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说唐朝二十一帝-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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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罢张九龄，用李林甫玄宗在位45年间，宰相有34人。开元贤相以姚崇、宋璟为代表，张说、宇文融、张嘉贞、苏颋、裴光庭、韩休、萧嵩、裴耀卿和张九龄等风格各异，均为一时名相。开元十四年（726）中书令张说因遭宇文融等人弹劾而罢相，张九龄张九龄像
　　在开元二十一年（733）被委任为宰相。张九龄以文学立身，玄宗把他作为张说的后继者，对其才识、文辞非常欣赏，称誉他为“文场之元帅”。张九龄用心政事，忠直无私，具备相当的政治才能。尤为令人称道的是，张九龄断狱，明察秋毫，处置公允，连囚犯都心服口服，时人谓之“张公口案”。
　　在张九龄出任中书令时，李林甫则以礼部尚书加同中书门下三品列于宰相之位。李林甫是宗室旁支，其曾祖父是高祖李渊的堂弟，这种出身使他在入仕以后得以方便地交结后宫，与武惠妃拉上关系。由于开元天宝之际国家政治、经济及边疆军事事务繁多，张九龄等文学之士已难以应付裕如，在处理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时，张九龄对玄宗的用人、理政思路越来越难以配合，慢慢地，玄宗丧失了对他的信任。相形之下，李林甫却能准确把握玄宗的思路，又能较完整地加以贯彻，从而逐渐加重了在玄宗心中的份量，让玄宗越加感到此人可用。
　　开元二十四年（736）底的王元琰贪赃案成为玄宗调整朝廷宰相人选的导火线。“口有蜜，腹有剑”的李林甫在张九龄被罢知政事之后，顺利地担任了中书令，玄宗在国家的内政、外交、边疆政策与经营策略等方面都逐渐倚赖他来处理。天宝三载（744），玄宗曾对亲信高力士讲：“朕不出长安近十年，天下无事，朕欲高居无为，想把政事全部委托给李林甫，何如？”
　　三庶之祸，太子废立开元三年（715）正月，既非嫡出、又非长子的玄宗次子李嗣谦（开元二十三年七月改名为李瑛），因母亲赵丽妃“有才貌，善歌舞”得宠被册立为皇太子。后来，由于赵丽妃失宠、武惠妃得宠，李瑛的皇太子地位岌岌可危。玄宗的第十八子，即武惠妃所生的寿王瑁越来越得到器重。武惠妃得宠以后，也开始为寿王瑁的政治地位经营，她在宫中气势凌人，使太子瑛备感郁闷。与太子瑛际遇相同的还有鄂王瑶、光王琚，他们的母亲都是往日对玄宗温柔体贴而备受恩宠的后宫佳丽，现今也均因武惠妃的光彩照人而难得宠幸。相同的际遇产生了更多的亲近感，相互间的话语言谈也自然多了起来。鄂王瑶与光王琚在十王宅的诸王之中关系最为亲密，二人与太子瑛常居于宫内，言语之间，不免对武惠妃充满怨恨，自然也会涉及到玄宗皇帝。结果，他们的怨望之语被别有用心者添油加醋报告给了武惠妃，武惠妃便向玄宗告状，说太子暗中结党，拉拢亲信，加害她们母子，还指斥至尊。一番挑拨，声情并茂，玄宗听罢，龙颜大怒，立即召集宰相，打算把几个儿子废掉。当时的宰相张九龄以“太子天下本”为由坚决反对，此事一时被搁置。张九龄被罢免之后，武惠妃与其党羽抓住有利时机，开始了紧张的谋划。到开元二十五年（737）四月，周子谅事件刚刚过后，武惠妃就策划导演了一场夺宫之变。这一场骗局，既骗了太子，又蒙了皇帝。
　　武惠妃为了坐实太子瑛谋反，派人欺骗太子说：“宫中有贼，请介以入。”也就是要他武装入宫。同时得到消息的还有鄂王瑶与光王琚。太子瑛等只能答应下来。武惠妃得知太子应承之后，就直接找到玄宗报告说：“太子与二王谋反，已全副武装准备入宫了。”玄宗闻知，十分警觉，立即派宦官亲往侦察，回来的人报告说，惠妃所言属实。这样一来，玄宗就无法坐视不管了。（北宋史学家司马光对武惠妃召太子与二王入宫一事表示怀疑。他认为，太子瑛等人与武惠妃之间矛盾激化，相互之间猜忌已久，太子瑛听从她的召唤答应立即全副武装入宫的事不太合乎常理。）但玄宗仍然是找来宰相商议，谋划解决方案。宰相李林甫仍然老调重弹：“此陛下家事，非臣等所应该参与。”李林甫此番讲话，不再是退朝后找人转达给皇上，而是以首席宰相身份直接向皇帝奏禀。把太子废立说成是皇帝的“家事”，是耍滑头的一种惯用手法，这实际上是坚决拥护皇帝行使最终的裁决权，给皇帝决断以无条件的支持。在宰相的这一态度下，玄宗终于下定决心，将太子瑛与鄂王瑶、光王琚废为庶人。
　　废太子瑛等三人为庶人的制书是在宫中由宦官奉命宣布的，玄宗似乎要表示此事确乎是他的家事，所以不必到朝廷上去宣布。不久，太子瑛、鄂王瑶、光王琚三人又被赐死于京师之城东驿。一日之中三位皇子被送上茫茫黄泉路，使朝野上下大为震惊。这在史书上被称为“三庶之祸”。
　　开元二十五年的大半年中，玄宗并没有对太子人选轻率地做出决定。十二月武惠妃死后，他仍然没有轻易地下定决心，内心仍在诸皇子间反复权衡着。
　　继承人不能最终确定，使玄宗大伤脑筋，寝食不安，茶饭无味。这一切被他的心腹宦官高力士看在眼里，急在心头。高力士久历政治风云，极富政治经验，且深谙玄宗心思。借伴驾之机，他瞅准机会对皇上近来寝食不安表示了自己的关心。玄宗无意在自己的亲信内侍面前掩饰内心的焦虑，况且也需要从身边的人身上得到一些信息，听他来问，也就敞开心扉。玄宗反问道：“汝，我家老奴，岂不能揣知我的心意！”高力士也不回避，直入正题：“得非以郎君未定邪？”玄宗点头承认。高力士又道：“大家何必如此虚劳圣心，但推长而立，谁敢复争！”一副十分关心的神情，且称玄宗为“大家”，称皇太子为“郎君”，乃是宫中家奴对皇帝和皇太子的称呼。这番话不显山不露水，却很清楚地表达了高力士对事态的冷静分析和态度。“推长而立”，正是玄宗多日来想得最多的一个环节，现在从高力士口中讲出，自然大大地符合他的心思，于是下定决心，于开元二十六年（738）选定了皇三子忠王玙。这就是后来的肃宗李亨。
　　赐号太真，皇帝新宠自从确定了新的继承人后，玄宗就不再为皇位的正常延续问题寝食不安，内心的精神负担一下子卸去，心情也大有好转。不久以后，倾国倾城的杨玉环被他发现，演绎出一幕令后世艳称的爱情悲喜剧。玄宗不顾一切，使原为寿王妃的杨玉环先入道观，号“太真”，继而又纳为贵妃，成为自己名正言顺的妃子，玄宗另外给儿子寿王纳娶了韦氏之女为妃。杨玉环天生丽质，“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自从选在君王之侧，“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不久，杨贵妃在宫内的礼遇就明刻《古杂剧》之《秋夜梧桐雨》插图。击鼓者玄宗，舞者杨贵妃
　　与当年的武惠妃相等，虽然仍然是皇贵妃的名号，宫中呼为“娘子”，礼数实同皇后，不过，玄宗仍不曾给她荣册皇后的名号。由此说来，玄宗在杨贵妃新承恩泽之时，既可以“春寒赐浴华清池”，又可以“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但对于女色的宠幸仍然不曾到紊乱政治秩序的程度，他只是在生活上、情感上纵情地放荡，却不曾拿政治开玩笑。白居易《长恨歌》里所述“云鬓花颜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是实情，但“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却是未必。
　　玄宗在确立李亨为皇位继承人之后，又找到一位可人的姿色冠代的妃子相伴，内心的放松与舒适是不言而喻的。开元时期（713～741）进行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改革与调整，似乎也使玄宗感到莫大的满足。国势的富强，海内升平的景象，令他开始陶醉于煌煌帝业的巨大成就感之中。强壮的身体、旺盛的精力，则使玄宗对自己的生命同样充满了自信，因此，他一旦步出了一日废弃三子的阴暗低谷，就再一次显现出盛唐天子的自得与自信。
　　华清池旧影（1904年）
　　也许正是此刻的成就感与自信心，使玄宗有些不知收敛。他纵情享乐，随意赏赐，视金钱如粪土，大量的民脂民膏、国库收入被浪费。为了适应他每年冬天前往临潼骊山温泉宫的需要，天宝三载（744）十二月，特地从新丰、万年两县分出一个会昌县（位于今陕西临潼），以利于安置百司衙署及王公大臣的府邸。天宝六载（747），温泉宫经过扩建被命名为华清宫。他每年十月幸华清宫，常常在那里驻扎一个冬季才还宫。每逢偕杨贵妃来此沐浴温汤，王公大臣都会随行，华清宫侧，修起了类似长安城中的十王宅、百孙院，会昌县内更是府邸相连。前往骊山的路上，仪仗整肃，旗帜鲜明。据说，杨贵妃的三个姐姐韩国夫人、虢国夫人、秦国夫人因有才貌，均承恩泽。像虢国夫人平明骑马入宫门，淡扫娥眉朝至尊，煞是惊艳。她们每扈从到华清宫，更是各为一队，分别穿着不同颜色的衣服，花枝招展，远远望去，如同盛开的百花一样艳丽。
　　唐《虢国夫人游春图》（局部）由于玄宗的放纵与奢靡，上层社会普遍弥漫着一种享乐、豪侈的风尚。就拿杨贵妃的三个姐姐来说，她们的府邸富丽堂皇，比拟宫掖，车马随从之打扮光鲜，在京邑内成为一景。每构建一处厅堂，就要花费上千万贯，若见有规格制度超过自己的，就马上拆掉重建。由此而言，在开元天宝盛世之下，仅仅从社会消费的状况来考虑，就已能洞悉社会中隐含着的巨大危机，但这一点，玄宗根本没有察觉到。禄山发迹
　　安禄山是胡人出身，自小生活在营州柳城（今辽宁朝阳）。母亲阿史德，是突厥中的巫婆，相传她向战神轧荦山祈祷，神应而得子。因为母亲后来嫁给胡将军安延偃，安家在开元（713）初归顺了唐朝，才取名为安禄山。他在30岁前一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