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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4-10李敖系列之31我最难忘的事和人-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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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牢坐到四十三年（一九五四）三月三十一日，屈指一算，转瞬两千一百天了。坐牢以前，我正是壮年，经过了两千一百天煎熬的岁月，眼睛花了、耳朵聋了、头发也苍白了。感慨万千，题诗一首：
卅年革命有何求？国破家亡两重忧，
牢里二千一百日，大觉醒来已白头。
难友徐水庭给我刻在竹片上，做为坐牢的纪念，徐水庭，浙江人，总统府警卫旅的士兵，入伍时允许他们当两年兵升军校，因升军校无望，写信发牢骚，而被关起来。他多才多艺，很了不起，对我帮助很大，曾利用废物做了一只煤气炉，一直用了好多年，后来送给了黄氏姐妹。
黄氏姐妹湖南人，姐姐黄珏，凤山陆军总部女生队长；妹妹黄正，孙立人的英文秘书，都是金陵大学的学生。为了对付孙立人，李葆初利用警备总部的权力把她姐妹两人抓起来，要她们诬攀孙立人和共匪有关系，她们不干，判了十年徒刑，关在桃园。李葆初是专以诬害别人，而升官发财的小人。三十七年我到南京参加国民大会，曾在保密局主任秘书黄天迈兄寓所，和马汉三、张公度、侯定邦、赵斌成、李葆初谈过一次话，大家都以为，要对付共产党，非恢复复兴社的组织不可。李葆初就向毛人凤告密，说我们组织小团体，侯定邦、赵斌成害怕，又向毛人凤自首，毛人凤拿我来作为杀害我们的借口之一。
四十四年以后，监牢慢慢冷淡了，坐牢的人一天比一天减少，大概因为毛人凤先生得了癌症，再也狠不起来。留在牢里的长客，除了黄氏姐妹，还有新一军军长李鸿、师长陈鸣人等四人，他们也是吃了孙立人的亏。
坐牢最刺耳的声音，要算开关牢门开铁锁和上铁锁的声音，格—搭—一声震人心弦。四十五年春节那天，和李剑飞、陈鸣人、彭克立、王功鎏几位吃完牢房里的午饭，离开牢房，搬到牢房以外的一间小房，不再锁门，才不再听铁锁锁门的声音。他们让我搬出牢房，我想是避免我向大家宣扬毛人凤局长的“清白家风”吧？
大禹惜寸阴，因为光阴一纵即逝，永不复返。可是坐牢，时间不值一文钱，几年来大好时光白白过去。所以，从四十四年开始撰写八年抗战，亲身经历的一切。心情好，每天可写五六千字；心情不好，五六天也写不出一个字，这样可以减少度日如年的孤寂生活。半年以后，写了十几万字，黄氏姐妹看后，以为不差，鼓励我继续写下去。王功鎏兄也以为有意思，最好写成一部书。
搬出牢房以后，心情好得多，一共写了三十几万字，送给周念行先生看。周先生在江山人中，是一位读书人。他看过以后，指出几点应该修正的地方，建议定名《关山烟尘记》。稿子送回来，附来一封信：
……大作我已浏览一过。我曾有好几次一边读、一边淌泪。所以，我深深的觉得这部书在我们工作的写实方面，是不一部不朽的著作。不仅可以为训练同志的补充材料，甚至可以鼓励同志发出热烈无比的奋斗精神，从事于赴汤蹈火冒险犯难的艰巨工作。我看过同志的工作纪实也不少，但能够像这部书的感动人，确未曾有。家才先生！团体的事业是千古的，这部书的流传千古，更不容疑，不胜祝贺之至。
我不敢相信，我会写一部书。但是周先生给我很大的鼓励，不能不把原稿加以修正、誊正。周先生主张先在《健行月刊》发表，将来再进行印书，终于在十年后，民国五十五年（一九六六）《关山烟尘记》正式问世。
毛死我活恢复自由
四十五年春天，我已经迁出牢房，梓宇弟第二次来看我，劝我写一张悔过书。
“是毛先生的意思吗？”我问。
“不是”，梓宇说：“是我们商量的结果，有一张悔过书，第六处就好签办，也许问题就能解决。”
“毫无用处。”我说：“我应该出牢，不写悔过书，也可以出去；要是出不去，写张悔过书，也没有用。况且，我根本无过，有甚么可悔？我宁愿死在牢里，也不会给他们写悔过书的。”
周端甫兄做第六处处长，可能是他们想出来的办法。这是一上很欠考虑、饮鸩止渴的办法，并不高明。梓宇弟走后，牢友们纷纷责备我固执，只要恢复自由，写张悔过书，又有甚么关系。他们不知道，我就是为了主张公道、维持正义，才坐了牢。现在国破家亡、妻离子散，自由不自由在我已不重要。为保持我的人格、保持我一向做人的态度，绝不向邪恶低头。他们可以杀死我，但是他们却无法屈辱我的人格、动摇我的意志。
过了不久，隐隐约约听说毛人凤先生到美国挨刀去了。又过不久，听说毛人凤先生死了。他干了九年保密局局长，我坐了九年牢，现在他死了，有人给我道贺，以为我可以自由了。其实言之过早，毛人凤先生虽然死了，副局长潘其武还没有死。毛潘对我有同样作用，我不做非分之想，出牢不出牢，在我已无所谓了。
四十六年（一九五七）张炳华（炎元）先生做了局长，我应该自由了，可是他并不采取行动。一直拖延了将近三个月。听说郑介民先生一再催促，才把我释放。
开牢的为打发我这个囚犯出牢，所长姜达绪和全体看守请我吃了一顿饭，算是送行。各牢房的难友们也要为我送行，分别到各牢房吃了一餐饭，也向坐过多年的牢房告别。这次出牢，气派十足，得未曾有。
四十六年四月二十一日下午，第六处处长周端甫兄亲自来桃园，接我出牢。我的行装已非昔比，因为我已拥有一部二十五史。我和每一间牢房的牢友们一一握手告别后，才走出桃园监牢。从三十九年来这里，将近七年了。
监牢外面停着一辆旅行车，梓宇弟坐在车上等候着。当四只噙满眼泪的眼睛接触在一起，真是感慨万千，不知是一种甚么滋味。
李培楠弟在永和镇有一栋小洋房，作为我的临时住所。许多同乡同志聚集在这里等候着我，显得格外热闹。武官富在小南门有间理发店，请一位理发师来，给我理了发。从不自由的境界突然睚由，在意念上、在行动上，都有些不习惯，不知所措。
我坐了九年牢，没有流过眼泪，以为已经涸竭了。想不到，出牢以后，看见朋友们，眼泪直想往外流，怎样忍耐也控制不住，情感脆弱到一碰就会粉碎，刘培初兄住在安乐路，距离比较近，几乎每天见面。他对我出牢，极其高兴，陪我看朋友，参加宴会。出牢两个月，几乎每天有人请我吃饭，培初兄说：“你好像是新官上任，哪里象刚从牢里出来的。”
四月二十四日参加圆山太原五百完人八周年公祭，没有人淌眼泪，我却流泪了。我和梁化之兄相交不久，却是肝胆相照的朋友，他死得其所、死得其时，死难的壮烈、死难的从容，无与伦比，他将流芳万古。
四月二十六日情报局张炎元局长在芝山岩情报局大礼堂请我吃饭，由箫信如、刘培初、李仲琳、吴毅安诸兄作陪。信如兄听到我快出牢的消息，托绥远阎致远先生向仲琳兄探险听正确的时间。所以，出牢的第二天，就在临沂街仲琳兄寓所见面，送我两千元新台币，那时的两千元，比现在的十万元也管用，席间张局长说：“大陆上的家恐怕无法联系了，赶快讨位太太，否则生活无法安定。”
二十七日吴安之兄约我在他家里吃饭，有白世维、傅有权几位北方朋友作陪。世维告诉我，我们被捕的同时，总统给郑介民先生一张条子“据报，尔……”说介民先生贪污，是我们这个贪污集团的首领，要他申复。据报，据谁报呢？当然是毛人凤先生了。介民先生为申复总统的询问，七月三日飞往北平，搜集资料，托世维兄办理。所以，我们被捕后，介民先生不但无法营救，成了泥菩萨落水，自身难保。
三十日孔嘉在西门町玉楼东请吃饭，徐志道、尚渭父、张公度诸兄作陪。孔嘉是孔觉民的弟弟，二十六年春节在北平西郊看赛马，我们见过面，后来给徐志道兄办军需。来台后在峨眉街卖照相器材，是摄影专家。他告诉我，毛人凤先生把觉民充军到西康，所以没有出来，死活不知。
五月一日军统局的老朋友们在中山北路泰利饭店为我洗冤，出席的：王调勋、荆向荣、许先登、唐新、项乃光、姜诏谟、王立生、魏毅生、刘培初、吴毅安、林尧民、王德荫、郭寿华、陈仙洲、白莲丞、吴仕伦、郭宗泰、王孔安、贺元、杨遇春、尚望、严灵峰、柯建安、王崇五、程克祥、谷正文、阮清源、王蒲臣、白世维、吴安之、张镇邦、萧勃、刘启瑞、舒翔、赵斌成、何芝园、于书绅、杨济华、李叶、吴利君、王新衡、杨隆祜、杨蔚、楼兆元、岳梓宇、唐棣、何龙庆、汪祖华、郭巩疆、钟贡勋、王荣国、杨清植、李曾逊、傅有权、侯祯祥、周正、毛惕园、谭明诚、梁若节、李希纯、李仲琳、吴思俭、霍立人、刘镇芳、孙华、王兆槐、乐干、党丕修、刘钦礼、聂琮、唐嗣尧、周关
锠、马志超、毛万里、郭履洲、杨震裔、刘戈青、郑修元、王鲁翘、吴健吾、叶翔之、陶一珊、何峨芳、张辅邦、黄加持、李培楠、徐志道、刘光朝、贾秀升、张家铨、王志超等九十一位，由刘启瑞先生致辞，简单几句话，很有分量，恰到好处。
“这么多的人参加这个会，不是鞭尸吧？”张辅邦认为这是对毛人凤先生鞭尸，把我拉到一边说。
“是你们请我来的呀！不是我请你们，人多人少管我甚么事？鞭尸也是你们鞭呀！”我这样回答张辅邦。他无话再说。这个宴会，据说通知上无人具名，只用欢迎名义，发出去的通知不到八十人，有些人并没有通知，是闻风而来的，陶一珊兄告诉我，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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