七），汉人宰相见了满人宰相，汉人部长见了满人部长，都要下跪。会议的时候，满人宰相部长昂然上座，汉人宰相部长跪在他们的旁边，满洲人不开恩叫他们起来，汉人不敢起来。有时候满洲人谈得高兴，忘记开恩，年老的汉大臣跪得太久，甚至仆倒在地。满洲人的想法是，用强大的压力，培养汉人对满人的顺服奴性，直到永远。
满洲民族所承受的中华文化，跟五世纪北魏帝国的鲜卑民族所承受的中华文化，完全相同，主要的是儒家系统的文化，而清王朝承受的更为狭隘，只是儒家系统中的理学的部分。所以，虽然王朝政权和统治者改变，而构成大黑暗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基础不变，科举八股和酷刑诏狱不变，祖先崇拜和服丧三年不变，反对任何改革的情结不变。也就是，酱缸不变。举一个例子作为说明，监察部委员（御史）谢济世注解“四书”之一的《大学》时，采用另一古书《礼记》原文，而没有采用理学大亨朱熹的见解，第五任皇帝胤禛就勃然大怒，判决谢济世死刑。后来好不容易免死，但仍被罚做苦工。在这种背景下，人们的想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