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风 作者:[英] 亚瑟·克拉克-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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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拂晓时分降落在亭可马里。这个巨大而地形复杂的海湾，像迷宫一般，布满了海角、岛屿、交叉的水路，以及大到可以容纳全世界所有海军的水坞，我从来都没有搞清楚过。当我俯视印度洋时，可以在临海的陆地处看见一座白色的指挥大楼，光华耀眼。它的选址纯粹是为了宣传——当然幸亏我不是俄国人，要不我会称它“公共关系处”。
　　我并非真的想责备我的客户，俄国人完全有理由对此骄傲，他们曾信心勃勃开始试验并最终地控制了海洋的热能。这次并非第一次进行这种实验。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法国科学家乔治·克洛德曾经试过，但失败了。５０年代在非洲西海岸进行了另一次规模更大的实验。
　　所有这些项目依赖于同样的令人吃惊的事实：即使在热带，海面以下一海里的水温都接近于零度。上亿吨的水中如果存在水温差异，那就说明水中会产生巨大的能量——这对于来自能源欠缺的国家的工程师来说是个绝好的一试身手的机会。
　　克洛德和他的后来者们用低压蒸汽机来提取能量，而俄国人则用更简单也更直接的方式来做。人们用了一百多年时间了解到，如果物体的一端是热的，而另一端是冷的，那么就有电流通过这个物体。直到２０世纪４０年代俄国科学家才开始效力于将热电效应运用到实际生活中。但他们设计出的最早的装置并不十分有效——尽管他们利用煤油灯发出的热启动了成千上万的收音机。到了１９７４年，他们有了一个巨大的突破，具体情况到今仍未完全揭秘。我曾将能源片安在系统的冷端，但我并未亲眼见到这些设备；它们完全被防腐漆覆盖着。我所知道的是，他们制造了一个很大的栅栏，就像把许多过时的蒸汽散热器焊在一起的筛状物一样。
　　在亭可机场迎接我的一小群人中，我认识大多数面孔；有朋友也有敌人，他们仿佛都很高兴看到我——特别是夏皮罗总工程师。
　　“你好，勒夫。”当我们开着旅行车离开机场时，我说，“哪儿有毛病了？”
　　“我们不知道。”他很坦率地说，“这是你的事儿——找到它们，然后再安装好。”
　　“好吧，那出了什么事？”
　　“在全速运转实验中，每一部分都运转良好。”他回答说，“到星期二的凌晨１时３４分，发电量只达到估计量的百分之五。”他做了个鬼脸。很明显，他心中铭刻着那一时刻，“接着电压开始剧烈地波动，我们切断了电路载荷，然后观察测量仪。我想一定是哪个愚蠢的船只钩住了电缆——要知道我们一直在尽力避免这类事故的发生——我们只好打开探照灯在海上四处搜寻。到处不见一只船影。那么，谁会在一个晴朗平静的夜晚，力图在港口外停泊呢？”
　　“除了观测数据和做实验，我们什么都做不了。我们到办公室后，我会给你看所有的记录。四分钟后，电路全部打开，我们能准确地发现哪儿短路了，自然毛病就出在最深的海底，在那个栅栏那儿。就是在那儿，而不是在系统的这一端。”他阴郁指着窗外的景色，又补了一句。
　　我们驱车途经“太阳能源地”——相当于老式热力机的锅炉。这个设计思想是俄国人从以色列人那里借来的。设计极简单：一个浅浅的湖，底部全刷黑了，里面装着浓缩的咸水。这个储热器功效较高，太阳的辐射使液体温度高达华氏２００°。热电系统的“热”栅栏一端便浸在池中。许多电缆将它们同我负责安装的那个在深海处的冷端能源片相连，“冷端”正巧位于进入亭可港的，３００英尺深，水温低于海面５００的水下峡谷中。
　　“你检查过地震活动了吗？”我并不抱多少希望地问。
　　“当然做了。在地震仪上投显示出什么。”
　　“想没想到过鲸鱼？我提醒过你它们有可能来找麻烦。”
　　一年多以前，当我们把主要的导线伸进海中时，我告诉工程师们，在南美某地，海面以下半里的地方，曾有过一只溺水的巨头鲸绞在海底电报电缆上的事情，就我们所知，差不多有一打类似的事情发生——不过，这一次看来并非是鲸鱼之过。
　　“那是我们考虑到的第二种情况，”夏皮罗回答道，“我们去过渔政部、海军和空军基地，海岸边没有一只鲸鱼。”
　　我听到此时有人说到“阴谋”这个词，这令我不舒服，我不想再推理了。像所有瑞士人一样，我有语言天赋，我也懂一些俄语。根本不需要做个多么高明的语言学家就能听明白“阴谋”这个词的意思。
　　这是季米特里·卡尔普欣说出来的，他是这个工程的政治顾问。我不喜欢他。那些工程师也很讨厌他，经常有点过分地羞辱他。卡尔普欣是极保守的共产主义者，还没有从斯大林的阴影中走出来。他对苏联以外的所有事情都表示怀疑，而对他们国内的情况也时刻警惕。他最喜欢用“阴谋活动”这个词来解释一切。
　　当然了，如果亭可能源工程失败了的话，有相当一部分人是不会为此伤心的。从政治上讲，这涉及苏联的威望；至于经济方面，工程关系到上亿的资金。如果水热工厂获得成功，热能就会同石油、煤、水能、特别是同原子能相匹敌，产生极大的效益。
　　然而我并不真正相信有阴谋活动，毕竟冷战结束了。有可能某人起了愚蠢的念头想拿走一个栅栏，但这又似乎不太可行。我可以用我的指头数出全世界能处理这个问题的人的数目——他们中有一半都在我手下干活。
　　当天晚上，水下电视摄像机就运来了。整整一夜，我们都忙于调节照相机、监测器，以及将一条一英里长的同轴电缆固定在一艘汽艇上。当我们驶出港口时，我想我是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站在防波堤上，但是他离我太远以致我看不清楚，并且我脑袋里别的念头转移了我的注意力。你一定得明白，我不是一个好水手；我只喜欢呆在海面下，并乐此不疲。
　　我们仔细地将船靠在圆岛的灯塔旁，位于海底栅栏的正上方。那架自动控制摄像机看起来像个深海潜水器，从船舷边我们将它放进了海中，而我们则通过监测器观看它摄得的图像，所以我们实际上看到了海底的一切。
　　海水极清澈，也很空旷，但当我们接近海底时，我们发现那儿有些生命的迹象。一只小鲨鱼跑到我们面前，两眼直盯着我们。然后是一个一张一吸的水母飘过来，它跟在摄像机后面像只大蜘蛛，它的像头发般的无数触脚扭曲纠缠在一起。最后，倾斜的谷壁出现在视野里。我们正好看到目标，因为那儿有着很粗的电缆伸到深谷中。我在六个月前对设备做最后一次检查时看见过这些电缆。
　　我打开低能喷射器，然后让摄像机沿着动力电缆沉下去。电缆的工作状态似乎良好，它们被我们安在岩石里，由钢锥固定得很稳。直到我看到栅栏时，才发现了一点蛛丝马迹。
　　你见到过汽车撞到灯柱上时，散热片被撞得七零八落的情形吗？这个栅栏的一部分看起来正像那样——抖散了架似的。栅栏完全变了形，就像一个疯子用大锤子猛敲过它。
　　从我身后观看的人群中出现了吃惊和愤怒的声音。我又听见有人喃喃着“阴谋”这个词，此时我才开始认真考虑这个问题。我想最多还有一种可能性，那便是峡谷的坡壁上滚下的砾石砸到了栅栏上，造成了损伤。然而人们早已细致地检查过峡谷的坡壁，从而排除了这一可能性。
　　无论什么原因，损坏的栅栏必须更换。这任务只能让我的那只大龙虾来完成——它足足有２０吨重——已从其待命的拉斯佩齐亚港空运来。
　　“好吧！”当我结束我的实地考察，以及拍下了刚才屏幕上那令人遗憾的一幕后，夏皮罗说，“要花多长时间？”
　　我不想自己套住自己。我从事水下商务活动懂得的第一件事就是明白，不可能有任何工作能恰如人愿。我们对成本和时间的估计从来都不太确切，因为往往是合同都履行了一半时，你才清楚自己要面临什么困难。
　　按我个人的估算修好栅栏要三天。于是我说：“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不会超过一周。”
　　夏皮罗哼哼了两声：“你不能快一点吗？”
　　“我不会用鲁莽的承诺来挑战命运的。不管怎么说，在你的最后期限到来前还给你留下了两星期的余地。”
　　他不得不表示同意，尽管在回港口的路上他还在不停地抱怨我要的时间太长了。直到我们都到港口时，他才停下来去想想别的事儿。
　　“早上好，乔。”我对那个正在防波堤上耐心地等待的人说，“我想在我离开港口时就看到你已经站在这儿了。你在这儿做什么呢？”
　　“我还想问你这个问题呢。”
　　“你最好问我的老板——夏皮罗总工程师，这是《时代》周刊的科技记者乔·沃特金斯。”
　　列夫的回答并不那么热情。总的来说，不会再有跟记者谈话更令他讨厌的事了。这些记者出现的频率几乎是每周一次。如今，当工程竣工的最后期限临近时，他们会从四面八方飞来。当然也包括俄国记者。可这时候即便是“塔斯社”的记者也会像《时代》周刊记者一样，吃个闭门羹。
　　现在来看看卡尔普欣怎样控制局面，这一定很有意思。从那时起，乔总是紧随着一个人，把他当成一位向导、哲学家以及一位饮酒的伙伴。这个温和的小伙子属于公共先生一类，名叫谢尔盖·马尔科夫。尽管乔尽了一切努力，他和马尔科夫简直难以分离。下午３～４时，我们在夏皮罗办公室进行了一场冗长而令人疲惫的讲话后，我和他们一道，去为政府官员提供的度假村补了一顿被耽误的午饭。
　　“克劳斯，怎么样了？”乔很关切地问，“我闻到了‘麻烦’的味道，但没人承认。”
　　我一边拨弄着菜上面的咖哩粉，一边思索着顺便说些什么为好。
　　“你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