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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政局的三角恋:皇帝、文臣和太监-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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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缙在皇帝咨询立皇储的意见时，投机了一把，站在老大那一边，提醒皇帝老大有一个很好的长孙——即后来在位十年，使明朝达到空前繁荣的宣宗。此时必须见好就收，那句话一说出来，就已经给了皇长子最大的帮助，也彻底把二皇子得罪够了，埋下了奇功之因缘的同时，也隐藏了莫大的祸根，因为争皇位的两造，哪一个都有能力要他的命。这时候再在朝廷呆下去，只会有过不会有功。如果当时他想个办法辞官回家，闭上那鸟嘴。有朝一日龙驭宾天，太子继位后，还愁自己不被重用吗？当然，这只是笔者的事后诸葛亮，在官场上玩得正来劲时，让他主动放弃，何其难也。
以明成祖的性格，我估计解缙被杀还有一种可能，老皇帝早就想从肉体上消灭这个关键时刻提出重大建议的臣子。因为如果他在位时不杀解缙，老实得像个田舍翁的太子即位后，解缙难保不恃拥戴之功而自傲或揽权，而新皇帝又难以驾驭，这个麻烦不如自己亲手解决。这样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帝王的思维和正常人大大不同。
这叶伯巨比解缙更不识时务，人家解缙好歹是皇帝身旁的近臣，有时不得不表态，你一个芝麻官，凑哪门子热闹？你提醒皇帝要记取“七国之乱”、“八王之乱”的前车之鉴，自己怎么就忘了晁错的下场呢？
汉景帝和朱元璋相比，是个仁厚得不能再仁厚的皇帝了，而晁错又很得景帝的重用。况且这晁错提出削藩也是投皇帝所好，为朝廷社稷着想呀。可他受到重用，主持修订削藩法令时，已经在自取灭亡。《资治通鉴》记载，晁错父亲知道此事后，从老家赶来教训儿子：“皇上刚继位，你当权处理政事，却要削弱诸侯，疏离人家骨肉，舆论对你很不利，你为啥这样做？”晁错却说：“就应当这样。不这样做，天子不尊贵，宗庙不安宁。”父亲叹息道：“这样做的话，刘家天下倒安宁了，我们晁家就危险了。我回家去了。”他父亲回家后就服毒自杀，临死前说：“不忍心看到大祸降临。”最后人家兄弟间打架，打出的旗号就是“诛晁错，清君侧”。诸侯造反，一般不会傻到明明白白说是要夺皇位。朱棣要搞自己的侄子，打出的旗号也是“靖难”，把矛头指向建文帝身旁主张削藩的齐泰等人。这一下子，晁错的替罪羊是当定了。景帝在决心杀晁错之前说：“我不能爱惜他这个人才而向天下谢罪。”——人才算什么？割了一茬还有一茬在后头等着，而江山、皇帝的威望自然是最重要的。最后晁错被灭族了。
叶伯巨死后好些年，朱元璋的儿子和孙子为江山终于大打出手了，有人说还是当年叶伯巨有先见之明。这都是废话，这算什么先见之明！为了花花江山，人家李世民兄弟还有玄武门之变呢？骨肉情谊在权力面前又算得了什么？藩王拥兵自重的后果，当时肯定好多大臣都看到了，可人家知道说这话的风险，所以都一本正经地说，各个藩王之间手足情深，孝顺友悌，陛下大可高枕无忧。只有叶伯巨是那个什么也不考虑的小孩，把皇帝光屁股的真相说出口了。
金銮殿上的“群众暴力”
明朝是个重礼法的朝代，出仕的士人，不管个人品德如何，但是在公开场合，总要摆出“非礼弗视，非礼弗听，非礼弗言，非礼勿动”的样子。廷臣为了进谏皇帝，把头磕在地板上大出血的有之，甚至绝食上吊也有之。但很难想象当着至尊之面，像北洋政府或今天台湾地区的议会那样，一言不合就大打出手。如果这样的话不但是有碍礼法，更是藐视朝廷的权威和帝王的尊严。
但在明朝“土木堡之变”后的非常时期，明朝的金銮殿上上演过一曲全武行，远甚于台湾地区议会的群殴。由于英宗听信了权奸大宦官王振的话，轻率地亲征瓦剌，被俘虏了，史书上称“北狩”。——中国历史上，“北狩”的还有宋代徽、钦二帝，明明是自己当了猎物，被“蛮夷”抓获了，应当是“被狩”，可我们老祖先用传统的阿Q法如此为尊者讳。
国中不可一日无君，英宗的弟弟朱祁钰代行国家元首的职责。后来他在于谦等人的拥戴下，登基做了皇帝，绝了瓦剌以英宗做奇货来要挟明廷的念头，是为代宗。
正统十四年（1449年）八月二十二日，英宗被俘后的第七天，尚未登基的代宗作为摄政王上朝理事，当时王振也跟着英宗出征，死在乱军中了。受够了这个大太监鸟气的官员们，这下可以放开嗓门一诉委屈了。右都御史陈镒（都察院主官，正二品）联合大臣提议：王振危害社稷，陷害皇上，请诛杀其族来安抚人心。
这时候其他大臣哭声震动大殿。——中国文官动不动就哭哭啼啼，确实是个值得研究的有趣现象。这时候一个没有眼力的王振同党马顺站出来呵斥陈镒，他大概还以为是他所仰仗的王公公当权时期。一帮大臣本来就恨王振恨得想寝其皮食其肉，这下一个王党“余孽”如此不知趣地站出来维护老大的利益，岂不是送上门来？
给事中王竑愤怒了，他和刑科给事中（给事中是派驻在六部的监察官，类似今天监察部驻各部委的监察官员）曹凯，看到陈镒被王党的人斥骂，且王振当权时，监察机构形同虚设，新仇旧怨涌上心头。两人揪住马顺的头发，用牙咬他的肉，大叫：“你以前帮助王振作恶，狐假虎威，现在事情这样了，谁还怕你呀。”其他大臣一哄而上，活生生地将这马顺打死在金銮殿上。
反正已经出了人命，这些大臣心想一不做二不休，索要王振另外的同党毛、王二人。这时候有个太监金英，脑瓜子比马顺活络多了，关键时刻以实际行动来立功，争取这些失去理智的文官的原谅，便主动把这两人揪出来，一阵乱拳两人被当场打死。大伙儿还不解恨，把三具尸体拖到东安门陈列。不一会儿，又有人把王振的侄子王山（就是霸占某死去指挥的小妾，陷害薛瑄，后来做了锦衣卫高级官员的那位）抓过来，反绑双手让他跪在庭上，让众人唾骂。刚刚摄政的朱祁钰哪见过这架势，吓呆了。还是于谦比较镇定，他扶住朱祁钰坐下，在请示摄政王后，向百官宣谕：“马顺等几人罪当死，其他参加殴打的人不以杀人罪论处。”
这样一下大家就安静了。群众暴力经过事后追认，合法化了，打架的人成了锄奸的勇士。王山被拖出去“磔之”（将尸体一刀刀割碎），王振也被抄家灭族。
这场金銮殿上的武斗余波未平，代宗登基后的景泰元年（1450年），镇守浙江的宫中宦官李德上书道：诸臣擅自杀死马顺，等于侵犯朝廷。这样的贼臣不能再用。——同样是宦官，他和王振有共同的利益，这样的上表不足为奇。而且他说得很有道理，颇有点依法办事的味道，这马顺等三人即使罪该万事，也得由朝廷下令逮捕，交由三法司审理，再判处相应的刑罚。大臣自己动手将人打死，当然是犯罪行为。我想从古至今，这是个一般人都能明白的常识。
可是牵扯到那么多大臣，一一追究起来，大敌当前，这代宗刚刚坐上的皇位能否稳固还难说。于是代宗再次安抚参加武斗的大臣：“诛灭乱臣，目的是安定众志，爱卿们的忠义，朕已知道，不要把李德的话放在心上。”皇帝再一次确认了那场金銮殿上武斗的合法性。
这个故事或许能反映出明朝不正常的政治生态。受儒家文化教育多年的文官们，竟然能在朝廷不顾法度，将人打死。本来可以通过正常方式解决的问题，往往只能通过极端方式解决，这说明在这些读圣贤书，知朝廷礼法的文官的潜意识里，正常方式没有非正常方式管用和解恨。而因为众怒难犯的原因，对于此种群众暴力，还得事后认可其合法性。法度之严肃性必须让步于现实的政治利益。
不吸取岳飞教训的于谦
“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石灰吟》所吟诗句，今天读过中学的国人大约都熟悉。这首诗歌是少年于谦托物言志，但一诗成谶，作为大明的一个关键时刻保卫首都的忠臣，在英宗“夺门之变”后，被杀死在刑场，全家被籍没。真正的“粉骨碎身”了。
正统十四年（1449年），明英宗听信太监王振的建议，冒然亲征瓦剌，被敌人俘虏，瓦剌骑兵一直抵达到北京城。于谦主持国务，否决了迁都南京的建议，带领军民取得北京保卫战的胜利。因为瓦剌要扣押英宗以要挟明朝，于谦等人拥立英宗的弟弟代宗为帝，粉碎了瓦剌的图谋。
于谦因此成为了大明的第一功臣，得到代宗的信任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他也为自己埋下了杀身之祸的隐患。他要避免此祸，只有一个前提：让英宗永远不要回来，或者干脆死掉。
但是他和代宗，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在英宗失去利用价值后，瓦剌让明朝迎接英宗回家，于谦此时应当极力劝说代宗，让英宗永远滞留在异域，或者在迎接的途中，如当年洪武帝朱元璋对待小明王一样，授意手下部将廖永忠在途中害死小明王。——你大权在手，谁敢说个“不”字，无非腹诽而已。可是他们好好地让英宗回了北京，尽管软禁了英宗，防止他东山再起，尽管英宗也发誓不再复位。——侥幸活了一条命的英宗，此时在弟弟的屋檐下，他当然什么话都能说。但权力的诱惑实在太大了，誓言算什么？亲情又算什么？
景泰八年（1457年），代宗突染重病，卧床不起，而太子这时已经早逝，皇位继承权发生了问题。武清侯石亨、御史徐有贞、太监曹吉祥等大臣勾结了起来，在正月十六日凌晨发动政变。拥着英宗登上御辇到东华门外。守门禁军见是太上皇，不敢阻拦，石亨挥军直入东华门，扶英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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