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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氏家族全传-第1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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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孔祥熙又悄悄给宋庆龄说：“哎，我说你说话可得注意点儿啦，老惹他不高兴，把你抓起来怎么办？”
“抓吧，我等着他们抓呢，那样更好！”宋庆龄不在乎地说。
“唉，这……”孔祥熙连连摇头。
宋庆龄照样我行我素。
一次，董必武要返回延安，宋庆龄毫无顾忌地在自己家里为他举行欢送宴会。
当时，周恩来、邓颖超夫妇来了。冯玉祥、李德全夫妇，徐舜英等人也来了。
周恩来在席间纵论天下形势，并特别分析了华北战场的战绩，在座的大家倍受鼓舞，凝神细听。
此时窗外寒气逼人，壁炉里却炉火通红，映照着壁炉架上交叉放置的两株稻穗。跳跃的火焰映照得稻穗显出金黄的颜色，十分可爱。周恩来谈完后，李德全指着两株稻穗大声地赞叹说：
“你们瞧，多么好看啊！这两株禾穗简直像金子铸成的一样！”
宋庆龄笑着说：“该比金子还要宝贵呢！我们的国家自古以来就是农业立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年年五谷丰登，人民才有好日子过。在几万万农民的心目中，这饱满的禾穗不就比金子还好吗！”
周恩来此时也走过去，双手抚弄着禾穗说：“将来打下江山，人民坐了天下，一定要把这两株禾穗画到新中国的国徽上面去！”
大家一齐说好，并共同举起杯来，祝愿新中国早日诞生。
后来周恩来一直记着自己说过的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讨论国徽图案时，他又讲起了当年那段往事。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徽上，就有了两束丰收的麦稻穗。
抗战中，宋庆龄不遗余力地组织保盟举办各种募捐、义卖和义演活动，收入的钱物当时不仅用来支援边区，也用来赈济河南灾民、广东灾民和湖南灾民等；还帮助一批国统区的贫病作家渡过生活难关。当年艾芜、邵筌麟、黄药眠、端木宏良、司马文森、陈残云和孟超等进步作家都曾得到过宋庆龄的援助。
终于有一天，鞭炮响了起来，到处是喧天的锣鼓，中国人民经过8年艰苦的抗日战争，终于取得了胜利。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这是中国人民近百年来第一次反帝斗争的彻底胜利。
那天晚上，在孔家又举行了家人的大聚会，宋氏三姐妹互相祝贺胜利，她们碰杯、跳舞，欢乐通宵。但当看到蒋介石那副踌躇满志的样子时，宋庆龄不免心里又忧郁起来：仅有抗战的胜利，中国人民并不见得就有好日子过。要一个独裁的中国还是民主的中国，要一个黑暗的中国还是光明的中国，两个中国之命运的搏斗还要进行。她必须准备迎接新的斗争。当时她想，在抗击异族入侵的战斗中能够站在一起的自己的兄弟姐妹们，在未来关系国家前途的斗争中，还能继续站在一起吗？
第十四章 宋孔恩怨及其他
1．当初就是“哈哈孔”作祟
当年在抗日战争中始终存在着两个关系着中华民族命运的矛盾：一是民族矛盾，关系着中国亡国不亡国的问题；一个是阶级矛盾，关系着能否将全民族抗战坚持到底并在战后建设新中国的问题。当时，这两个矛盾是紧密地互相联系的。
当时国民党的主要领导人蒋介石，虽然一直没有像汪精卫那样，放下抗战的旗帜，但当抗战相持阶段到来后，他对抗日也是消极的，甚至同日本侵略者秘密进行谋求妥协的活动。当时，他所实行的反民主的政策，是不利于团结抗日的。并且他还开始推行积极反共的政策：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强化法西斯统治和特务活动，打击并破坏共产党和其他进步组织，监禁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不断向共产党挑衅，袭击人民军队，捕杀抗日干部，制造多起摩擦事件，甚至武装进攻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当时的这些行径，也使国内的阶级矛盾日趋尖锐。
如何正确处理国共之间的阶级矛盾，这是一个重要而复杂的问题。当时中共中央认为，在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矛盾是第一位的，阶级斗争必须服从民族斗争；但亦不能否定阶级斗争，必须以阶级斗争促民族斗争。中国共产党在团结人民抗战的过程中，为了坚持国共合作抗战到底，对蒋介石集团实行了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所谓联合，就是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支持国民党内外的爱国力量，使国民党留在抗日阵线内。当时，中国共产党指挥的敌后斗争吸引了众多的日本兵力，使国民党正面受到的压力减轻，这是促使国民党继续抗战的重要因素。所谓斗争，就是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分裂。倒退活动要针锋相对，不能无原则地让步。在国民党掀起反共逆流时，中国共产党坚决团结各民主党派、各方面爱国进步人士和各阶层人民，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与国民党的倒退进行了必要的和适当的斗争。这种斗争，目的并不是要推翻国民党的政权，而是为了迫使它投降投不了，反共反不成，从而继续留在抗日阵线内。
当时中共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既汲取了大革命时期“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教训，又接受10年内战时期“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教训，这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思想的重大发展。实行这个政策，使中国共产党在极端复杂的环境中，能够始终清醒地全面地看问题，胜利地驾驭着整个局势的发展。
在国难当头之际，以蒋介石为首的反动政权，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引起了共产党人和各界群众的极大义愤。当时民族战争还没结束，胜利还未见分晓，内部就已开始分裂。这是其一。其二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四大家族”，当年也矛盾重重。其中宋子文和孔祥熙之间明合暗不合。尤其是在抗战中孔祥熙大发国难财，蒋介石睁一眼闭一眼，更使宋子文看不惯。
如果把宋子文与孔样熙比较，孔的精明和算计要比来的心计多10倍。宋子文充其量不过是个洋书生，留了多年学，空有一肚子理论且七个不服八个不忿地到处得罪人。“哈哈孔”虽没有多少学问，但有满肚子实践，要对付宋子文应该还不成问题。30年代初宋子文与蒋介石因“耳光风波”撕破脸皮后，就是“哈哈孔”乘虚而入，一举夺去了宋子文手上的财政大权。
1939年9月18日，经过孔祥熙的一阵游说，蒋介石信以为真，遂以国民政府名义下令：“特派中国农民银行理事长蒋中正为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四银行联合办事总处主席；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永铭为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银行联合办事总处常务理事。”同时发布了《战时建全中央金融机构办法》。《办法》规定：“四行办事总处，负责政府战时金融财政有关各特种业务。”“财政部授权联合总处理事会主席，在非常时期内，对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四银行可为便宜之措施，并代行其职权。”
按理说在抗战初期，孔祥熙与宋蔼龄夫妇虽然为国家、民族做了一些有益的事，但他们同时也利用手中的财权，使自家大发了横财。这是当时人们共知的，宋子文当然更清楚。孔祥熙究竟有多少私人财产，恐怕永远是个不解的谜。当时，有个说法叫做“蒋家天下陈家党，宋氏兄妹孔家财”，应该是“四大家族”的真实写照。这种说法当然也传到宋子文的耳朵中，而来的心里也是不平衡的，他知道姐夫的底细。怎么说自己是从孙中山时代做的财政部长，而孔祥熙则是从蒋介石执政后才做的财政部长，论资历自己是当然的老前辈。可是，谁又让他做了自己的姐夫呢。
抗战爆发之前，孔氏家族通过做军火生意、炒股票及币制改革等，已经发了一大笔横财，但孔宋夫妇却并没有就此满足。抗日战争开始以来，孔祥熙官运亨通一帆风顺，一步一步走向他一生中的顶峰。
再说“卢沟桥事变”时，孔祥熙本人尚在伦敦，由宋子文以中央银行常务理事名义处理中央银行事务。来就此在上海成立了中。中、交。农四行联合办事处。当时关于金融方面的领导，完全由宋子文主持，这就是四联总处的开始。孔祥熙回国后，旋又在汉口正式成立四联总处，原上海总处改为分处。且孔以中央银行理事会主席兼总裁名义担任四联总处主席，大有咄咄逼人之势。当时，不是宋子文不与孔祥熙合作，而是他看不上孔祥熙的那副嘴脸，因此当时宋子文挟持中国、交通两行，处处与中央银行作对。最后孔祥熙不得已，只好抬出蒋介石以中国农民银行董事长名义，出任四联总处主席，孔任副主席，实际上仍由孔祥熙主持。经过此次交锋，孔祥熙意识到必须利用四联总处名义扶植中央银行，并加强其独一无二的地位，以控制中国、交通两行，这就是由武汉迁到重庆后四联总处最重要的使命。此一回合，宋子文最后失败了。
再说孔祥熙执掌四联总处大权后，开始了他的真正发迹。孔有孔的绝招，他开始空前地扩大自己过去经营的企业，如金融、工业、商业、文化事业等等。
首先在金融方面，孔祥熙原本就有山西老家的裕华银行。该行开办于1915年，总行设在天津，名义上有资本200万元，实际上远未达到这个数字。该银行属孔祥熙的私人资本，本质上亦是商业资本，所以裕华银行只是孔祥熙的虚空机构。当时他开设金融机构的原因，是因为美孚石油公司给孔祥熙推销火油的代理权，但要一个银行担保。而当初孔在金融界举目无亲，只好虚设银行于天津，实际也是投机。当时孔为了证明此行不小，就说是从原来颇有名气的志诚信票号改组而来，并自山西太谷搬来。其实当时志诚信早就关门了，并且与孔祥熙毫无关系。孔祥熙这个人向来说假话是不脸红的。
到了20年代，孔祥熙渐走官运，但金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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