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山的晚风-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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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交近侍次等”11人：魏广微、徐大化、周应秋、霍维华、张讷、阎鸣泰、李鲁生、杨维垣、潘汝桢、郭钦、李之才（孝陵太监）。依照交结近侍官员引名之例律，减等充军。　　　　
　　　　“逆孽军犯”35人：其中魏家占了8人。这些人都是武官和担任武官职务的太监。全部充军。　　　　
　　　　“谄附拥戴军犯”15人：全是内监，判处充军。　　　　
　　　　“结交近侍又次等”129人：像冯铨、顾秉谦、张瑞图、来宗道等等。此等人数最多，都依交接近侍官员引名之例律，减2等，坐徒3年，纳赎为民。　　　　
　　　　“结交近侍减等”（又称“末等”）44人：像黄立极、施凤来、杨景辰等。对这些人处罚最轻，仅依照考察不谨例，冠带闲住。人们往往不把此等与前述6等相提并论。　　　　
　　　　另有魏忠贤亲属及内官党附者50余人。　　　　
　　　　对《钦定逆案》到底如何看，历来说法不一。但大部分人都认为这是崇祯帝“除恶务尽”的杀手之着，英明之至。在具体操作上，则有不少分歧。有人说太过了，有人却说还有漏网之鱼。有人说某某不应入案，处罚也太重，有人却说不仅该入，而且等级还应提高，处罚更应加重。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其实，《钦定逆案》该不该这样去办，以及该不该在这种时候办，本身就成问题。对魏忠贤及其集团的清算无疑是肯定的，换了别人做皇帝也是如此。问题在于，这样大范围的清算是否适宜，朝廷能否承受得起文官集团这样的动荡和分裂。如果崇祯帝换一种做法，在把逆案迅速定下来的同时，不要过分兴刑狱，缩小打击面，以换取朝廷政治的安定团结，集中精力，上下一致，处理大事急事，结局可能会好一些。　　　　
　　　　现在再来看看这份《钦定逆案》的名单，也确实让人感到有点不伦不类。这么庞大并且长期把持朝政的叛逆集团，其领导人一位竟是大字不识几个、出身底层市井之徒的太监魏忠贤，另一位则是因为奶水充足而凑巧选入宫中做奶娘的农村妇女。一位不男不女的太监、一位乡村老妇，竟能领导这么多的大学士、部院大臣之类社会上层分子，这本身就值得深思。如果把天启帝作为这个集团的主犯，反而会更合适一点。事实上客、魏靠的就是他和他的皇权。那么，天启帝造谁的反、谋谁的逆？难道造他自己的反、谋自己的逆？当然不是！逻辑上也说不通。因此，说到底，还是朝廷的体制方面存在根本问题！　　　　
　　　　崇祯帝当然不会十分明白这个问题，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种体制。但有一点他当时就能做到，那就是依靠自己的努力，避免体制方面的不足和后果，最大限度地调整理顺关系，发挥出体制的最大能量，去应对危局。　　　　
　　　　不过，崇祯帝的做法，似乎并不是如此。这或许有客观条件方面的因素，但也有他本人的主观原因。也正因为如此，弄到后来，连崇祯帝自己都不敢相信、更不能理解这样的局面：即位以来，朕那样辛苦勤政，而局面却无一点起色，反而越弄越糟。　　　　
　　　　崇祯帝即位之初，对宦官擅权最为痛恨，严惩不贷。没想到不久以后，他又走上了依凭宦官的旧路，其程度虽比不上其皇兄，但在整个明朝中也是数得上一流的。　　　　
　　　　崇祯帝即位之后，严禁大臣结党，并屡屡痛惩，没想到却是越禁反而党争越烈，而且他本人似乎也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　　　　
　　　　崇祯帝即位伊始，便口口声声说要重用人才、选拔人才，为什么弄到后来却是朝署之中乌合之众甚多？除了开国皇帝太祖之外，本朝还没有哪位皇帝如此重惩过文武百官。真是贬杀愈多，吏治越坏，局面愈糟。　　　　
　　　　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冲突、矛盾，始终贯穿于崇祯帝执政的17年中。除了客观因素的作用外，崇祯帝自己应该负多大的责任呢？　　　　
　　　　在钦定逆案之后，朝廷经过了一段大清洗的动荡时期，最终总算初步稳定下来。　　　　
　　　　当时韩鑛任首辅，李标、钱龙锡等任大学士，所以便有“东林内阁”之称。东林内阁执政时期，朝廷诸事尚能勉强维持。尽管崇祯帝是急于事功，举措常有失误，但因有老成持重的韩及其群辅们的辅佐，在一些大事的处理上，还算妥当，朝廷仍能相对平稳。　　　　
　　　　不过，随着外敌内乱的不断加剧，崇祯帝的毛病竟又重犯，而且犯得极不是时候。在满洲军队于崇祯二年（1629）十一月突破长城防线，威胁京畿的关键时刻，这位自命不凡的崇祯帝，竟然没有识破满人从《三国演义》中学来的反间计，逮捕了辽东前线的总指挥袁崇焕，并按照他自己的逻辑，判处袁崇焕极刑，导演了一幕千古奇冤。　　　　
　　　　袁崇焕之事一发，朝廷政局陡然逆转。周延儒于此年十二月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的身份参预机务，进入最高决策层。大学士钱龙锡却于此月被罢免。崇祯三年（1630）正月，首辅韩鑛被罢免。三月，另一位大学士李标致仕。六月，温体仁入阁。不久，周延儒被任命为首辅，原先接替韩鑛出任首辅的成基命被罢免。至此，东林内阁彻底解体。　　　　
　　　　袁崇焕之事，影响如此之大。那么事情的经过又是怎样的呢？　　　　
　　　　


第四章　后金的挑战后金的挑战

　　　　崇祯帝即位之时，朝廷面临的最大威胁是后金。　　　　
　　　　后金自万历后期迅速崛起，蚕食辽东，而朝廷却节节败退，防线不断收缩。至崇祯帝即位时，明朝在辽东的防线已退到山海关一线，几乎到了不能再退的地步。因此，在即位伊始，崇祯帝就把辽东问题看作是头等大事。能否解决辽东问题，事实上也是崇祯帝能否实现中兴梦想的关键。　　　　
　　　　为此，他于崇祯元年（1628）起用原辽东名将袁崇焕，总督辽东，全权处理辽东事务。而袁崇焕也是意气风发，夸下5年平辽复土的海口。但实际情形并不像崇祯帝设想得那么顺利。崇祯帝原以为只要有了袁崇焕，辽东问题的解决就指日可待。而事实上，袁崇焕也非万能，仅靠他一人并不能扭转乾坤。战场内外，原先存在的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甚至反而加剧。困难也依然存在，尤其是蒙古部落的降金，更使本已形同虚设的山海关以西的长城防线失去屏障，直接暴露在后金的攻击之下。更重要的是，此时由皇太极领导下的后金，其实力和抱负，也已非昔日可比。　　　　
　　　　朝廷的力量并没有增强，甚至有所下降，而对手却变得强大了。这样一来，原先相持的局面自然要被打破了。　　　　
　　　　崇祯二年（1629）十月，皇太极在明朝廷毫无思想准备之际，避过重兵防守的山海关防线，借蒙古之地突袭山海关以西的长城防线，撕开口子，杀入长城之内。　　　　
　　　　皇太极这一招，既快又狠，打得朝廷猝不及防，一片混乱。后金军队攻入长城之内后，在河北、京畿腹地攻城略地，如入无人之地，并两次围困京师，直到次年五月份才退出长城一线。期间，朝廷根本组织不起有效的反击，连连损兵折将，丢城失地，被弄得精疲力竭。更严重的是，自作聪明的崇祯帝，听信谣言，中了后金设下的反间计，竟在军情危急之时，逮捕了当时辽东的统帅，也是后金最感畏惧的名将袁崇焕，自毁长城，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和严重后果。　　　　
　　　　袁崇焕被逮捕及最终遭残酷磔杀后，辽东前线由孙承宗统辖，然而这位昔日辽东名帅至此也无回天之力了。　　　　
　　　　当时朝中大权，已落到周延儒、温体仁等人手中，而原先东林内阁的成员，如韩鑛、钱龙锡、李标等纷纷去职，或回籍，或获罪。带有东林色彩的孙承宗不可能得到全力支持，反而处处受到掣肘。　　　　
　　　　由于战事不断，加派日甚，天下衰竭，民乱已起，朝廷疲于应付，犹如抱薪救火，弄得焦头烂额。对辽东前线的支持，无论是兵马还是粮饷，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敷衍了事。在此情形下，孙承宗的防御战略根本无法实施，甚至连现状也难以维持，更谈不上反击、拓展了。　　　　
　　　　至崇祯四年（1631）八月，一直在与朝廷议和的皇太极，突然出兵围攻朝廷刚刚收复的大凌河城堡，于长山击败了从锦州出动的朝廷援军后，攻克大凌河。　　　　
　　　　是年十一月，孙承宗辞职。　　　　
　　　　一月之后即此年的闰十一月，原毛文龙的部将、登州游击孔有德叛乱，在攻陷登州后，投降后金，并率后金兵攻取重镇旅顺。　　　　
　　　　辽东形势继续恶化，朝廷根本无法控制。　　　　
　　　　至崇祯七年（1634）五月，皇太极故伎重演，绕开山海关，借道蒙古，于六月抵达长城脚下。然后兵分4路，杀入长城。京师再次告急。皇太极在内地左冲右突近两个月后，从容而退。　　　　
　　　　崇祯八年（1635），皇太极获得元朝传国玉玺后，宣布撤销女真名号，统称满洲。　　　　
　　　　崇祯九年（1636）四月，满洲、蒙古诸贝勒、汉军都元帅、总兵官及文武大臣齐集盛京（沈阳），举行盛大典礼。由多尔衮、土谢图济农巴达礼、孔有德分别上满、蒙、汉文表章。皇太极受“宽温仁皇帝”之号，正式称帝建国，国号大清，改元崇德，定都沈阳。努尔哈赤被追谥为承天广运武皇帝，依汉制上庙号太祖。　　　　
　　　　至此，一个强大的大清帝国已初具规模。皇太极的抱负也不再是辽东，而是与大明朝争夺天下，取而代之。自此以后，皇太极三次率兵攻入长城防线，在京畿、冀鲁地区大显身手，严重消耗了明朝的实力。而且还攻下了山海关外的四座重城，把前锋推到山海关前。此时，已离李自成攻破北京的日子不远了。　　　　
　　　　因此，在崇祯朝，明朝与后金的对峙，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以袁崇焕的冤狱为分界线的。　　　　
　　　　


第四章　后金的挑战宁锦大捷

　　　　要说到袁崇焕的冤案，就须追述一下天启朝以及崇祯帝即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