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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号屠场 [美] 库尔特·冯内古特-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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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还有什么要求吗？”长官问。
“有，长官，”一个侦察兵说，“我们想一直呆在一起，直到战争结束，长官。你有什么办法能保证‘三个火枪手’不被拆散吗？”
毕利·皮尔格里姆在森林里停下来了，倚靠在一棵树上闭上眼睛。他的头倾到后面，鼻孔怒张，像一个诗人在安息国似的。
他的注意力开始庄严地回旋在他生命的圆弧中，到达死亡，它是紫色的火光。没有什么别的人在那里，别的什么也没有，只有紫光——和嗡嗡声。
接着，毕利又回旋到活的时刻，再倒退到出生之前，这时是红色的光和噗噗声。然后他又回旋到活的时刻而停了下来。这时他是一个小孩，同他那多毛的爸爸在埃廉市基督教青年会洗淋浴。
他闻到隔壁房间游泳池里的氯气味，听到跳板发出的隆隆声。
小毕利感到害怕，因为他父亲说要任凭毕利自己沉浮学习游泳。他父亲将把毕利扔进深水里，而毕利将因此而学会游泳。
这事简直像受刑。当毕利的父亲把他从淋浴室抱到游泳池去时，他浑身麻木了、他闭起了眼睛。等他睁开双眼时，他已沉入池底，听见到处都有悦耳的乐曲。他失去了知觉，但乐声仍不绝于耳。他模糊地意识到有人在援救自己。毕利对此感到不高兴。
他从那儿作时间旅行来到一九六五年。这时他四十一岁，正前往松树丘访问他衰老的母亲，仅一个月前他把母亲送进了这个老人收容所。她得了肺炎，看来活不了啦。然而，她却又活了若干年。
她的声音十分微弱，因此毕利要听她讲话，只好把耳朵凑近她那白纸般的嘴唇。她显然有很重要的话要讲。
“怎么……”她刚开始又停了下来。她十分疲倦。她希望她没有讲完的话，毕利可以代她讲出来。
但是毕利不知道她心里想什么。“怎么什么呀，妈妈？”他催问道。
她很艰难地咽了一口气，淌了几滴眼泪。接着她从她那整个衰朽的躯体，甚至从她的脚趾和指头拚命凑集力量，她终于聚积了足够的气力低声说完了这句话：“怎么我变得这么老啦？”
毕利的老母去世了，他跟着一位漂亮的护士走出房来。当毕利进入过道时，一具盖着床单的老头儿的尸体正被人用车子推着从身旁送走。此人当年是一位著名的马拉松运动员。就这么回事。这事情发生在毕利因飞机失事而摔破脑袋之前，而且在他大谈飞碟与时间旅行之前。
毕利在候诊室里坐下。他这时还没有成为鳏夫。他感到他那垫得又软又厚的椅子坐垫下有个硬东西。他把它拖出来，发现它原来是一本书，是威廉·布莱福德·胡伊所著的《二等兵斯洛威克行刑记》。这本书叙述了编号为３６８９６４１５的兵士斯洛威克在美国行刑队前被处死的真实情况，自南北战争以来，他是美军中由于胆小怕死而被处死的唯一士兵。
就这么回事。
毕利读到军法参谋回顾这一案件时的意见，意见的结尾部分是这样写的：他已直接地向政府的权威提出了挑战，今后能否维持纪律有赖于对此挑战作出坚决的答复。如果开小差可以处以死刑，此案即应以死刑论处。就此案而言，死刑并非惩罚性措施，亦非报复手段，而是为了维护纪律，只有依赖纪律，当孤军作战时，才能克敌制胜，此处心慈手软实不足取，也无人作如是主张。
就这么回事。
毕利于一九六五年眨眨眼睛，便在时间上旅行到一九五八年。
他参加为小联队举行的盛宴，他的儿子罗伯特是这个球队的队员。
球队的教练（他从未结婚）正在讲话：“说老实话，我认为给这些队员当个送水员也是光荣的。”
毕利于一九五八年眨眨眼睛，便在时间上旅行到一九六一年。
正是新年除夕，毕利因为在宴会上喝得酩酊人醉而大丢其脸，参加宴会的人都是从事验光配镜行业的，或是嫁给配镜师的。
毕利通常不大喝酒，因为战争败坏了他的肠胃。但这天他确实喝了大量的酒，而且还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对妻子瓦伦西亚不忠。他不知怎的把一个女人勾引到洗衣房，然后就坐在开动着的煤气干燥器上。
那女人也很醉了，她让毕利脱去她的紧身褡。“你刚才要跟我讲什么来着？”她问。
“没什么。”毕利说。他的确认为没什么。他想不起那女人的名字啦。
“他们为什么不叫你威廉却叫你毕利？”
“由于商务上的原因。”毕利说。这是真话。他那位拥有埃廉市验光配镜专科学校并帮助他开业的老丈人，在这方面是一个天才。他要毕利鼓励别人叫他这个名字——它使人不容易忘记。它还会使他似乎具有那么一点儿魔力，因为这一带别的成年人都不叫这个名字。并且它使别人不得不把他当成朋友。
大约发生了什么糟糕的事情，人们都对毕利和那女人表示厌恶，毕利不知怎的走进了自己的小汽车，设法想找到驾驶盘。
此刻主要的是要找到驾驶盘。最初，毕利像风车似的转动双臂，希望能侥幸找到。这个办法没有奏效，他便一丝不苟地进行毫不放松的摸索。他让自己紧靠左边的车门，然后搜索他面前每一平方英寸的空间。他仍旧没有找到驾驶盘，他向前移动六英寸，再继续搜索。奇怪的是，他最后已贴近右边的车门了，却仍没发现驾驶盘。他认为一定有人把它偷走了。他从汽车里走出来，大为恼火。
原来他坐在汽车的后座上，哪能找到驾驶盘呢？
这时有谁摇醒了毕利。毕利仍有醉意，仍为驾驶盘被偷而生气。他又回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躲在德军的后方。摇晃他的是罗兰·韦锐。韦锐扭住毕利田间工作的上衣的前摆，把他往树上撞，然后又拖着他离开那棵树，顺着他便劲的方向把他摔开。
毕利停下来，摇摇头。“你朝前走吧。”他说。
“什么？”
“你们走，别管我。我没问题。”
“你没什么？”
“我很好。”
“上帝呀——我见人生病就讨厌。”韦锐透过从家里带来的围了五层而现在带有湿气的围巾说。毕利从来未见过韦锐的脸。一次他竭力想象他的样子，想到了放养活鱼的盆里的癞蛤蟆。
韦锐推推踢踢，使毕利走了四分之一英里。两个侦察兵正在一条冰冻的小河中间等着。他们听到了狗吠，也听到有人来回呼叫——好似熟知猎取物在何处的猎人呼叫。
小河岸相当高，侦察兵站在两岸之间，外面的人根本看不见。
毕利可笑地、摇摇晃晃地走下河岸。韦锐跟在他的后面，身上冒着热气，哗啦哗啦、叮叮噹噹地乱响。
“他在这儿，伙伴们，”韦锐说，“他不想活了，但是他横竖得活。
凭上帝发誓，如果他能活下去，他得感谢‘三个火枪手’。”两个侦察兵还是第一次听说韦锐把他们和他本人叫做“三个火枪手”。
毕利·皮尔格里姆在河床上想：他，毕利·皮尔格里姆，正毫无痛苦地化为蒸气。如果别人能让他单独地呆上片刻，他想，他决不会再给任何人添麻烦。他愿化为蒸气飘到树梢上去。
那只大狗又在什么地方汪汪叫了。恐惧、回声和冬日的寂静使狗的叫声像大铜锣一样地响亮。
十八岁的罗兰·韦锐巴结地站在两个侦察兵之间，用他肥大的双臂一边抱住一个。“那么，‘三个火枪手’现在干什么呢？”他问。
毕利·皮尔格里姆正陷入愉快的幻觉之中。他穿着干燥、温暖的白色弹力袜，在跳舞厅的地板上滑步。数以千计的人为他喝彩。
这不是时间上的旅行。这事从未发牛过，将来也不会发生。这是一个鞋子里塞满了雪的正要死的年轻人的胡思乱想。
一个侦察兵低下头，让唾沫从嘴唇上流下来。另一个侦察兵也是如此。他们研究唾沫对雪和历史的极微小的作用。他们个儿小，举止优雅。他们以前曾多次呆在德国人的后方——像林中的动物一样，时时刻刻生活在有益的恐怖中，用脊髓而不是用头脑进行思考。
他们现在从韦锐的友爱的手臂下挣脱出来。他们告诉韦锐说，他和毕利最好去向什么人投降。侦察兵不会再侍候他们了。
于是他们把韦锐和毕利撇在河床上不管。
毕利·皮尔格里姆接下去溜冰，穿着汗湿的袜子表演花样滑冰，这些花样简直令人叫绝——转圆圈，然后踮着脚尖站住，如此等等。喝彩声不断，但是随着幻觉转变为时间上的旅行，喝彩声的调子也变了。
毕利不溜冰了，他此刻站在纽约州埃廉市一家中国餐馆的讲台后面，时间是一九五七年秋天的一个下午一两点钟。狮社的会员正起立为他鼓掌。他刚被选为该社社长，因此他应该讲几句话。
他吓呆了，认为大家完全弄错了。这些资产雄厚的有钱人就会发现他们选举了一个荒谬可笑的流浪儿。他们会听到他脆弱的芦笛般的声音，是他战争期间有的特殊声音。他咽了一口气，他知道他的喉咙不过是用柳条制的一只口哨。更糟的是他无话可讲。人群安静下来，大家都红光满面。
毕利张开嘴巴，发出深沉、洪亮的声音。他的嗓子是很好的乐器。他讲的笑话博得满场喝彩。他的声音变得严肃起来，他又讲了几句笑话，最后讲话的口气很谦恭。这一奇迹的意义是：毕利正在学习对公众演讲。
然后他又回到冰冻的河床上。罗兰·韦锐准备把他打得屁滚尿流。
韦锐满怀悲愤，他又被抛弃了。他把手枪塞进枪套子，把刀插进刀鞘，就是那把三面都有血槽的三角刺刀。然后他使劲摇晃毕利，敲他的脑袋瓜，并把他往堤岸上撞。
韦锐透过他从家里带来的，围了几层的围巾咆哮着，哭着鼻子。他用令人难以理解的言词讲述他为毕利所作的牺牲。他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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