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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蓝与黑 作者:王蓝-第7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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兑换金元券。这一政策，一开始，很得到善良老百姓们的支持。在天津，由早到晚都有几条长龙排在银行内外，忠实地掏出他们多年来储存的金钞，换回薄薄的几折金元券。可是，巨商富户们却继续珍藏着金钞裹足不前。渐渐地，物价又告跳动，奸商们再度表演抢购、拒售、囤积、抬——再加上共产党无所不用其极地破坏新币的信用，同时共军以人海战术攻陷了济南，更造成民心的虚软惶恐，与新的通货膨胀——
军事失利，士气沮丧，民心焕散；民心焕散，士气沮丧，军事失利——交互循环不已。
由于共党在四乡封锁食粮，天津市在这个多难的秋天开始闹起严重的粮荒。
这是天津市参议员们最艰苦，最出力，也是最后一次的集会了。大家上午开会，下午开会，晚上开会，有正式会，有紧急会，有临时会，有秘密会（听取官员据实报告粮荒危机真相）；然而，除了大声疾呼：严禁食粮倒流回共区，鼓励四乡农民粮入市销售，澈底查办少数关卡刁难农民粮入市之不法人员，市民食粮调配处配售面粉必须按期办理不得延误，将政府控制之纱布设法换粮，急电行政院请核减配粮价格——此外，参议员们也再无良策了，因为大家无法凭空制造出粮食来。另外一个迫不及待的问题，是天津城防工事必须抢赶修筑。国军已自沈阳撒离，营口也告沦陷，共军驱兵入关必然为期不远。政府修建城防的经费不够，要靠老百姓缴纳自卫特捐。参议员对于任何加重人民负担的税捐都是反对的；可是，修城防是为了保护人民生命财产，顽固地反对似乎也会遭受人民责怪。于是，大家遭遇到从未遭遇的难题——不能不反对，又不能反对。反对，无法向市民交待；不反对也无法向市民交待。
经过一波三折，又推派代表到北平请剿总拨款协助，总算在市民少出钱，政府多出钱的比例下，开始修筑城防。
我的健康在逐日减退中。每天睡眠过少，精神透支过多。报社和参议会的工作，使我心力交瘁——医生嘱我休养，我无法办到。我开始长期戴着一副“健脑器”，在汽车行驶时，仰靠着座垫打盹，变成了我每天唯一较为安适的休息时间。
十一月中旬，由贺大哥那儿，得到最坏的一个消息——贺蒙在沈阳保卫战中阵亡了。
七十三
贺蒙死讯传来刚刚两日，表姊和表姊丈双双莅津，原来表姊丈奉调青岛邮局工作，他们在天津住了三天，即搭客轮赴青。我和姑母全家还有贺大哥都往码头送行，我一直没有告诉表姊贺蒙的消息。我又再三嘱告贺大哥千万也别跟表姊提这桩事。贺大哥似乎不知多年前贺蒙和表姊之问那一段淡淡的然而至为珍贵的纯洁感情，当我说给贺大哥听以后，他不禁伤感地叹息不止。贺蒙死了！在贺蒙最后一剎那的思维中，我知道，他会想到贺大哥、我、他的老母，还有表姊——
贺蒙死了，为国家，为人民，他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他已无痛苦，上帝必会欣然开启天堂之门，接纳这纯真、勇敢、勤奋，坚守自己在人间岗位到最后一秒钟的好男儿的灵魂。可是，晚死的人，却遭受难以忍受的哀痛——如坠地狱。
就在贺蒙阵亡的那几天，也是低级军官和士兵们以血肉保卫一寸一寸祖国土地的那几天，东北剿共统帅卫立煌擅自搭上飞机弃职潜逃了。政府这才发觉这位上将的真面目，于是下令通缉；可是，他比通缉令跑得快，比他本人跑得更快的，是他的万贯家财。
我病倒了。
姑母在我病中，万分焦急，又万分细心地照护我。有一夜我发烧不退，姑母在我床头坐守到天亮。在姑母面前，我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罪人——在改革币制的时候，她听信了我的劝告，把积蓄的金饰统统依法兑成了金元券，没有好久，金元券又变成了老法币，她不肯讲一句埋怨我的话——看到她那慈祥地渴望我立即痊愈的神色，我几乎哭叫出来：
“妈，还是叫我死掉的好，省得我再害您失掉全部积蓄——”
病中，贺大哥时常来看我，最低领袖也有信来。可是，他俩的话带给我更多的焦虑。
“国事日非，溯本求源寻找失败的根由，乃是我们这个由三民主义信仰者所建立的政权虽于推翻专制、完成北伐、抗日胜利获得成功；然而，却从不曾认真地严格地实行过三民主义——”最低领袖这位虔的三民主义信徒，在信上，沉痛地，这么对我说，“我们实行民族主义尚有成就；却一直忽略民权主义的倡导，尤其对于民生主义几乎完全抛诸脑后。殊不知三民主义的最终目的，正是实现民生主义。我以前还相当原谅我们的政府为了抗日剿共的迫切需要，暂时无暇顾及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的积极推行；可是，自我住居南京以后，我逐渐发觉我的想法未免过于宽厚，因为一些显要们无暇实行三民主义，但却有暇专门从事‘反三民主义’的勾当，殊令人失望、愤恨，例如京沪间官僚资本兴风作浪，南京市内地皮均被高级官员收购一空，而这些人却天天高呼节制资本、平均地权——”末后，最低领袖说：“东北军事、徐蚌会战相继失利之后，南京人心浮动，平津当更危急，不知你有意南来否？我多梦想我们能够重聚，并且携手同往任何一边远省分，从事三民主义思想播种，及真正实践三民主义的工作——”
贺大哥告诉我的，是他对于目前若干官员们的行径，发出的愤慨：
“唉，真想不到，几位过去很好的同志，现在竟变得这么堕落。他们在抗日期间，有的立过功，有的坐过狱，有的被敌伪判处了死刑，日内即要执行却赶上了胜利，出狱时一面狂喜，又一面宣誓：今后半生这条意外捡来的性命，可一定要拿出比入狱前更大无畏的精神尽忠报国——可是，曾几何时，这些同志们都把自己的话淡忘了。胜利后的歌舞升平，麻痹了他们的良知，一些高层官员的豪华奢侈，先使他们不平伤心，后使他们模仿效法，享受安乐对于任何人都有太大的诱惑力，经不起考验的他们，便开始走上歧路。你还记得当初高大爷托郑小姐找我出证明书的事吧？我当然不肯做那违背良心的事；可是，你猜怎么样？后来他居然拐弯抹角地找到我们另外一位同事，终于把那种证明书拿到了手，事后，又经奔走钻营，当真升任了处长；我曾和那个‘伪造文书’的同事大吵，我告诉他：他这么随便乱发证明书给亲日份子，何以对那些九泉之下真正为抗日地下工作而牺牲的同志们？我们的上级知道了这回事，我们二人竟受到同样的指责，抛开是非不问，却指我俩是‘派系意见作祟’！实际上，我有甚么派系？常初平津沦陷，像我们这样纯洁的青年小伙子，一个个奋不顾身地在敌后出生入死，或到游击区跟日、伪、共三重敌人拚命；一些大人先生们却在遥远的大后方争权夺利搞派系，胜利了，他们飞来接收，一个个住进巨宅大院威风凛凛，而若干死难的同志，想把灵骨搬进忠烈祠都不可能——结果，还忍心大打官腔指干部同志闹派系纠纷！自从军事调处以来，大批共谍混进政府阵营，保定绥靖公署的作战科长竟然是一老牌共特，幸经发觉，但他已连续把国军作战计划兵力布置献给共军，所以造成了国军一连串的失败，女共特更组成了‘舍身队’争相伪装嫁给国军军官，也一再造成诱拐国军官兵弃明投暗的事件，大批共干更假藉‘奔向自由’美名，纷纷由四乡流入都市，把毒汁流向我们的心脏地带——面对这些可怕的现象，我们负责情报工作的官员该多么特别提高警觉，集中精力，侦察破获敌人的问谍工作呢？可是，有些个官员不作此想，一方面他们骄悍轻敌，认为共产党一群土包子懂得甚么？一方面他们又利欲熏心，对于普通共谍案件一律不感兴趣，唯对有关经济物资的共谍案件特别热衷承办。不久以前在北平负责情报工作的一位首长，因为贪污，并暗中将军火卖给四郊的共军，被中央查觉，已经解到南京枪毙了，天津治安机关的前后两任的处长，因为贪污，都被押解到南京去了，足见最高当局尚能严正执法；不过，现在局势急转直下地往坏处变，中央对这里似乎也鞭长莫及，于是少数没出息的人把心一横，抓共谍的工作让别人干，借机搜括财物的工作由他们承当。昨天我一位上司吃醉了酒，跟我吐露真言：‘贺同志，别再卖命当傻瓜啦！咱们等共产党来了要杀死，跟着政府去流亡要饿死，所以今天咱们不能再不捞一票了，不捞将来也是白白送给共产党’——”
我看到，我们的政府千疮百孔，也在淌血了。我虽不曾一日从政，可是我关心、爱护这个政府，因为它是民选的政府，它又是反共力量的象征。我多渴望它健壮起来啊！然而，我继续看到的，却是它更衰败更悲惨的不幸命。
七十四
十一月下旬，我勉强支撑着，到报社和参议会工作。我卧病一周，似乎并未痊愈；不过，要我继续与外界隔离地倒在家休养，我的病会更加重。
天津市面并无萧条现象。繁华地带每天依旧车水马龙，娱乐场所、饭店、舞厅，每天依旧人挤如潮。有钱人拚命地挥霍，彷佛世界末日当真即将来临，唯恐失掉最后一次尽情享受。
另一批特别把自己的财物和生命看重的人，开始领导逃难。他们并不反共，过去一直是消耗政府元气的包袱和累赘，然而他们都知道共产党来了绝不会再有以前那种安逸岁月，所以他们拿出昔日抢购金钞、物资的敏捷手法，抢购飞机票、船票。
真正反共、真正忠贞的清苦公务员与市民们，想免除沦入铁幕之苦奔向自由，却不可能。他们的良知不允许自己丢弃责任一走了之，他们的财力无法办到抛井离乡到世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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