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场上的蒲公英 - 国民党空降兵抗战纪实-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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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伞兵头盔（防震盔，里面配一顶船形帽），一双跳伞鞋（短腰皮靴），一双作战鞋（帆布胶鞋），一个作战行囊（里面装有一条军毯、一套新衣服、一件尼龙雨衣、一包香烟、一包巧克力、两个肉罐头、两包饼干），一个急救包（里面装着消炎药、消毒药、止血药、止痛剂、止腹泻药片……），一把伞兵刀，一把折叠铁锹，一只手电筒、一个军用水壶（带饭盒），还有一个基数的弹药（四枚手雷、50发手枪子弹、200发步枪子弹）。除此之外，伞兵们还需要携带其他弹药，比如地雷、炸药、机枪子弹或者火箭筒弹……　　　
　　　　这些东西（包括香烟饼干）全都是美国货，需要“技术上士”把各种说明书统统念一遍。而且，上述的这些内容只是最低携带量的装备，如果有谁的力气大、愿意多背多扛，无论是弹药还是食物药品，都可以随便拿——因为伞兵与普通步兵不同，一旦投入战场，后勤供应就难以保证，最可靠的办法是把必要的东西都随身带着。所以，有些人就拼命领东西，再把降落伞包和武器背在肩上，几乎都站不起来了。　　　　　　　　
　　　　分发装具的时候，“技术上士”还要给每个人一个防水袋，那里面装着一张照片和一张军人登记卡——美国兵的脖子上有“军牌”，咱们国军没那玩意，只好用这小袋子代替。　　　
　　　　趁这个时候，大家还要把平时积攒下来的军饷交到“技术上士”的手上，逐一登记家庭地址，这样，“如果有谁回不来了”，部队也知道应该把钱和书信寄到什么地方去。至于作战期间的开销就用不着士兵们操心了，军官那里不仅有敌占区的钞票，而且还准备了现大洋——那可是硬通货。　　　　　　　　
　　　　忙完这些事，已是夜里十二点，伞兵们乘车前往机场。　　　
　　　　巫家坝机场上停着十多架美军运输机，有C46、也有C47。蔡智诚他们在飞机翅膀底下坐着，过了一会，机场外呼啦啦开过来好多辆卡车和吉普车，从车下跳下几十个美国兵，七手八脚地往飞机上装运箱子。　　　
　　　　突击总队的司令官李汉萍少将（黄埔六期生，湖南长沙人。49年被俘，66年获特赦）也来了，和他一起的还有几个美国军官，其中就有赫斯少校。　　　
　　　　在当时，突击总队的美军顾问来自两个方面，一部分是第11空降师的，为首的是顾问团团长考克斯中校；另一部分来自第十四航空队，赫斯少校就是他们的头。第十四航空队的这批人其实并不是正规的伞兵，但他们在中国呆的时间长、对国军的情况比较了解，所以担负了机降部队的训练任务。赫斯少校原先是在“美国志愿航空队”搞后勤维护工作的，现在当了考克斯中校的副手，这个人四十岁左右，能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不过，因为他平日里不大接触伞降训练，所以伞兵分队的官兵们对他并不十分熟悉。　　　
　　　　在这一天的夜里，上级长官对士兵们格外客气。李汉萍司令挨着个与大家握手，司令部的军官还把战士们逐一扶上舷梯（伞兵的装备太重，爬梯子必须有人协助）。赫斯少校拍着中国伞兵的肩膀，大声说道：“年青人，我为你们自豪。今天以前，只有同伴知道你们的名字，明天以后，你们的名字将会是中国军队的骄傲！”　　　　　　　　
　　　　蔡智诚和伙伴们登机的时间大约是在凌晨四点左右。　　　
　　　　队长的安排是让大家在机舱里抽空睡一觉，可战士们哪里睡得着。于是就唱起歌来——握紧手中枪，擦亮手中刀，报仇雪恨的时候到，舍身杀敌在今朝……　　　
　　　　一架C47只能运送三十名伞兵，因此，三个伞兵分队的士兵就占用了四架运输机。　　　
　　　　机舱门没有关上，战士们不断地向外张望，一会儿说：“看呐，机降分队登机了”，一会儿又喊：“看啊，看啊，美国兵也上飞机了”　　　
　　　　大家都在猜测空降作战的地点。有人开玩笑说：“美国人一起去，弄不好是要攻打东京哟！”　　　
　　　　其他人都乐了：“这个主意不错，让咱们降落在日本皇宫、把昭和天皇抓起来，战争立马就可以宣告胜利了！”　　　
　　　　七嘴八舌，议论纷纷，十分开心，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天色蒙蒙亮的时候，飞机滑出跑道，在巨大的轰鸣声中飞上了天空。从巫家坝机场起飞的十五架飞机，伞兵二队队部乘坐了一架，另外有四架运载伞兵分队、五架运送机降分队和美国人，其余五架满载着军需物资。　　　
　　　　运输机在天上转了一圈，又等来了二十四架护航战斗机。接着，庞大的机群迎着太阳升起的方向，浩浩荡荡地向东飞去。　　　　　　　　
　　　　飞机升空以后，机舱里立刻安静下来。大家闭着眼睛养精蓄锐，其实都在默默地想心事。　　　
　　　　蔡智诚一遍又一遍地回忆着跳伞程序的各个环节，毕竟，这之前他只跳过一次伞，业务生疏，倘若还没见到敌人的影子先就把自己给摔死了，那可实在是太冤枉。　　　
　　　　太阳出来了，阳光透过驾驶室照射到机舱里，照到人们的脸上。伞兵们睁开眼睛，好奇地打量着驾驶舱里的飞行员，晴空里的晨晖在驾驶员的身上涂抹了一层灿烂的光晕，使他们看上去就象仙灵一般，神秘而庄严。　　　
　　　　机舱里的每个人都在猜测，那驾驶员手里的方向盘将把自己带到什么地方？可是，却没有人敢开口问一声。周之江分队长一个劲地看手表，他走到驾驶舱门口对飞行员说：“请你们比规定程序再提前十分钟亮黄灯，我们的动作还不太熟练，早一点做准备比较好”　　　
　　　　飞行员答应了。飞机的导航员是个中国小伙，他站起来对机舱里说：“没问题，一定让你们准备充分。空降地域的天气状况良好，很适合跳伞的条件，请大家放心吧！”　　　
　　　　伞兵们一面欣慰地点着头，一面在心里暗骂：“小兔崽子！空降地域到底在什么地方，你倒是先说出来呀……”　　　　　　　　
　　　　1945年6月7日上午9时，机舱里的黄灯亮了。　　　
　　　　“全体起立！跳伞准备！”，周之江分队长大声地吼叫起来——这喊声意味着，中国军事史上的第一伞兵空降作战，即将拉开序幕了。　　　
　　　　可是，在当时，机舱里的伞兵们并没有意识到这是多么重要的历史时刻。提前十分钟亮起黄灯准备灯，也就是要让战士们背着沉重的行囊多站立十分钟，不过，大家对此并没有异议，全都认真地、一遍又一遍地重复检查着牵引索挂钩和自己的伞包。　　　
　　　　有意思的是，蔡智诚这时候丝毫没有考虑运输机会不会遇到敌人战斗机的拦截，也没有去考虑地面上是否有敌军的炮火。他满脑子担心的只是降落伞能不能顺利地打开，或者，自己会不会掉到一个人迹罕至的奇怪地方、找不到同伴了。　　　
　　　　“跳伞的时候要抓紧时间！”，分队长继续吼叫着：“不许在门口停留！飞机上磨蹭一两秒钟，落到地上就差了好几里路，要害死人的！”　　　
　　　　这句话很有道理。大家情不自禁地向机舱门口挪动了几步，生怕被前面的人给耽误了。　　　　　　　　
　　　　在蔡智诚身上，不仅背负全套伞兵装备，还携带着五十节干电池（手电筒和火箭筒都需要这玩意），沉重的行囊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很担心自己能不能及时地跳出舱门。　　　
　　　　扭头看看身边的潘崇德，蔡智诚不禁乐了。传令兵挎着步枪，背着降落伞包和作战行囊、胸前还挂着“美式步话机”，那家伙有三十多斤重，即使拆开来、装在挎包里也是好大的一堆。　　　　　　　　
　　　　伞兵的“美式步话机”是摩托罗拉公司生产的scr300型背负式调频对讲机，马甲我一时找不到图片。　　　
　　　　不过，大家对它应该不陌生，电影《英雄儿女》里的王成背着的就是这东西，当然，《南征北战》里李军长喊“张军长，拉兄弟一把……”；使用的也是这个玩意　　　　　　　
　　　　感谢西西河的朋友，帮马甲找到了图片。　　　
　　　　这是scr300型步话机的发射/接收装置，也就是它的主机。　　　　　　　
　　　　装上天线、电池、话筒、耳机之类的配件，就可以这样通话了　　　　　　　　　
　　　　潘崇德的个子本来就不高，浑身上下被几个大包袱夹着，只露出半截伞兵钢盔，看上去就象个能移动的帆布口袋。蔡智诚幸灾乐祸地想：这小子一离开飞机，肯定就跟个大秤砣一样直接掉下去了，多结实的降落伞也不管用。　　　　　　　　
　　　　“嘀——嘀——嘀”，突然，跳伞铃响了起来，头顶的绿灯亮了。　　　
　　　　机舱门被打开，分队长喊叫着、士兵们相互催促着：“快跳，快跳！”　　　
　　　　舱门边的伞兵一个接一个地蹦了出去，快要轮到蔡智诚的时候，飞机忽然转了个弯，机身猛地向右倾斜，弄得他失去了平衡、一下子跪倒在地。分队长也顾不了那么多，托起背包，硬把他推出了舱门。　　　
　　　　蔡智诚几乎是大头朝下、从飞机里倒栽葱摔出来的。他心想：“完蛋完蛋，伞绳一定打结了，这回我死定了……”，可没过多久，“嘭”的一声，降落伞在他头顶上张开了——抬头看一看，蓝底子、绿条纹的大伞花开得真是漂亮。　　　
　　　　降落伞在天空中飘飘荡荡，可伞兵的滋味却比不上先前训练时的轻松自在。跳伞之前，全部的装备行囊都固定在腰腹以下的胯带上，先前背着这些东西的时候还没感到有什么不合适，现在被吊在空中，所有的重量都集中在下半身，蔡智诚觉得自己的屁股都快要被扯掉了。　　　
　　　　低头朝地面看看——真不错，没人放枪也没人开炮，一望无际的田野里种满了水稻。　　　
　　　　“这肯定是在南方了，是在南方的什么地方呢？管他呢！只坐了三个小时的飞机，反正不会真的飞到了日本”，蔡智诚心想。　　　　　　　　
　　　　身上的装备不仅重，而且鼓鼓囊囊地影响了方向操纵。快落地的时候，蔡智诚才发现地面上有好多水塘，他急坏了：“老天保佑，千万别落进水塘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