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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文选-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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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面对当时藩镇割据、宦官专横、皇权旁落、官吏腐败的局面,杜佑以为收拾的办法,还在于“制礼以端其俗,立乐以和其心”(《自序》)。因此在《通典》二百卷中,继续历代吉、嘉、宾、军、凶五礼的部分,即达一百卷之多。
  历代史家对《通典》的评价很高,认为它纲领宏大,包罗丰富,义例严整,考订该洽,详而不烦,简而有要,是研究唐以前掌故的渊海。这些评价除有其历史理由外,只着眼于编纂形式,是片面的。但《通典》系统地记录了历代典章制度,保存了大量资料,为历史著作的编选开辟了一个新途径;特别是作者一反过去史学家轻视经济史的传统,把经济史的叙述放到历代典章制度研究的首要地位,强调必须首先解决吃饭穿衣问题,才谈得上“行教化”,促使国家“致治”(《自序》),这就显示出某些封建史学家的历史认识在深化,并对以后的历史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但究竟由于这种体例只是首创,即使从编纂形式上看,也难免有不少缺点。元马端临就曾批评它“节目之间,未为明备;而去取之际,颇欠精审”(《文献通考·自序》)。由于作者从维护封建礼教观点出发,对“礼”的沿革和种种解说,记述尤其繁冗。其中虽详细搜录魏、晋、六朝议礼之文,对学术思想史的研究别有重要价值,但通观全书,总不免详略失当。《通典》作为后代史家所批评的,在于《兵》的部分;单记兵法,甚至火鸟、火兽等亦一一备载,对于研究科学技术史或为有用史料,而对于研究军事史和社会史都甚重要的兵制沿革,反无记录。但对于历代的“兵”,加以专门研究,则从《通典》开始。
  《通典》历代刻本甚多,现在通行的是一九三九年商务印书馆据清乾隆间重刻本影印的《十通》本,附有四角号码检字和分类的索引,颇便学者。
  《田制》,节选自《通典》卷一、二《食货门》。北朝、隋、唐的均田制,在中国封建社会史上发生过重要影响。本篇就是均田制兴亡存废的全过程的系统记录。除了备载历代关于均田的法令而外,作者还注意搜录法令实施情况的材料。这就使我们看到,均田制的出现,需要特殊的历史条件,即无主荒地多,流亡农民也多;一旦这个条件消失,均田令便成为具文。
选文:
  1、串讲
  2、重点词句:三农九谷 东作 公廨田
  3、翻译
思考题:
  1、分析《通典》对古代典章制度的叙述、研究的优点。
  2、从《通典·田制》看均田制的演变
参考书:
  1、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
  2、张泽咸《唐五代赋役史草》,中华书局1986年版。
  3、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三联书店1954年版。

(2)《通志》
重点:
  《通志·二十略》的内容和史学价值。
难点:
  《通志》的编纂思想。
解题:
  《通志》,宋郑樵撰。共二百卷。计“本记”十八卷,“世家”三卷,“列传”一○八卷,“载记”八卷,“四夷传”七卷,“世谱”、“年谱”四卷,“二十略”五十二卷。所叙时间断限,各部分稍有参差,大抵本纪从三皇到隋,列传从周到隋,二十略从远古到唐。
  《通志》的体例,除纪、传和以前纪传体史书相同外,“谱”即各史的“表”,“略”即各史的“志”;“世家”一体仿自《史记》,“载记”一体仿自《晋书》。文字大多袭用旧史,稍加节略。书中用功最深而郑樵引以自负的是“二十略”。他在《自序》里说,“二十略”包罗了“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并说:礼、职官、选举、刑法、食货五略,还本于前人论著,为“汉、唐诸儒所得而闻”;至于氏族、六书、七音、天文、地理、都邑、谥、器服、乐、艺文、校雠、图谱、金石、灾祥、昆虫草木等十五略,则系首创,为“汉、唐诸儒所不得而闻”。不过就以十五略而论,也多采取前人成书,并不尽是创作。因为叙述前代史实,典章制度,必有所本,自不能不以前人著述为依据。
  然而,就书论书,《通志》未免令人失望。它虽然卷帙浩繁,却除“二十略”外,在编写形式上无所创新。由于《通志》反映的历史内容,空间广阔,时间长远,因此过去为刘知几所批评的的纪传体通史“每论家国一政,而胡越相悬;叙君臣一时,而参商是隔”的缺点,也就显得越发突出。加以急欲呈请皇帝批准传布,仓促写定,而在史料上没下功夫考核发掘,遂使它的价值远低于郑樵自己的估计。
  现在通行的《通志》本是商务印书馆的《十通》本,附有索引。
   《通志·总序》,在中国史学史上向来引人注意。作者关于通史和断代史孰优孰劣的评论,同前面所选《史通·六家》等篇的意见,形成尖锐对立。同时,序中关于氏族等十五略的提要,使人对作者自命具有新意的诸篇要点,产生相当深刻的印象。
选文:
   1、串讲
   2、重点词句:独体为文,合体为字 江左四声 方册 款识
4、 翻译

《通志·总序》译文
     
  各条河流流经地域不同,但必定汇聚到海洋,然后天下才能免除洪水的威胁;各国开辟的道路不同,但必定都通向中原,然后边区才去掉阻隔的苦恼。由此来看,会通的意义大极了!自从文字发明以来,著书立说的人虽然很多,只有孔老夫子因为是天生的圣人,所以才总括《诗经》、《尚书》、《礼》、《乐》而融会在一人手中,然后能够整齐厘定天下的各种记载,贯穿二帝三王,而连接成一个系统,然后能够彻底弄清古今的变化。因而他所创立的理论大放光辉,无论百代以上还是百代以下都不能企及。孔老夫子死后,诸子百家兴盛起来了,各自仿效《论语》用空洞的言词撰写著作。至于历代的史实,却无所记述和编排。直到汉武帝建元、元封之后,司马谈和司马迁才出来写史了。
  司马迁父子世代掌管典籍,擅长著述创作,所以,能够往上继承领会孔子的意图,会通《诗经》、《尚书》、《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的言论,贯通黄帝、尧、舜,一直到秦、汉时代,写成一书,分为五种体裁:本纪用来记载年代,世家用来代代相传,表格用来订正历法,书志用来排比史事,列传用来记载人物,使百代以下,史官不能改变他的这种写史方法,搞学问的人不能抛开他的《史记》。《诗》、《书》、《礼》、《易》、《春秋》六部儒家经典以后,只有这部著作。所以说“周公去世五百年以后有孔子,孔子去世五百年以后继承他们事业的人就在这里吧!”因此他自我标榜的地方已经不浅。然而大规模著述的人,一定要长期学识渊博、品行端正,而且全部看到天下的书籍,然后才没有遗憾。正当司马迁的时候,私藏书籍的律令刚刚解除,搜求书籍的途径尚未畅通,横贯三千年的历史典籍,却局限在七八种参考书籍中,所值得司马迁遗憾的,是广博不够。大凡写作史书的人,即使采纳前人的书籍,也一定自成一家言论。左氏是战国楚国人,他所看到的太多了,但他的《春秋左氏传》全都是楚人的言辞。公羊高,是战国齐人,他所听到的太多了,但他的《春秋公羊传》都是齐人的言论。现在司马迁的《史记》全部采用的是旧有史文,中间有时也有方言,实在是由于选录摘取未能详细,下笔删削匆忙的缘故,所以司马迁说:“我不敢毁弃先人(司马谈)所说的话,于是记述往事,整理那时的家世,世人的传记,而不是所谓的进行创作。”唐代刘知几也讥笑司马迁大量堆聚旧有的记载,有时也插入诸子百家不纯正的言论。所值得司马迁遗憾的,是典雅不够。大致上开创基业的人难免要粗糙简略,全都靠继承这种志向的有志之士来为它弥补愈合。晋国的《乘》、楚国的《梼杌》、鲁国的《春秋》,它们记载的内容都是春秋时齐桓公、晋文公的事情。《乘》和《梼杌》没有使他们结局完美的人,所以这两部书不能流传于世。《春秋》前头得到孔子的挽救,后头得到左氏的推崇,所以这部书与太阳、月亮一样经久不衰。否则的话,《春秋》只是一卷事情的题目,怎么能够在社会上流传!自从《春秋》以后,只有《史记》拥有写作的规模;倒霉的是班固并不是这样的人,于是丧失了会合变通的宗旨,司马氏创立的通史途径从此就衰落不振了。
  班固这个人,是讲究表面华丽、不务实际的人,全然没有作学术的本领,专门从事抄袭窃取。后汉章帝向他询问制作礼仪、音乐的事情,班固用在洛阳的各位儒生一定都能知道它们作为回答。倘若臣民都像这样,那么询问又有什么用呢?等到众位儒生各有陈述,班固只是剽窃叔孙通的十二篇《汉仪》,来拼凑文字搪塞罢了。假如臣民都像这样,那么奏议又有什么可取的呢?汉章帝知道班固学识粗浅鄙陋,所以对窦宪说:“你喜欢班固而忽略崔骃,这好比姓叶的人喜欢假龙一样。”班固在当时已有评价;像这样的人才,打算用什么来著述呢?《史记》全书,功劳在于十表,它好比衣裳有帽子,树有根本水有源头;班固不懂以表格形式排列的系表、谱牒等,把古今人物强行确立等级。而且说汉朝继承尧的运数,自然应该上继唐尧,并不是司马迁写作《史记》把汉朝放置在秦朝、项羽以后,这纯粹是没有根据的谈论。由于班固截取汉朝写为《汉书》,这样就导致周、秦不能相互沿袭,古今之间成为间隔。从汉高祖到汉武帝,凡是六朝以前的史事,都是抄袭司马迁《史记》的,他自己不感到惭愧;从汉昭帝到汉平帝,总共六朝,都是取资于贾逵、刘歆的著作,又不认为是耻辱。况且又有曹大家来结束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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