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场上的蒲公英 - 国民党空降兵抗战纪实-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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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私营业主也走上街头游行抗议。抗议不见效果，他们就把厂子关了、放弃实业、投资商业，大家都去炒黄金、炒美元、囤积外国货，这样一来，就更加剧了物价的飚升，结果是工资涨得再快也赶不上物价攀升的速度……　　　　　　　　
　　　　在那段时间里，五花八门的抗议活动是南京城里的寻常风景，参加游行示威甚至成了一些人捞取外快的发财手段。　　　　　
　　　“青年从”的无赖们就是这样——三青团出钱打学生，他们就动手；地方士绅出资“揭露选举舞弊”，他们就上街游行；资本家雇佣人手“抗议政府压制民营企业”，他们就跑到总统府门口静坐……这帮家伙今天装学生、明天扮职员，举着各种各样的横幅、喊着乱七八糟的口号，简直成了政治闹剧中的龙套演员。　　　　　
　　　　潘崇德也是这样的“群众演员”，只不过，他演着演着就演砸了。　　　　　
　　　　小潘这个人太贪财，只要遇到“客串”的机会就不放过，有时候一天要跑好几个场子，从早到晚都在中山大道上跳来跳去，时间一长就被军警们认熟了。有一天，他刚参加完“上海商界”的抗议，又来参加“河南士绅”的请愿、胸前还挂了个“民意代表”的牌牌，总统府的门卫拦住他问：“你到底代表什么地方的民意？”，潘代表答不上来，门卫官就骂他无理取闹、是个王八蛋。　　　　　
　　　　潘崇德恼羞成怒，顶嘴说：“当兵的是王八蛋，当官的就是王八”，为了增强表现效果，他还用粉笔在总统府的墙上画了个大乌龟——军警们显然对这幅绘画作品十分不满意，当即就把“潘王八蛋”抓起来、关了几个月。　　　　　　　　
　　　　当然，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是不文明的表现，但是，潘崇德的看法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在当时，瞎扯淡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　　　　　
　　　　报纸上每天都要发布“军事调停组”的声明，国军和共军的代表都讲着同样的话——都在呼吁和平、都喊自己委屈、都在指责对方、都在“自卫反击”……一边说不忍心打仗，一边又不惧怕牺牲；一边要求停战、一边又集结军队，一帮代表拉着马歇尔这里瞧瞧、那里看看，也不知道是在忽悠美国人还是在忽悠中国人。　　　　　
　　　　民主党派也很活跃，大讲合作、大谈和平。许德珩发起成立“九三学社”，居然在这个时候提出“各党派解除武装”、“实现思想绝对自由”、“完成国家工业化”……就连卖菜的小贩都觉得是在痴人说梦，可一帮专家教授却喊得十分起劲，真不知道是他们被别人忽悠了、还是想要忽悠别人。　　　　　
　　　　46年6月，“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的十一名团员到南京来请愿，刚下火车就被“苏北难民团”的人围殴，马叙伦、雷洁琼、阎宝航等人被打伤，酿成了历史上著名的“下关事件”。事件发生以后，周恩来、冯玉祥等人立即赶到医院慰问伤员，蒋介石也严令追查凶手，一时间，各地的声援、抗议、谴责、质问铺天盖地，可南京城里的老百姓却显得无动于衷，因为谁都看得出这里面的名堂——事实上也是这样，伪装“苏北难民”的是中统特务，而“上海人民请愿团”的11位代表中有3个是中共地下党。　　　　　　　　
　　　　大家都在装模做样。有人义正言辞地“支持民主”，就有人大张旗鼓地“救助难民”。8月份，杜月笙在上海举办“选美大赛”，打出的旗号就是“赈济苏北民众”。　　　　　
　　　　这次选美号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良家妇女”参加的选美比赛，从电影明星到社交名媛都踊跃报名，比赛不设门槛、实行“海选”制度，选票要花钱买（一万元一张）、投票次数不限，谁的背后有大款撑腰谁就是冠军，和现在的“手机短信投票”是一个道理（所以，别以为选“超女海选”是模仿外国电视，咱们中国的上海滩六十年前就开始这么玩了）。　　　　　
　　　　1946年的8月20号是“上海小姐总决赛”的日子，经过激烈的拉票竞选，“名媛组”的冠军由王韵梅（“傻儿师长”范绍曾的姨太太）获得，“名星组”的冠军是京剧花旦言慧珠（这个不用介绍了），而“歌星组”的冠军是韩箐箐（就是后来嫁给梁实秋先生的韩箐清），都是些不得了的风云人物。　　　　　　　　　
海选现场　　　　　　　
“上海小姐”王韵梅　　　　　　　
“平剧皇后”言慧珠　　　　　　　
梁实秋与韩箐清　　　　　　　　
　　　“上海小姐”比赛，结果选出了“上海太太”，有钱的大款很开心、没钱的观众也觉得很好玩，但不管怎么样，“选美大赛”为苏北难民筹集了九亿法币的赈灾款，终归是一桩善事。蔡智诚也花了五万块钱去投言慧珠的票，他觉得，借着难民的旗号选美总要比借着难民的旗号打架更为合适一些。　　　　　　　　
　　　　蔡智诚是特意请假到上海看望二哥蔡智仁的，这是他们兄弟俩分别几年后的第一次聚会。蔡二哥来上海的目的是带着新媳妇买衣服，蔡智诚也因此见到了自己的嫂子，觉得她模样很漂亮，却有些娇滴滴的，好象不大适合嫁给军人。　　　　　
　　　　蔡家兄弟在上海的开销全部都由杨三负责承包，这位蔡大哥的马弁、蔡二哥的部下、送蔡四少爷上战场的杨司机如今可大不一样了，成了上海滩上的暴发户。　　　　　
　　　　抗战胜利后，杨三随94军接收上海，然后就退役留了下来，开始“做买卖”。他干的营生其实就是投机捐客，每天都去交易所里折腾“期货”——市场的物价越没有谱，期货交易的生意就越火暴。卖家在台子上喊“三天后的棉纱一个……”或者“十天后的汽油一个……”，底下的人就拼命出价竞争。由于物价的涨幅总是比捐客的预期更加“理想”，所以做投机买卖的人都发了大财。　　　　　
　　　　可是，干这种买卖是需要现金本钱的，杨三的办法是到乡下去“揽会”。　　　　　
　　　“揽会”也叫“搭会”，属于私营的金融活动（提醒一下，解放前是允许的，现在再搞就违法了）——大家凑份子、轮流当“会头”，“会头”请会友们吃顿酒，大家就把钱交给他，这其实是一种民间的集资方式——当“会头”的次序有先后，待遇也不一样。比如一个一百万的会，第一个会头只能收八十万、第二个八十五万，依次类推、越靠后的钱越多，最后一个能收到两百万也说不定。乡下人的眼皮子浅，都喜欢排在后面收大钱，可杨三却永远是抢头一个，他一拿到现金就去炒期货，三两下就赢得了暴利，而后面的会友却倒了霉，排在最后的甚至连会费都不敢要，因为物价涨得太厉害，等到“收两百万”的时候，恐怕连“请会酒”的饭钱都不够了……　　　　　　　　
　　　　炒期货的人比一般百姓更关心时局，杨三就经常向蔡家兄弟询问：“内战会不会真的打起来”。　　　　　
　　　　46年的8月，按中学课本上的说法，解放战争已经爆发了。可是在蔡智诚的概念中，当时并没有正式开打，因为这时候共产党的报纸还在国统区里发行、中共的军队还叫做“国民革命军”（八路军）、“军事调停小组”还在继续工作、“国民大会”的筹备名单中也依然有共产党人的名字……　　　　　
　　　　这时候，社会各界也没有放弃和平的最后希望，蔡式超老先生给孩子们写信，讲来讲去都是“避免战乱、休养生息”的大道理，甚至还引用了赵藩的名言：“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蔡家的两个儿子看了以后哭笑不得，心说：打不打仗，岂是我们这样的小军官能够决定的，恐怕就连蒋委员长也没有多少办法。　　　　　　　　
　　　　在当时，政府面临的最大困境是共产党阻断了华北的交通线——从上海到北平或者天津只能乘坐轮船和飞机，江苏的陆路到不了山东，济南到青岛的铁路也无法通行，政府官员出了首都只能向南走，因为苏北就属于共产党……交通的堵塞使国民经济陷入瘫痪，解放区开展的土改运动又使大批地主逃离家园。于是，南方的资本家和北方的地主都在叫苦连天，纷纷要求中央“采取行动、改变现状”。　　　　　
　　　　改变现状的最佳途径是进行谈判，可国共双方的谈判总是不见成效。国民党要求“恢复交通”，共产党就要求政府“先承认交通沿线的解放区的民主政权”；国民党说政权问题要由“国民大会”决定，共产党就反对召开国大，要求“先进行充分的政治协商”；国民党要求中共军队进行整编，中共同意整编、但要求国军先“退回到1月13日（调停小组成立时）的位置”，也就是要国军撤出关外；蒋介石急了，一家伙撕毁停战协定、还发布“最后通牒”，可毛泽东却不怕，写文章说“美帝国主义极其走狗都是纸老虎”……　　　　　
　　　　于是，蔡智诚和蔡智仁都认为内战已经不可避免了。他们觉得，事情闹到这一步，其实不是哪一方或者哪个人的一相情愿，而是国共双方基于各自目的的共同选择。　　　　　　　　
　　　　但是，在46年8月的上海，蔡智诚和蔡智仁都没有想到今后的内战将会演变成席卷全国、并最终夺取政权的全面战事。　　　　　
　　　　他俩以为，所谓“国共内战”，无非是围绕着交通线的打打谈谈。顶多用上半年时间，国军就可以完成军事目的、把各条铁路线贯通起来，到时候共产党没有了讨价还价的本钱，解决问题就容易多了。　　　　　
　　　　虽然都是国军精锐部队的基层骨干，但蔡家兄弟其实对自己的对手一点也不了解。他们只是想当然地认为，国军的力量比八路军强大得多，无论如何是不可能失败的，这场战争如果打得好了可以所向披靡，即便打得不好也可以把共军赶到山里去打游击，以后再慢慢“剿匪”就是了。　　　　　
　　　　兄弟俩的心里很清楚，以国民党当时的状况，不仅没有在政治上做好全面战争的准备，在经济上也难以承受长期的战事。但他们也同时认为，国民党无法办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