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场上的蒲公英 - 国民党空降兵抗战纪实-第10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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诓忌闲赐炅嗽谇缴闲矗�革命的热情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内心里充满了为人民服务的成就感。　　　
　　　“告诉你，连谷书记都表扬我的字好呢（谷牧的字写得也很不错），行署的人还邀请我参加革命宣传队”　　　
　　　“哈哈”　　　
　　　“参加宣传队就算参加革命了，今后我来养活你”　　　
　　　“哈哈哈”　　　
　　　　……　　　
　　　　晚饭后，新海连特区工商部的许国祥部长来到天后宫，跟大家一起核对存放在“中字102号”上的私人财物、并商量相应的处理办法。　　　
　　　　船上的货物形形色色五花八门，从古董到药品什么都有。属于蔡智诚的东西主要是一百二十匹细布和一百八十捆棉纱，这是他在中纺公司当特派员时搜刮到的不义之财，这类东西当然无法再转运到别处，唯一的方法是就地变卖、把体积庞大的棉布换成别的东西。　　　
　　　　许部长提供了当地交易所的物价表。从行情上看，一匹细布在新浦相当于300斤小麦、一捆棉纱价值180斤麦子，蔡智诚可以选择把手里的布匹换成人民币，也可以兑换成粮食、油料或者其他货物，在交易所里做买卖。　　　
　　　　“我的天，好几万斤小麦，这可怎么办？”当初在上海滩搜刮这些物资的时候，蔡智诚曾经打算把它们换成美钞或者黄金，可没曾想搞到最后居然会变成了一大堆粮食。　　　
　　　　“修路工地上的人，吃的都是黑豆窝头呢”，妻子在旁边幽幽地说。　　　
　　　　“你的意思是……把这些粮食都捐献给他们？”　　　
　　　　陈丽君认真地点点头。蔡智诚不禁乐了：这共产党还真是厉害，才一天的工夫就培养出了一个公而忘私的积极分子。　　　　　　　　
　　　　自从在工地上写了几幅标语，蛋蛋女士的工作热情空前高涨。她从行署的那帮小青年那里借来一本《宣传员手册》，趴在油灯下认真揣摩着其中振奋人心的口号，好象真的很希望把这项革命事业进行下去似的。　　　
　　　　只可惜，尽管陈丽君愿意留下来继续革命，但革命队伍却对她另有安排。　　　
　　　　4月18日上午，新海连特区的领导再次会见国大代表及家眷。谷牧书记这一次没有再讲“愿去愿留”的方针，而是直截了当地表示：人民政府将在近期内安排大家返回国统区——这突如其来的决定让在场的人们都感觉十分意外。　　　
　　　　事情是这样的：1949年的4月中旬，正是国共和谈即将水落石出的关键时刻。4月16日，国民党代表黄绍竑和顾问屈武携带着草拟完成的《国内和平协定》由北平飞往南京，国民政府签约的最后期限是4月20日。而就在这时候，七位国大代表却因为坐上了伞兵起义的轮船，被稀哩糊涂地弄到了解放区，这极有可能让别有用心的人制造出莫须有的借口，从而给谈判的结局带来不必要的负面影响。　　　
　　　　其实，国共双方早已对谈判破裂的结果有所准备，并且都做了下一步的打算。当时，国民党方面参加和谈的主要是同意“无条件投降”的张治中派以及主张“有条件投降”的李宗仁派，而在没有参加谈判的派别中，蒋介石和阎锡山等死硬派的态度是既不投降也不合作，可何应钦派则表示愿意建立联合政府、主张“有条件的合作”，这样的立场虽然与共产党的要求还相距甚远，但毕竟可以作为分化瓦解的重要目标，因此，何应钦也就成了当时统战工作的主要对象。　　　
　　　　被伞兵带到新海连的这些个国大代表都属于何系的人物。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与其让他们留在解放区接受革命教育，倒不如送回国统区发挥统战作用更有意义一些。于是，从4月18日这天起，蔡智诚们的身份就从“和平起义的参加者”变成了“访问解放区的客人”。当天，他们出席了伞兵起义的祝捷大会，观礼了伞三团发给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致敬电（毛泽东主席很快回复了贺电），并且还观看了由地区文工团表演的歌剧《白毛女》。　　　　　　　　
　　　　对陈丽君来讲，《白毛女》的剧情显然比伞兵起义的意义重大得多。她在看戏的时候就哭了个稀哩哗啦，回到住所之后又拽着几位立法院的国大代表讨说法。　　　
　　　　“你说你说，那喜儿有多可怜呀，你们为什么要帮着黄世仁？”　　　
　　　　“由法理而论，欠债还钱……”，张志韩被这喜儿的粉丝纠缠得无可奈何：“当然，若以民情而言，地租是过重了些……这个这个，值得检讨……”　　　
　　　　“检讨，检讨，谁耐烦你们检讨。反正黄世仁祸害了喜儿，大春就要来报仇！”蛋蛋女士一副大义凛然的模样，俨然成了劳苦大众的代表。　　　　　　　　
　　　　蔡智诚当然也很同情杨白劳一家，但他却把更多的心思放到了伞兵的事情上。　　　
　　　　在伞三团祝捷大会的会场，蔡智诚听见团部连的两位军官在谈话。一个说：“在船上的时候，我以为你肯定是个共产党呢，原来不是的呀”，另一个回答：“哈哈，当时我还以为你才是共产党呢”……事实上，参加中字102号起义的中共地下党员总共还不到十个人，所谓“船上有五百名共产党”的消息完全是虚张声势的说法。　　　
　　　　从技术上讲，伞三团起义的成功主要得益于三点。一是巧妙利用LST型坦克登陆舰的构造，把绝大多数官兵封锁在了船舱里；二是事先调走思想比较顽固的监察人员，从而顺利地掌握了甲板和舰桥的控制权；三是布设疑阵、虚张声势，摧毁了其他人的意志。当伞兵团长刘农畯、军械所长陈家懋和中校团附李贵田等高级军官突然表明自己的身份，并且宣称船上还隐蔽着大量的共产党员的时候，各级部下立刻在震惊之中陷入了相互猜疑，从而无法再采取有效的抵抗措施。　　　
　　　　在祝捷大会上，刘农畯把自己的成功经验讲得头头是道，但蔡智诚却不以为然。他觉得有些事情仅仅靠刘农畯的团长职权是难以办到的，比如把伞兵军械所和伞三团安排在同一条船上，比如把政工人员调离部队……这些举措如果没得到伞兵司令部的支持根本就不可能实现，所以这位督察官出身的前国军中校的心里总是怀疑事情的背后还另有文章。　　　
　　　　——蔡智诚当时的怀疑其实不无道理。　　　
　　　　中共地下组织策反国民党伞兵的计划是从49年初开始实施的。当时，陈家懋的主要策反对象是伞兵司令张绪滋（陈与张是同乡，并且还当过他的副官），而地下党的主要力量大都集中在了伞兵第二团，所以当伞兵部队由上海转运福建的时候，起初的计划是让一、三团先走，把二团和军械所留在最后。可问题是伞二团团长赵位靖的思想十分顽固，并且对部队的控制又非常严，地下党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运作机会，而就在他们一筹莫展的时候，伞三团团长刘农畯却通过在“中法高级职校”（上海机械专科学院）工作的弟弟刘振武与共产党方面取得了联系。　　　
　　　　刘农畯是湖南邵东人，他的叔父刘惊涛是湖南农民运动的领导人之一，1927年被反动地主杀害了。刘团长的这段背景在当时并不是秘密，伞三团中的邵阳籍军官全都知道，就连蔡智诚也有所耳闻，但因为那时候国民党官员与共产党有历史关系的人非常多，甚至有许多人原本就是从共产党那边过来的，所以大家并没有太把它当回事。中共地下组织事先显然也没有想到刘农畯能够有反蒋起义的觉悟，等得到消息之后才匆忙往伞三团调集力量，不仅人数很少，时间也比较晚了。　　　
　　　　好在伞三团的情况比较特殊。48年，伞兵主力一直在前线作战，而第三团却是由刘农畯在后方新建起来的。这个团虽然没有打过仗，但人员都经过精心挑选，三个营长有两个是湖南邵阳人，团部军需、副官、文书以及直属连的军官不是团长的亲戚就是团长的同学或者同乡。这个“小圈子”力量非常稳固，事实也证明，它在中字102号的起义行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祝捷大会上，“小圈子”的成员们显得比较兴奋，这原本无可厚非，但他们过于张狂的表现却引起了其他一些官兵的反感，许多人觉得自己既得不到共产党的信任也和团长拉不上关系，因此就显得特别失落，甚至萌生了去意。不过，刘农畯本人还是十分清醒的，他知道自己的亲信几乎都不会跳伞，要想成为“新中国伞兵的基干”，就非得留住一些“圈子”外的骨干不可。　　　
　　　　当然也有人来找过蔡智诚，希望他能重返军旅承担起传授技能的重任，但蔡专员却拒绝了，他表示：“干伞兵第一要有忠诚、第二要有空军、第三才是技术。这第一个要件我没有，第二个要件共产党没有，光有技术又能起什么作用？再说了，训练伞兵比训练空军要容易得多，如果共产党有能力建立起自己的空军，那他们组建伞兵就更不成问题，所以有没有我这样的人都是无所谓的……”。听了这些话，来人也就没有再做更多的劝解。　　　　　　　　
　　　　自从接到了即将返回国统区的通知，天后宫里的人们就开始收拾行装。由于不清楚具体的行程安排，许多人对如何处理随身物品感到一筹莫展，张志韩先生携带了大量的书籍和古董，这些东西想丢掉太可惜、想出售没有人要，可自己又搬不动，急得他象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在屋子里乱转。反倒是蔡智诚两口子显得十分轻松，他们的布匹棉纱都已经捐献给修铁路的群众了，这时候不仅得到了政府的表扬，而且还落得个毫无负担、悠闲自在。　　　
　　　　从新海连解放区去到国统区的行程可以选择陆路或者海路，但这两种办法却都是困难重重——从陆路走就必须穿越战线，而当时的国共双方正在长江两岸对垒，几十个男女老少想要突破这道天堑根本就无法想象；走海路也不容易，江浙外海被国民党海军第一舰队封锁着，先前装备着机枪大炮的伞兵都被路过的军舰吓得半死，一帮国大代表若是从解放区偷渡出去，恐怕还没看到国统区的影子就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