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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衡-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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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概念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不是职业的概念，而是社会身份的概念了。但如果要讲目前我国农民的经济社会生活状况，往往也要加上修饰词了，比如东部地区的农民，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富裕地区农民或贫困的农民，务农的农民和外出打工的农民，等等。这些概念的变化，揭示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就是在过去十多年的时间里，我们社会的分化是越来越细化了。
不平等的动力与机制90年代以来贫富差距的几个新特征（3）
但这只是一个方面的趋势。这个趋势表明了现代化过程中的一般性趋势：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化，社会分化或社会的分层结构也越来越细化。其他国家在进行现代化的过程中，也经历了同样的变化和过程。但仅仅看到这样一种趋势还是不够的。因为在这种趋势演进的同时，还有一个表面上看起来与之非常相反的趋势也在发生，这个趋势就是聚合的趋势。也就是说，一方面社会分层结构越来越细化，但这些细化的碎片，又正在开始往一起积聚。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种聚合的结果，是以占有大量资源为特征的强势群体和拥有大量人口为特征的弱势群体的形成。
在强势群体方面，首先是资源和财富正在向这个群体集中。可以说，自90年代以来，一个拥有了社会中大部分资本的强势群体已经成型。构成这个强势群体的，有三个基本组成部分，即经济精英、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从目前的情况看，这三部分精英不仅已经形成了一种比较稳定的结盟关系，而且具有了相当大的社会能量，对整个社会生活开始产生重要的影响。这个强势群体的社会能量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对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的影响。在90年代中前期的时候实行经济紧缩的方针时，一些房地产商赞助了一系列的经济发展研讨会，由经济学家出面呼吁政府实行宽松的财政和金融政策。这可以看作是一个开端。第二，对社会公共舆论的影响和话语形成的能力。在90年代中期之后，传媒更多地受这个强势群体的影响。而由知识分子制造的主导性话语也更直接地体现了这个群体的价值和主张。第三，形成了弱势群体对强势群体的依附型关系。因为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承认，弱势群体的许多机会，是由强势群体提供的。
而在另一方面，则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弱势群体。这个弱势群体主要是由如下的几个部分构成：除了部分富裕农民之外的贫困农民、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和城市中的失业下岗人员。这三部分人几乎构成了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这个群体首先在经济上处于弱势。农民的收入在90年代中后期处于停滞的状态，特别是1997年之后，大部分农民的实际收入是下降的。按照官方的数据，目前农民与城市居民人均收入的差距已经扩大到3倍，而据有关专家的估计，实际上已经达到6倍。农民工的工资，在过去十几年的时间里，基本没有大的变化。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九五〃期间全国城镇国有单位在岗职工减少3159万人，城镇集体单位减少1648万人，两者合计减少4807万人，与此同时，在城市中形成了以失业下岗人员为主体的城市贫困阶层。根据有关资料，1999年中国城市贫困人口的规模在1500万～3100万之间（而专家们估计的数字则是5000万人左右），其中主要是失业和下岗人员。而且应当注意到的是，国际上公认的贫困线一般是社会平均收入的一半，而我国城市贫困家庭的平均收入，一般只是当地社会平均收入的20％～30％。同时，这个群体在政治和文化上也是弱势的。根据1999年2月17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中国人权发展50年白皮书》，1998年初选出的九届全国人大代表共2979名，其中，工人、农民占18．9％，知识分子占21．08％，干部占33．17％，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占15．44％，解放军占9％，香港特别行政区代表占1．17％，归国华侨占1．24％。而且，在利益已经高度分化的情况下，这些群体既没有相应的组织形式表达自己的利益要求，在媒体上也很难发出他们的声音。
4社会对贫富差距的认知在变化
首先是阶层的意识和认同在形成。阶层内部认同的形成是与阶层之间的边界联系在一起的。因为人们正是从这种边界中萌发“我们”与“他们”的概念和意识的。在1991年，上海市社会科学院曾经对上海市民的阶层意识进行过调查，得出的结论还是“有阶层化差别但无阶层化意识”。而在1996年的武汉进行的调查则表明，绝大多数市民具有阶层认知，其中3/4的人认为自己是处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当中。其他的一些研究还表明，在像失业下岗人员这样的群体当中，也具有一种很强的“我们感”。而我们知道，“我们感”与“他们感”是群体或阶层认同的最基本的因素。
其次，由贫富差距导致的对立和不满情绪在形成。在90年代初期，在社会中曾经出现对贫富悬殊强烈不满的情绪。在许多次调查中都发现，在各种人们不满意的现象中，贫富悬殊往往是处在最靠前的位置上。但在最近的几年中，人们对贫富悬殊现象的议论反倒是比原来减少了。有人认为，这表明人们对贫富悬殊现象无奈地接受了。但事实上，无奈与不满往往是同时并存的。近些年来，有一种现象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这就是社会中开始广泛弥漫的“仇富情结”。在2002年至少有三件事情是很值得人们深思的。一是刘晓庆偷漏税案引起的广泛议论，在这些议论中，虽然抨击的是偷税漏税现象，但也夹带着许多其他的东西，如富人都是偷税漏税的等，甚至不时出现打杀之声。二是牛群裸捐产生的广泛怀疑和非议。三是山西著名企业家李沧海被害案所引起的社会反响。本来一个人遇害，大家表示的应当是同情和悼念，但互联网的帖子中却出现许多对死者的攻击和怀疑，最主要涉及的是财富的来源。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调查中心进行的一项调查中，对〃您认为在如今社会上的富人中，有多少通过正当手段致富？〃的问题，仅有53％的人回答“有很多〃。 2000年7月，根据国家计委社会发展研究所与国家统计局城调队联合对6个城市居民进行问卷调查，对当前收入差距扩大不太能接受和完全不能接受的占被调查者的365％，认为一般的占408％，认为勉强可以接受和完全可以接受的只占197％。上述情况也许表明，对目前贫富悬殊社会背景下形成的社会分层的认知，已经在形成的过程中。虽然现在还不能说已经形成了非常清晰的阶层意识，但一种与社会不满联系在一起的分层意识，已经是依稀可辨了。
在弱势群体中，挫折感在上升。在资源一体化配置的过程中，社会中相当一部分人拥有的资源越来越有限，一种社会挫折感在逐步蔓延。有学者在2000年对北京市部分失业人员进行的一次调查中发现，这些人员在失业下岗的过程中，都经历了一次“失业危机”。这种失业危机从客观上来说，是一种社会身份的转变，从心理上来说，则是一种心理危机。一些新闻报道还表明，一些人员在经历失业下岗的同时，还会面临家庭危机。有人在2000年的时候，在河南某县城关乡进行了一次调查，共发放问卷208份，全部收回，其中有效问卷200份。该县城属国家级文明县城，所以调查对象的平均生活水平要高于一便农民的生活水平。在全部调查对象中间，对自己生活状况很满意的占12％；比较满意的占62％；不满意的占24％；很不满意的没有。认为改革开放以来自己实际生活水平提高很大的占11％；提高不大的占55％；没有提高的占115％；不如原来的占225％。认为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让先富起来的人帮助大家一起致富这种说法很有道理的占115％；认为富人不可能去帮助穷人，这项政策只能造成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的占85％；不好回答的占35％。对文化大革命，没有人表示反对；45％的人表示不反对；85％的人认为不好回答；105％的人没有回答。在全部调查对象中间，855％的人对将来有信心；105％的人对将来没有信心；4％的人没有回答。尽管这是一个很不规范的调查，但从中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与贫富差距相联系的社会心态的存在。
不平等的动力与机制贫困是什么？（1）
贫困是一个既复杂又简单的现象。说它复杂，是直到现在为止，有关贫困的含义及其衡量标准的确定，在学者们中间仍然是争论不休的，而且这种争论似乎越来越复杂化。说得极端一点，恐怕将来如果有一天贫困现象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彻底消除了，有关的学术争论都不会结束。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贫困现象又是很简单的，因为你无论在贫困的定义上进行怎样的争论，贫困都以那样一种朴素而客观的方式存在着。
在20世纪末，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曾对上海、天津、武汉、兰州和重庆等5个城市2500户贫困家庭进行问卷调查，这个调查揭示了贫困的这样一种状态：从收入上看，他们的收入只有当地社会平均收入的1/3甚至1/4；在食品消费上，贫困家庭每星期吃肉的天数平均在1～2天，武汉、天津和兰州都有4成到6成的贫困家庭基本不沾荤腥，8成以上贫困家庭的副食都是以素菜（蔬菜）为主；在衣着消费上，90％以上贫困家庭中成人都极少买新衣服，30％～60％贫困家庭成人穿的衣服主要靠亲友赠送，有些人穿的是基层社区募集的旧衣物；在医疗方面，贫困家庭中有家庭成员患有慢性病和遗传病的要占30％～60％，但是生病时不去医院看病的要占50％～70％；在教育方面，贫困家庭负担不起学校学杂费的要占60％～90％，有5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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