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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统最后的暗杀名单-第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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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隆县政府大礼堂内，刘伯龙双手接过谷正伦现场草拟好的委托书，反复端详，自觉满意，然后张大嘴“呵、呵”地将墨迹吹干，小心翼翼地放进了公文包。
“老主席，”刘伯龙俨然履新的派头，“你如果要去昆明，我们八十九军一路护驾。一待贵州局势稳定下来，再烦请您老回来主持大局。”
谷正伦装作会意的一笑，抱拳道：“那自然，那自然。一路还得多劳八十九军弟兄们关照。”
刘伯龙挟着公文包，往外挪动着步，“兄弟戎务在身，贵阳局势不稳，这就告辞了。”说完，便意气风发地大踏步走向礼堂外。
突然，“哒哒哒”一阵机关枪声响起，刘伯龙抱着公文包，还没反应过来，就重重地倒在了地上。韩文焕从偏屋冲出，走上前一看，刘伯龙早被打成了马蜂窝。他俯下身，来回用脚踹动着尸体，确信刘伯龙已经死亡，便朝身后的陈时礼挥挥手。几名卫士立刻上前，将刘伯龙用白布单草草一裹，抬了下去。
谷正伦已经站在了礼堂前，他厌恶地一挥手，冷冷地命令道：“给我扔下山谷，不要让家属收尸。我杀刘伯龙，是顺乎民意，曲靖、沾益之人不知该如何感谢我呢！顺便，也可告慰恩师的在天之灵。”
尔虞我诈中，刻薄寡恩而无廉耻、行事毒辣而少谋略的刘伯龙就这样被谷正伦设计谋杀。晴隆擒龙，刘伯龙终遭杀生之祸。
随后，他马上召来已等候在晴隆的八十九军副军长张涛，令他将两连卫士带回贵阳，并当场宣布他为八十九军军长。
是夜，谷正伦以刘伯龙滥杀无辜，阴谋投共为名，向蒋介石报告了处决刘伯龙的情况，并称已任命副军长张涛为八十九军军长。
蒋介石收到报告，已无力控制贵州，面对谷正伦的先斩后奏，只得回电认可。与此同时，八十九军的军统特务张立若也写了一封报告，由毛人凤转呈到了蒋介石的案头。蒋介石这才明白个中详情，他大为震怒，密令军统务必在昆明转机途中，扣留谷正伦。
到底是冷血决断之人，谷正伦以多年事蒋经历，明白蒋介石不会放过自己。他收拾好金银细软，携带大量美钞、港币，在11月15日贵阳解放后，从晴隆逃往昆明，准备转机去香港。
行前，将黔省军政事务交与张涛料理，并暗示对方，可以机动处置。张涛心有不甘，欲劝他一道起义。
谷正伦叹口气道：“老弟，你们去那边，有前途。我不行，干过国民党宪兵司令，有特务背景，共产党是最恨这类人的。留下来，恐不能见容于他们。恩师卢老先生讲得好，华容亡命，沦为奔亡之虏。今天我等处境，正是如此。这是天意。”
16日，谷正伦启程逃往昆明。他没入城，便招来过去的旧部，此刻负责昆明警戒的几名宪兵团长，凄凄惶惶，坦言相告自己的来路景况。
这几名宪兵团长是他过去当宪兵司令时，亲自提拔起来的，一直对他感恩戴德。听他讲完话，便齐声保证，一定送老长官安全离开昆明。
谷正伦径去巫家坝机场。
已得到密令的军统云南站站长沈醉忙赶往机场，准备扣留谷正伦。却见那几名宪兵团长将谷正伦围得严严实实，一直护送登机。谷正伦知道沈醉的意思，他打趣道：“谢谢沈老弟来送老朽。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心。他们都是我的旧部，如此情形，他们还念旧情，着实令老朽感佩。”
沈醉苦笑一声，四下一望，只见机场的宪兵如临大敌，来回巡弋。那几名团长则紧绷着脸，死死地盯住他的一举一动。
沈醉没办法，只得装作大方的样子，陪着笑脸将谷正伦送上了飞机。然后，眼巴巴地看着那只钢铁大鸟带着谷正伦翩然远去。
谷正伦去了香港，过起了富足的寓公生活。后来，在其弟谷正纲的疏通下，蒋介石取消了对他的通缉令，但他依然深居简出，不敢再去台湾。上世纪五十年代，共产党曾极力争取他回大陆，因惧怕自己的宪兵司令身份，终未成行。大约在七十年代，号称贵州“谷氏三杰”的谷正伦在香港病逝，总算得到了善终。
第十部分 杨门惨变第49节 杨虎城心中特别的伤痛
贵州息烽监狱，满怀悲愤的杨虎城将军日夜以夫人的骨灰盒为伴，翘首期盼自己的人生自由；刘邓大军席卷大西南，杨虎城与子女升腾起愈加炽烈的热望。陪都林园，蒋介石恶狠狠地说：“留了他做什么，早就应该杀了！”毛人凤再领密杀令。
1949年8月，贵阳黔灵山下麒麟洞一所隐秘的四合院中。低低的云层和湿漉漉的雾霭笼罩着这个著名的风景区，抬眼望去，四周像抹了一层厚厚的锅底灰。
花白了大半头发的前国民党西北军将领、西安事变的发起人之一——著名的杨虎城将军，佝偻着腰，怀抱幼女，手拿一张报纸，步履老态地来到院中。然后紧靠在一方石案下，缓缓戴上老花镜，徐徐展开手中的报纸，默默捧读了起来。
他由重庆秘密转往贵阳，已在这个近乎与世隔绝的“夜郎之国”又被监禁了七个月。其行藏踪迹仅有蒋介石、军统上层和国民党贵州省主席谷正伦知晓，外界的人仍在多方猜测这位当年声震四方的将军，究竟被蒋介石拘押在何处。
虎落平阳，英雄末路。经过十余年的监禁，杨虎城倍受折磨刺激，身心俱疲，早已不复当年戎马倥偬、征战四方的豪情霸气。他终日以夫人的骨灰盒为伴，愁眼相对一双无辜的儿女。原先的虎背熊腰已变得形销骨立，若黄钟大吕般的爽朗之声已变得缓慢低沉。惟有那张布满了细密皱纹的脸，依然没有被岁月剥蚀去昔日的冷峻与坚毅。
这时，透过报纸，杨虎城已基本明了时局的变化，他在心中升腾起了炽烈的热望，灵魂与肉体被掳掠得太久，终要迎来出头之日了。他展开报纸，幼女已挣脱出怀，独自在一旁玩耍。
报上通篇都在登载蒋介石如何从广州将政府迁来了重庆。满纸是荒唐的支吾之词，明眼人一看，蒋介石已被逼得山穷水尽，企图仿效历史和现实的范例，借助大西南做最后一搏。
杨虎城读着报，心若明镜，表面上却不动声色。
这时，负责看守他的军统组长、原重庆白公馆监狱长张鹄讪笑着凑了上来。
“老先生。”军统特务都这么称呼杨虎城。张鹄不请自坐，径自将报纸拍得沙沙作响，“委员长已将军政系统全部搬到重庆，那里组织了八万人欢迎委座再到陪都，党国上下齐心一致，坚决打好第二个抗战。老先生对此有什么感想啊？”
杨虎城就势放下报纸。眼光瞟向雾气弥漫的天空，不着边际地答道：“这天气真怪，换了在重庆，热得要命。偏偏在贵阳，这里还跟过春、秋季节似的，一早一晚还怪有点冷。”
说着，杨虎城起身便去召唤独在一旁玩耍的幼女。张鹄知道杨虎城虽特别关注时事，每天必看报纸，但多年的监禁生活已使他变得异常敏感和谨慎。对于时局特别是蒋介石个人，他绝口不会吐露半个字。
有好几次，张鹄装作聊天的样子想从他口中掏出这方面的话题，话一出口，总被杨虎城挡了回去。张鹄见杨虎城和幼女击节着手，做起游戏，他心中暗骂一句，只得悻悻地走开了。
见张鹄离去，杨虎城不由得紧紧搂住幼女，黯然垂泪道：“要是爸爸死了，你可怎么办？”小女儿仰起天真的小脸，忙伸手往父亲的脸上轻轻一拭，稚声稚气道：“爸爸不哭，以后我们还要回蒲城老家。”幼女名叫杨拯贵，是其续弦夫人谢葆贞于1941年陪他在息烽坐监时所生，她给监禁岁月里的杨虎城带来了莫大的慰藉。
众所周知，因激于民族危亡的义愤，杨虎城和张学良于1936年12月12日发动了“西安事变”，对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蒋介石实行兵谏，痛陈他们的抗日救亡主张。“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被判十年徒刑，公开监禁。杨虎城虽暂时逃过蒋介石的处罚，但被逼交出兵权，带着夫人幼子及随员“出洋考察”，游历了欧州各国。
上海“八？一三”事变后，杨虎城不顾他人劝阻，毅然经香港回国，他一到当时的国民政府所在地武汉，便被蒋介石下令由军统拘押。从此，辗转开始了他长达12年的监禁岁月。
在这十余年的囚徒日子里，杨虎城夫妇及幼子和狱中出生的女儿，大部分时间被监禁在贵州深处的息烽。这里地处黔西北，交通不便，信息不通，易于监管。军统在抗战爆发后，精心选定该地，建起了集中营，作为关押各类“政治犯”的重要场所。
同张学良相比，杨虎城虽是西北军名将，但实力、地位、影响力当然不可同日而语。至关重要一点，蒋介石一直固执地认为，“西安事变”的发动，主要责任是杨虎城和共产党，至于张学良，则是“少不更事，误入歧途，受了别人蒙骗和蛊惑”。换言之，在蒋介石心中，杨虎城是“元凶”，他一直在心里恨得痒痒的，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只是碍于内外舆论，始终不敢下手而已。
张学良这时也被长期幽禁，但处境远比杨虎城强。子女未受牵连，还被送往美国接受教育，两位如夫人更是轮番陪伴。其次，张学良承袭家业根基，庞大的东北军虎倒余威在。再者，张学良与国民党上层如宋子文、宋美龄兄妹和不少达官显贵交谊甚厚，他本人还曾是挂名的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综合方方面面因素，蒋介石不能不有所顾忌。
杨虎城就不同了。“西安事变”前，他只是西北军的一方小诸侯，历来与国民党上层人物交游甚少。“西安事变”后，覆巢之下的十七路军已被打乱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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