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乞丐的历史-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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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通过“包鞭”进行，而在“包鞭”中得到实利最多的是帮主。
“包鞭”是大型的特殊的乞讨。大户人家做红白喜事，约丐帮包鞭。白天守门、接客、开锣、放铳、点爆竹、夜里打更、护院，远远近近的乞丐闻风而至。丐帮主持人负责发钱、发米、发汤水（酒席上的残羹剩饭），帮鞭挂在门口，帮丐、游丐（没有帮的乞丐）都望而生畏，规规矩矩排成长队领钱物。即使是晚上，盗贼看见帮鞭，也要止步收入。因为丐帮人多、路熟、消息灵，他们在这里包鞭，你如果烂了他们的“江”，砸了他们的饭碗，他们随时随地可以缠住你不放，使你也做不成“生意”。
官办丐帮带有浓厚的封建等级统治和宗法统治的色彩，它的内部组织结构与人际互动关系与封建社会中各类政治组织是同构的，这是官办丐帮或半官半民丐帮组织与典型丐帮组织的主要区别。而官办丐帮的封建等级压迫与宗法统治又集中表现在丐头对广大乞丐成员的剥削与压迫上。丐头代表官府对从丐实行管治，全然是以官长与族长的身份出现，丐首对众丐拥有绝对的权威，可对众丐实施任何处罚，有时，丐首为了强化自己的统治权威，维系帮内的相对稳定，还兼施各种各样的刑罚。如湖南衡阳官办丐帮——卑田院就有种惩处院内乞丐的刑罚，有些刑罚之残酷是骇人听闻的。乞丐在入院之初，头儿便向大家宣传他们的“规章”，如有违犯便要严厉处罚。处罚当中用得最多的是“戴锁链”，即把一条铁链子一端系在犯事人的脖子上，另一端系在柱子上，使人不能走动，犹如拴牲口一般。
二丐帮种类（3）
官办丐帮或半官半民丐帮，严格说来，并不是乞丐的社会群体，而应视为官府对乞丐中之一部分人实行收容、管理、养济、控制的一种方式，在这种类型的组织中，作为组织的成员——乞丐是没有任何权利可言的，帮内的事务与活动的安排等等，全然与他们无关。
③社团型丐帮这种类型的丐帮实际上是一种民间会社或会党，大抵由民间豪强所创建，成员以乞丐为主，兼有流民、盗窃、抢劫分子，其活动是假行乞之名以行盗窃抢劫之实，带有明显的反社会色彩，其群体内部组织严密，是一种具有明确政治诉求的民众社团组织，主要盛行清代的中后期。其主要组织大略如下：湖北的“罗筐会”乾隆七年（1742）湖北江陵县“被水灾民藉荒为匪，名曰罗筐会，聚集男妇以借米为名，强索米谷。但这些组织往往随着乞丐生活的结束而消失”。
江西的“边钱会”江西的丐帮组织以边钱会影响最大。边钱会系由王瞎子于嘉庆十年在江西临川县首创。
王瞎子曾经加入过江西的轿夫结社“担会”，在创立边钱会过程中，也吸收了担会的某些组织方式。边钱会首领为头肩或老大，以下二肩、三肩依次排列，最小者称为“老满”。会中联络以半边钱作为暗号，一半为行令，一半为坐令，为会内聚散通讯之凭据，类似古代调动军队用的虎符。会众主要是乞丐或鸡鸣狗盗之徒。入会时，乞丐出米一升，窃贼出鸡一只及钱一二百文。入会后强者进行偷窃勒赎、弱者结伴强行乞讨。会内等级森严，每年五月十三、八月十五聚会，“老大乘轿而至，众皆跑迎”，边钱会的规矩十分严厉，把“不许抢劫、不许放火杀人”，列为首条，显然只是为了避免清政府的极端措施，以危及全体会员的生命。会员的活动方式包括“肆窃勒赎，自定价值，不容事主较量；老弱残废者结伴强讨，稍不遂欲，卧地诈伤图赖；其有弹钱赌博者，包揽护庇抽头，供奉老大；受害之人或有具报到官，必公同设计报复；遇官府查拿，令善走者名为老满头探听消息，以便躲避。”很清楚，这些有组织的乞讨、偷窃、聚赌的活动，能有效地保证这批无业游民的经济收入和维持生活，并在受到官府威胁时得以躲避或报复。偷窃活动是边钱会取得收入的主要手段。“其名犯肆窃分作三项；白日行窃者，名为白线；黑夜肆窃者，名为黑线；沿途丢包掉窃者，名为边客。”这种江湖切口一直到民国时期还在沿用。边钱会在江西的势力很大。从嘉庆十年到道光十六年，仅破获的边钱会案件即达七起，有的甚至发展到使“各乡每年或出钱一二千文，蔌米二三斗分节付给，作为常规”，有了固定的收入。以后进一步发展到其他社会阶层。
贵州的“孝义会”这是边钱会在贵州的一个变种。嘉庆二十一年（1816）开泰县人王开机在古州厅地方与刘东海等人“为诱赌行窃，恃众逞凶、讹诈苗民”，纠邀二十五人买备鸡酒，歃血断香，盟誓拜会，规定，“凡在奉之人不许自相欺凌；遇有事故共相资助。若遇危急彼此相顾，不许畏缩；若犯会中条款，重则捆缚投溺河仙，轻则砍去手指脚趾；若传唤不到，公议处治”。也以半边钱设立坐令、平令、行令三项名目。“因系义乞之事，名为孝义会”；“又以会中号令以半边钱边据，又立名为边钱会”。至道光八年（1828），贵州仍有边钱会活动。道光八年，湖南人乞丐王朴头、罗大琥在松桃厅与乞丐孙老九等人会遇，起意兴立边钱会，“可以持众抢窃，聚赌讹诈，得钱分用”，纠邀二十一人拜会。规矩与孝义会相同，以王朴为大哥，称为帽顶。孙老九、王大满为人公道，名为大五、小五，小分赃物。通信传人仍以半边钱为号。”从贵州边钱会的名称变为孝义会，以及有大哥、帽顶等称号来看，它已具有口国噜、哥老会的某些色彩。
湖南的“红黑会”这也是一种以乞丐、窃贼主要成员的类似会党的组织。
道光九年（1829），胡三在湖南宁乡、善化一带创立红黑会。以后又改称南北会、串子会，同治二年又称为青龙会。道光十九年（1839），湖南宋乡县斥革武生丁魁邀同廖七纠合四十五人拜会，推丁为大哥。会中规定，会中之人，如出外行窃，事在黑夜者，名为黑会，其余名为红会，会内通信凭据也用半边钱，称为信钱。从红会、黑会的区别以及半边钱的使用来看，湖南红黑会也是边钱会的地支派。道光、咸丰年间湖南盛行的红簿教、黑簿教也属于红黑会。“心设立会教，皆盗贼倚为护符，所谓红会者即红簿教，素白昼持械抢劫之盗也。所谓黑会者即黑簿教，系黑夜穿窬偷窃之贼喊捉贼也。因有明暗之不同故，加以红黑之异号。”直到光绪年间，湖南仍红黑会的活动，有的改名乌龙会，或与哥老会相融合。
湖南的“丫叉会”这也是以乞丐为要主成员的帮会组织。丫叉会的创始人是赵瞎子。道光二十年（1840）二月二十一日，丫叉会分别在湖南东安、零陵、邵阳、武冈四州县同时拜会，分为四房，分别由赵瞎子、周鸿文、龙老六、于才召为道，各房会员各在杖头刻一至三个丫和一码口为暗号，以便互相区别和帮助。人数共达139人。在交通十分不便的情况下，丫叉会能在四州县同时拜会，说明事先是经过较长时间酝酿的。
二丐帮种类（4）
江西、广东等地的“沙包会”或“沙钵会”其起始年代不详。道光二十年二月，李保庭等六十一人在江西崇义县结拜沙包会“各出钱六十三文，买备香烛酒肉，敬神结盟，以使聚赌行窃，互相帮护”。道光末年，广东沙包会首领王萧氏发动起义，不过这一丐帮组织已经同天地会发生了融合。
江西、福建、浙江三省交界处的“花子会”或“粢巴会”道光十六年（1836）有人奏报：“江西广信府属之上绕、广丰等县，福建建宁府属之崇安、薄城、松溪等县，浙江处州府属之龙泉、庆元等县，三省毗连之区、封禁山内有丐匪盘踞，号称花子会，俱系无赖之徒结党扰害。其会有大会首、副会首、散头目等名。大会潜往浙江金华府义乌、永康二县，行踪诡秘。每年五月十三日于僻静古庙聚会一次，蒸捣糯米为食，又名为粢马会。欲纠众讹作，则以竹筷缠扎鸡毛，上系铜钱一枚，分头传示。会中人见即赶往，有吃水放水之称。此会转入彼教，有钻圈跳圈之号。居民不敢告发，地方官不甚置意，愈聚愈众，难保日久不滋生事端。”可见这些地区的丐帮已具有严密的等级制度，定期聚会，并有黑话暗号，各个丐帮之间划分势力范围，进行有组织的强行乞讨活动。
湖南的“孤老会”道光十年（1935），湖北江陵县人郑老鼠在湖南澧州、安乡边界与阿弥子等人纠约八十八人拜会，以会内之人孤身者居多，取名孤老会。分南北二字派，由郑老鼠、阿弥子分别管束。同伙之人，皆须允其于家中躲避。南方派窃得财物，交郑老鼠变卖，北字派窃得财物，交阿弥子变卖。所得钱文皆由郑老鼠作三股派分，郑老鼠阿弥子共得一股，行窃之人得一股，存一股留作帮助照料其他人之用，倘被官差拿获，不许逞凶拒捕，不许扳供同伙。如遇村民欺凌，同会之人互相通知，以便帮助。这些只许偷窃，不许抢劫、不许拒捕的规定，其精神实质与边钱会完全一样，反映了窃贼的共同心态。孤老会按南北字派分脏的结会方式，后来也为其他乞丐、窃贼帮会所吸收，故亦称为“南北会”。
上述种种会党组织都以乞丐为主要会众成员，故而我们将其作为丐帮之一类，但它们是特别的一类，因为这类组织无论就其组织目标、群体活动，还是组织规范都与标准的或典型的丐帮相去甚远。边钱会、罗筐会、孝义会、红黑会、孤老会、花子会等组织与其说是丐帮之一类，毋宁说是会党之一类。这些组织的活动目标、内部组织结构与哥老会、天地会等帮会组织颇为相近，在此我们仅将其论列，以便读者全面了解。下面我们重点分析的丐帮组织，则以第一类为主要对象，间或涉及第二类，即官办丐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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