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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花与刀-第4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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杉木夫人在得到机会拆掉这种铁丝架时，她所感到的兴奋是幸运而又天真无邪的。原被栽在小盆中并被一瓣一瓣地精心摆弄过的菊花，在返朴归真的过程中发现了真正的乐趣。但在今天的日本人之中，“出乎意料”地行动和对“耻”（耻辱）的约束力表示怀疑的自由，可能会打破其生活方式的微妙平衡。在新的制度之下，他们将不得不学习新的约束力。而且变化的代价是高昂的。制定新的假设和树立新的道德并非易事。西方世界既不能假定日本国民一见新假设和新道德便会接受并把它们变成真正自己的东西，也不应认为日本人不能最终制定出比较自由、比较宽容的伦理。在美国的“二世”民（第二代日本侨民）已将日本道德规约的知识和实践遗忘干净，其祖上的任何东西都不能使他们墨守其父母之邦的风俗。同样，生活在日本的日本人在新的时代也能够树立起不像过去那样要求个人自制的生活方式。菊花摆脱了铁丝架，不经过那样彻底的修整也能够美丽鲜艳。
在向这种较大的精神自由过渡的时期中，日本人有某些帮助他们保持平稳的古老的传统道德。其中之一是自我负责的精神，用他们的话来说，“自己身上的锈”——将人的身体比作刀——自己负责。正如佩刀者应该负责使他的刀始终闪闪发光一样，每个人必须对其行动的后果负责。人必须承认并接受他自己的弱点、缺乏韧性和无能所造成的必然结果。自我负责在日本被解释得比在自由的美国严格得多。在这一日本意义上，刀不是成为攻击的象征，而是作为自我负责的理想人物的比喻。在尊重个人自由的体制下，没有比这种德更好的平衡轮了，通过日本的儿童训育方式和行为哲学把这一点作为日本精神的一部分灌输给日本人。今天，在西方的意义上来说，日本人要“扔掉刀”。在日本的意义上来说，他们有毅力来注意保持心中的刀免生时时会产生的锈斑。若依据他们的道德措词来说，在更为自由、更为和平的世界上他们仍能够把刀保存下来作为一个
象征。
投降以来的日本人
Section 1
美国人有充分的理由对日本投降以后美国在管理日本中所扮演的角色感到自豪。美国的政策是由8月29日无线电广播的国务院及陆海军部的共同指令确定，并由麦克阿瑟【麦克阿瑟（1880～1964），美国五星上将。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曾任远东美军司令，自1942年起任西南太平洋盟军总司令。日本投降后以“盟军最高司令官”名义执行美国单独占领日本的任务。——译注】将军巧妙地加以实施的。此种自豪的充分理由常常被美国报纸上和广播中带有党派观念的赞扬与指责搞得模糊不清，而且只有少数人拥有关于日本文化的充分知识，从而能够正确判断某一特定的政策是要得还是要不得。
日本人投降时的大问题是应实行何种性质的占领。战胜国是应该利用现有的政府甚至利用天皇，还是应该清除它，抑或应该在美国军政府官员的指挥下实施各市各町各村各地方的行政管在意大利和德国的做法是，在各地设立A．G．（盟国军政府）本部，作为作战部队不可缺的组成部分，把地方行政置于盟国行政官手中。在日本投降之日，那些负责太平洋地区的A．G．的人仍期待在日本建立此种统治体制。日本国民也不知道会在何种程度上允许他们保留行政上的责任。《波茨坦宣言》只是说“日本领土中由盟国指定的各点应被占领，以确保我们在此阐明的根本目的，”“那些欺骗了日本人民并将其引上歧途去征服世界的人的权力和影响”必须永远消除。
国务院及陆海军部给麦克阿瑟将军的共同指令具体地表达了关于这些事情的重大决定，该项决定得到了麦克阿瑟将军司令部的全面支持。日本国民负有行政及重建其国家的责任。“最高司令官将通过日本国政府的机构及包括天皇在内的各机关行使其权力，直至能令人满意地促进美国的目的。日本政府将获准根据他（麦克阿瑟）的指令在内政事务中行使正常的政府职能。”因麦克阿瑟将军对日本的管理与盟国对德国或意大利的管理性质完全不同。这个司令部完全是一个从上到下都利用日本官员的组织。它与日本帝国政府打交道，而不是与日本国国民或某町某地方的居民打交道。其任务是确定日本国政府的活动目标。如果某位日本大臣认为这些目标无法实他可以提出辞呈，而如果他言之有理，他可以使指令得到修正。
这种管理方式是大胆的措置。从美国的观点看，这一政策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正如希尔德林将军当时所说的：
现，
此，
M．
M．
理？
“通过利用日本政府而获得的好处是巨大的。如果没有可供我们利用的日本政府，我们便不得那直接操作管理一个拥有七千万国民的国家。这些人在语言、风俗、态度方面与我们迥然不同。通过清洗并利用日本国政府的机构，我们节省了时间、人员和财力。换言之，我们要求日本人用自己的手来清扫自己的国家，但自我们给予指示。”然而，当这一指令在华盛顿起草之时，仍有许多美国人担心日本人会感到愤懑并采取敌对态度，从而变成一个虎视眈眈、伺机复仇并破坏任何和平计划的民族。这种担心后来被证明是毫无根据的。而这在关于被战胜民族或其政治、经济的普遍真理之中是找不到原因的，只有在日本特殊的文化之中才能找到原因。倘若是在日本以外的任何其他国民之中，恐怕基于信义的政策不会获得如此成功。在日本人看来，该项政策从失败这一严酷的事实上抹去了屈辱的表象，激起他们实施新的国策，而他们能够接受这种新的国策，除了特殊文化形成激日本人的特殊性格外别无其他原因。
在美国，我们无休无止地议论媾和条件宜严厉还是宜宽大。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严厉还是宽大。问题是要使用程度恰当的严厉，既不多也不少，以打破具有侵略性的危险的旧模式，并树起新的目标，应选择的手段要根据该民族的特点及其传统的社会秩序而定。对于普鲁士式的专制主义深深扎根于家庭和市民日常生活中的德国要有适合于德国的某些媾和条件。对日本，明智的和平政策恐怕要与此不同。德国人并不像日本人那样认为自己对社会和祖先欠下了人情债。他们奋斗并不是为了偿还不可计数的债务，而是为了避免做牺牲者。父亲是一个专制的人物，正是他，像其他所有占据较高地位的人那样推行“强制尊敬”——用德国人的话来说是这样。正是他如果不受别人尊敬就会感到惶恐。在德国人的生活中，每一代儿子在青年时代都反抗其专制的父亲，后他们自己进入了成年时代，终于向单调无味、平淡无奇的生活屈服了，而他们一直把自己父辈的生活看作是这样的一种生活。一生中生活最有朝气的是青年期的反狂飙运动【原文为德文Sturm und Drang，即18世纪德国文学上的狂飚运动。——译者】的那几年。
日本文化中的问题并不是极端的专制主义。父亲是对待小孩既尊重又钟爱的人，在几乎所有的西方观察者看来，这种尊重与钟爱在西方经验中是极其罕见的。日本的孩子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与父亲之间存在某种真正的友爱本系，而且公然以自己的父亲作为自豪的对象，所以父亲又要改变一下声音就能使孩子采取父亲所希望的行动。但父亲对幼儿并不严厉，因此青年时期也不是反抗父辈权威的时期。相反，在社会的评判目光中，这个时期孩子成了他们家庭的负责而孝顺的代表。正如日本人所说，他们“为了练习”，“为了修养”而向其父亲表示敬意，这就是说，作为尊敬的对象，父亲是一个与现实故人格分离的等级制和正确的处世态度的象征。
孩子在极小的时候通过与父亲相处的经验而学会的这种态度成为贯串日本社会的一个模式。因其等级地位而获得最高尊敬的人并不一定自己随心所欲地行使权力。处于等级之首的官员们并不一定行使实权。上自天皇下至平民，其背后都有谋士和隐蔽的势力在策动。对日本社会这方面的最准确的说明，是一个类似于黑龙会【日本的反动团体，创立于1901年。日俄战争期间其会员
来，
曾充当日本军部的密探，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日本专门从事反对工人和社会主义运动。以大亚西亚主义相标榜，1946年解散。——译注】的超国粹团体的领导人在30年代初与东京一家英文报纸记者所谈的一段话，他说：“社会——当然是指日本——是由一个角里的图钉所控制的三角小” 【厄普顿。克洛斯引：《幕后日本》，1942年，第136页。——原注】换言之，三角摆在桌子上，人人都能看见。图钉则是看不见的。三角有时偏向右方，有时偏向左方。三角以从不显露的轴为中心而摆动。借用西方人常用的话来说，所有的事情都是“以法术”做成的。竭尽一切努力使专制权力的暴露减少到最低限度，使每一个行动表现出向象征性地位效忠的姿态，尽管该地位往往并无实权。如果日本人真的觉察出有人在行使不加掩饰的权力，他们就将此视为谋私利的行为，是与他们的制度不相称的行为，就像他们对高利贷和“成金”（暴发户）的看法一样。
正因为日本人是这样观察其世界的，所以他们对私利和不公正进行反抗，但他们决不成为一个革命家。他们并不企图打碎其世界的组织。他们可以在自丝毫不批判其制度的情况下实现最彻底的改革，如他们在明治时期所做的那样。他们将此称为“复古”，即“复归”过去。他们并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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