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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4-10李敖系列之31我最难忘的事和人-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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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我套在脚上。这一切都是令人十分感慨的。
  汽车不出西直门,绕了一个大圈子,经东单到西单,一直往西,出城后,沿着城边北行。这样神秘,大概是怕人知道我们要走,去飞机场,故意这样。到达飞机场,看见一边站着的少数人群中,只有航检所长董其彬兄,再看不见其他同志。在上飞机以前,才把脚镣砸开。
  飞机起飞后,绕北平城上空一周,从机窗望下去,游行的队伍像一条长蛇,在长安街蠕蠕移动。那是学生们在共产党操纵之下,又在闹事。国事如此,我们却在煮豆燃豆箕,屠杀自己的战斗员,真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
  在飞机上,刘玉珠兄坐在我的旁边,他知道我没有钱,悄悄地塞给我一把钞票。李希成亲自押解,在飞机上监视我们,同汉三兄和玉珠兄没有说甚么。路过济南,飞机停留一会儿,济南飞机场颇有些寂寞感。起飞后,直飞南京。
  下飞机后,送到宁海路的监牢里。宁海路的监牢是汪精卫伪组织关我们同志的监牢,刘戈青就在这里关过。三十五年我由北平到南京,是搭乘运送重要汉奸的专机。下机后,机上的人都陪着汉奸们先到这里。现在是第二次光临这个特殊的地方了。我被关在楼上,汉三兄和玉珠兄关在哪里,就不知道了。
  关我的这间牢房已经关着六十个人,只有三张床,一张空着,原来是专为我预备的。一张床是张学良的参谋长鲍文樾占用,久闻其名,虽是初次见面,他确有大将风度,其他的人白天挤在一张床上,夜里打地铺睡觉。难友中有一无锡人,除了身材比戴先生矮一些,面貌和动作像极了,另外一位河南人马兴骏,是一位非常和善的好人。我对别人坐牢的原因,不愿过问,记忆很少,只记得大多数是冤枉的。我同鲍文樾每餐另外加两碗菜,数量不多,但比同牢的难友,好得太多了,必须分给大家一些,所以,我们就不丰富了。
  牢门上有小孔,是走廊上值班的看守不时偷瞧牢房里一切动静用的。看牢的既然可以从外往里瞧,坐牢的自然也会从里往外瞧。因为看牢的占用的时间极少,空着的时间我,所以难友以此为极大的消遣。从里面瞧外面,所见度非常窄狭,但难友们乐此不倦。有时被看守瞧见,会臭骂一顿。坐牢的挨骂,好像是天经地义,骂尽管骂,偷瞧照旧偷瞧。有一天,他们喊我去瞧,得到意外的发现。瞧见楼兆元兄从另一间牢房出来上厕所,原来他也进来了。又一次瞧见严家诰兄,他为甚么也进来了?
  牢房的容量永远不变,但住客出去的少,进来的多,有时多到十一二人,晚上打地铺,比沙丁鱼都要挤。牢房的天地虽小,因住客复杂,可知千奇百怪的事情,无异大千世界。有一天进来一位莫名其妙的人,原来他找人找错门牌,找到这所没有挂招牌,和普通住家户一样的黑监牢。他一敲门,就把他请进来,关着不放。
  有一位许昌附近土财主,他是地主,自己买枪,成立保卫团,和保密局发生关系,成为保密局的地方武力。保密局派去联络的人向他借两百元现洋,他没有照借,于是报告他通匪,由徐州最高军事机关抓起来,送到保密局。他心里很不服气,一再向同牢房的难友诉苦。他故意装肚痛、装呕吐、闹个不休,看牢的硬说他抽鸦片,是发瘾了。济南失守,省主席王耀武被俘,吴化文叛变,把他的南京办事处处长关起来。这位仁兄才真抽鸦片,瘾发得眼泪鼻涕,死去活来。可是看牢的和管牢的都不说他抽鸦片,他常常要求去见管牢的,每请必准,瘾发时,要求出去,出去牢房几十分钟,回来烟瘾不发了。
  总统府警卫旅的士兵,有几十人关进来,我们牢房里分配了三位,都是二十刚刚出头。有一位很英俊,带着脚镣,脚镣太短,迈不开步子,走路必须跳着走,同牢的人都为他难过。这是一种惩罚吗?管牢的叫张炎,他具备了古今中外管牢的一切残暴手段。
  坐牢九年谈话一次
  保密局属于国防部,我是陆军少将,就是真的犯了国法,也应当按照军法审判,经过军法会审。我等着法律给我公道,会审的那天来临,我好有个说话讲理的机会。大概是到南京两三星期,看守打开牢房,要我下楼去,原来是军法处长李希成要谈话。所谓谈话,也就是审讯,但不是会审。读了一个多钟头,李希成问我三大罪状:
  一、我太太做生意——太原绥靖公署第二处处长吴毅安由南京回太原,我妻送他到飞机场。前门外西河沿新新医院范绳武的太太康淑媛,托吴处长给她娘家带了两筒照相馆用的印像纸,毅安兄上了飞机,大概怕到了太原后有麻烦,在飞机上嚷嚷,被海关人员听见,把印像纸从飞机上拿下来扣留,要上税。我妻回到城里,托张公度兄派人交了税,把纸取回来,交了康淑媛。
  李希成问话时,从卷宗里取出一张我妻具名的报告,是岳梓宇弟的字迹,说明印像纸是康淑媛托吴处长带的,顶上有张公度兄签的海关取回的经过,这张东西一定是李希成要他们这样办的,以此作为我的罪证。李希成为什么知道这件事,一定是司机说的。我因事到南京,副站长孔觉民把这个司机升为事务员,我回北平后,觉得欠妥,仍旧让他开车,他心里恨我,那一天送毅安兄到飞机场,就是他开车去的。
  “我在保密局工作,我的家人就不能做生意吗?我妻做生意,就是我犯罪吗?我每月拿了国家的多少薪饷?如果养活不了一家六口人,家人做做生意,就是犯法吗?况且印像纸是康淑媛的,怎么能说我妻做生意?应当传康淑媛来对质,证明是不是我妻做生意。”我这样一连串的问,李希成没有说什么,不再问这个问题。
  二、我卖飞机票——这也是李希成听司机说的。我说:“从太原到南京,或者从南京回太原的同志,他们买不到飞机票,请北平站代买,我应不应该帮忙?”
  “应该!应该!”李希成总算还有三分人性,这样回答。
  “我是国大代表,山西的国大代表要回太原,买不到票,托我代买,我能拒绝吗?我是山西省党部的监察委员,省党部主任委员张子扬偕同三位同志回太原,要我代他买票,我能不办吗?北平站代人买票,只到航空公司代为登记,买票都归他们自己办,我们从严不经手金钱。请传山西省党部主任委员张子扬作证,我有没有卖给他黑票。请传中航公司北平办事处主任徐鑫,问问他,北平站代人买票,是不是如我所说的。你说我卖飞机票,卖给谁?请传他来作证。”李希成对这个问题又不提了。
  三、给上海徐大姐卖汽车,吞没了车款——这个罪状更是荒唐,我不在上海工作,人生地不熟,上海的人卖汽车,会托我卖,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我根本不知道徐大姐是何许人。我说:“我并不认识徐大姐,我不住在上海,她卖汽车,怎么会找到我?请你传徐大姐来对质。”
  “你们组织什么社吗?”李希成不再问徐大姐的汽车事,转了话题。
  “什么社?”我摸不着头脑,不得不问。李希成从卷宗里取出陈恭澍兄草拟的一份章程,那是北平的同志们感觉到同共产党斗争,没有组织力量,无法取胜。而国民党具有形式,没有组织实效,必须恢复像复兴社那样的组织才行。由陈恭澍兄负责草拟一切计划,他因工作忙,刚拟好这件东西,存在魏宝善那里。
  “不应该吗?”我指着宗旨“真诚拥护蒋委员长”问李希成。
  “应该!应该!”李希成说:“但是为什么不呈报呢?”
  “必须拟好一套整个的计划,才能呈报,大家推定陈恭澍草拟,他只拟好这个,因为太忙,其他的还没有拟妥。”我据实告诉他。
  “就是一个组织,也没有什么。”因为宗旨是“真诚拥护蒋委员长”、“彻底实行三民主义。”于是又抛开这个问题,说道:“你府上有两元宝?”
  李希成这么一问,我才知道家又被抄了。十年来,真难为了妻,这是第三次被抄家了。
  “不但有两个元宝,还有三百个现洋。”我说:“二十多年前,我父亲带回家中四十二个元宝,三千个现洋,埋在地下,以备不时之用。抗战军兴,家乡沦陷,家人无以为生,取出来瓜分,我们兄弟五人,连我母亲,分成六份,每份七个元宝,五百银元。我应分的一份,我弟弟保存着,托乔凤藻和孙逸贤两位同志各带到北平一个元宝,又带来三百银元,这也犯法吗?”
  “不犯法!”李希成说,不再多问,让看纪录,纪录非常简单,没有把我所说的话记下来,我不签字,李希成说:“这是手续,大致不错就行了。”
  我不签字,下不了台,只好签了。谁想到,经过这次谈话,一直到出牢,再没有问过第二次,更谈不到军法会审了。
  永久囚禁发配常州
  宁海路真够得上生意兴隆,住客来来去去,变动频繁。先后进来的人都走了,鲍文樾也走了。中秋过后不久,我也离开宁海路,由一个看守陪同到了下关,搭乘京沪车,究竟到哪里,看守不告诉我。不过,他的态度很轻松,没有戴手拷,好象我们是旅行,表示我已没有甚么重要性了。到达常州,已经夜里七、八点钟,下午车出站,没有进城,乘人力车到达一处非常广阔的院落,像是一座大花园,后来才知道,这是毛人凤局长新建立的一座监牢,囚禁长期囚禁的人,准备关五百人。
  牢房是一排三大间,每间两排木板床铺,至少可以关五十人。我被送进最里面的一间,里面关着十来个人,都已经睡觉了。有一位年轻朋友,看见我进来,赶紧爬起来,接过我的行李,放在他的旁边。原来他是兰训班的同学,他认识我。等我躺下,他悄悄告诉我:“前天看报,有段新闻用墨涂掉,但是对着阳光,仔细辨认,是可以看出来。马汉三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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