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提示：如果本网页打开太慢或显示不完整，请尝试鼠标右键“刷新”本网页！
5421-借我一生-第13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墙粱肓说脑赌晔录！ �
但是，他们低估了人们的道德勇气。
胡锡涛先生在“文革”中确实走过一些歧路吧？因此他最能敏感到“文革”灾难的死灰复燃。他冒着危险，拼将自己的余年站出来了。
作为最权威的证人，他主动地发表文章表明，那篇文章完全出自他一人的手笔，与我一字无涉。
谁都知道，当年他写作这篇文章，责任也不在他。但是那些本应为他承担责任的人都已无法出来承担。因此，他今天的承担，是一个“到我为止”的决绝行为，他的身后已没有退路。我几乎能听到他的心声：把再多的罪名压到我身上都可以，但只要我活着，就要阻止“文革”式的诬陷。
这是他对历史的一个回答，也是他对人生的一个交代。站在当代的一大批诽谤者面前，他显得那么高贵。
胡锡涛先生在回忆中，有一个细节说错了：我当时已经领不到每月十二元钱的补助。
在“文革”之前，那叫助学金，大致能勉强支付我一人每月在学院食堂的伙食费。但是“文革”开始后爸爸被打倒，我就不可能再领了。当时的一切经济补助都以政治身份为前提，没有一个单位敢给一个“阶级异己分子”的儿子一分钱的补助。
那是怎么度过来的呢？
我只能排除一切具体的感觉、图像和场景，用最简单的一句话来回答：一步步穿越令人恐怖的饥饿。
借饭票，我不止向徐企平老师一个人开口，只是向他借得最多。周围的每个专业人员，王亚仑先生，周康渝先生，何秀文先生，包括文汇报文艺组的每个编辑、记者，褚钰泉先生，何倩女士，路元先生，周玉明小姐，以及很多年后成了我学生的孙东海先生，肯定都被我借到了。另一位因为参与“炮打张春桥”而天天在隔壁写检查的倪平先生，我也借了不少。所有的人，我都没有还过。
“文革”期间的上海，饥饿的现象并不普遍。因此，一切被我借了饭票的人当时一定不会感到事情的严重性。他们不可能知道，我背后还有一个完全失去了经济来源的大家庭，而我，那么要面子，必定是饿了几顿才会讷讷开口。
有时，实在饿得抗不住了，又不好意思再“借”，就像胡锡涛先生看到的那样，逃到阳台上大声朗读英文。
正是饥饿，我的饥饿和我全家的饥饿，使我产生对下乡劳动的焦灼企盼。徐企平老师和胡锡涛先生在担心我爸爸的历史问题会影响我的前途，其实我当时觉得最光明的前途只有一条：下乡劳动，养活全家。
写到这里，我忍不住要对另一位老人表示敬意，那就是徐企平老师。
其实我与他的关系并没有胡锡涛先生所说的那样亲密，因为在学校里隔系如隔山，再加上师生之分、年龄之差，以前几乎没有说过什么话。作为一个真正的斯坦尼研究专家，他在文汇报社期间与胡锡涛先生闹得最僵，彼此很少讲话，但是胡锡涛先生关于我和我的家庭的了解，都来自于他，可见他们两个人除了学术争吵之外，余下来的谈话内容就是我了。
《借我一生》 第二部分冬天的斯坦尼（4）
我在胡锡涛先生的回忆文章中看到，徐企平老师每次谈了我之后，都请求胡锡涛先生帮帮忙，能不能通过市里写作组的关系，救救我父亲，救救我全家。须知，这是一个在学术观点上寸步不让的耿直艺术家，居然为了一个并不熟悉的年轻学生，在向自己的辩论对手求情！
其实，善良的胡锡涛先生当时也毫无办法，因此在“文革”十年间，我的父亲和我的家庭始终未能获救。
让我感动的是，徐企平老师从来没有把这一切告诉我。二十年后我担任他所在学院的院长多年，徐老师的生活过得并不顺心，却也从未向学院提过什么要求。见到我只是亲切一笑，好像我们从来未曾在艰难岁月相遇。
感谢胡锡涛先生用回忆录让我得知，在我陷于灾难深渊底层的时候，曾有一双无力的手，一次次向我抛投过援救的缆绳。
天下有很多关键时刻的援救，是被援救者所不知道的。这正像，天下有很多关键时刻的伤害，是被伤害者所不知道的。世事繁杂，时间匆匆，重者隐之，轻者显之，真言如风，伪言如磐，真正知道的究竟能有多少？
读到胡锡涛先生的回忆录后我立即通过学院的现任领导葛朗先生，快速寻找早已退休的徐企平老师。
我为徐企平老师准备了一桌饭菜，人少菜多，他很感惊讶。我举起酒杯说：“徐老师，这是归还三十多年前的饭票，我实在欠得太多了。”
年逾古稀的徐企平老师哈哈大笑，说：“饭票？忘了！”
是的，那些饭票，他当时借给我不久，就可能已经忘记了。
对我来说，一直想忘而忘不掉的，竟然是饥饿，二十岁的饥饿。
前几年有一个我不认识的年轻人听了谣言撰写诽谤文章，把三十多年前我快饿死的那个阶段说成飞黄腾达。我本想找来所有借给我饭票的一大堆证人，与他面对面地召开一个有趣的记者招待会，但等见了他一面，我就取消了计划。回来后很多朋友责问我为什么如此宽容他，我说，见到他就心软了——不饥饿的二十岁，油亮亮的二十岁，有权利胡说八道的二十岁，让我心软。
更何况，他也姓余。
临近下乡，我就不去文汇报社了。自己家里本多伤心事，又与同班同学一起张罗了一个追悼会，追悼那位得尿毒症而死、让胡锡涛先生流泪的周启平同学。
周启平同学原先在宿舍里与我脚对脚睡。他是一个孤儿，由一位不识字的养母养大，生活艰难，却爱书如命。他节衣缩食地抠出每一分钱来买书，只要听到哪个书店有了一本期待中的新书，不管多远，他都会在课余时间赶去买来。平日逛街，也只为买书。每买来一本，至少成为全班男同学的盛事，争相翻阅，有时女同学也会到男生宿舍里来看看他的书架。那年月好书出得不多，他又受制于经费，一共也就买得半箱子的书罢了。“文革”开始，书店萧条，他也就无书可买，无街可逛，不久便生病了。病中一度神志昏迷，怒骂世间恶人，清醒时只想书籍和同学，还曾多次托人带信要我去看他。到他临终，他的养母已悲痛欲绝，全由我们同学操办后事。
这个追悼会开得震天撼地，几乎每个同学都把嗓子哭哑了。原因是；“文革”一来，很多同学像周启平同学一样突然成了孤儿，父亲找不到了，母亲也找不到了，现在又要离开书本、学校，投身荒野。哭周启平就是哭自己，哭大家。那天上海龙华殡仪馆里的情景，我们班的同学直到几十年后回想起来，还两眼发怔。
我为这个追悼会写了一副挽联，高挂在灵堂中间：
父亲何去？娘亲何去？孤身一人走寒冬；
教室空也，街市空也，半箱遗书付狂风。
记得我趴在地上用大毛笔写这副挽联的时候，身后已是同学们的一片呜咽。
我的父亲在何处，我倒是知道的。
下乡前又去看了他一次。他单位造反派说，这个人没救了，居然在关押期间盗窃上级的机密文件！
在隔离室见到爸爸后，我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是看了一份造反派遗忘在厕所里的王少庸关于清理阶级队伍的报告。王少庸是当时上海市的一个领导，被造反派“结合”进来的一个老干部。
我轻声对他说：“爸爸，只要事情还捏在他们手里，你的问题天天会增加，上一趟厕所也会升一个台阶，由它去。现在的关键是要把全家养活，我听说我们在农场劳动每月会有四十元左右的津贴，这就够了，我第一个月就会寄钱来把祖母送回老家。”
说到这里我说不下去了，爸爸也一声不响，低头看着地面。有了一点津贴，可以支付祖母回乡的路费，但这是小事；此间真正的大事在于：怎么能让七十六岁的祖母一个人回乡！我知道这是一个残酷的决定，是一个足以使我们全家在乡亲间永世抬不起头来的决定，但是这个决定恰恰是祖母自己作出的，而且那样坚定，全无说服的余地。
我在与祖母细细谈了几次之后，才知道她执意回乡的理由。
她并不了解时事政治，但已亲眼看到，在她最后两个儿子一个屈死、一个被关之后，孙辈的前途都是远离上海。我要去外地军垦农场了，表妹要去安徽的茶林场了，两个小弟弟也已不断地到农村去“学农”，根据当时趋势，以后必然也是上山下乡的命。既然全都发配到各地农村去了，为什么不一起回家乡呢？
她相信，只需经过几年努力，每个孩子都有可能七拐八弯地调回老家，重组一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家庭，省得每个人分头在遥远的异地呼喊不应。
她还判断，我爸爸被批斗得那么厉害，即使以后放出来也不会给他一个像样的工作了，那还不如回到家乡与儿子们一起务农。
当这个蓝图在她脑海里慢慢形成，她就为家乡的老屋担忧起来。长年没有人住，老屋已岌岌可危。此刻家里一贫如洗，拿不出修理经费。惟一的办法全在她身上了：她回去，住下，查看，然后动用亲族之情和辈分之威，请村里的后代热心人一点点地补砖、添瓦、换梁、塞漏，最后成为一个可以居住，而且是可以容得下一个大家庭居住的处所。
祖母的这个计划，就我家内部而言，实在称得上雄才大略。她居然要把当初闯荡上海而终于散落远荒的余家子弟，全部召唤回来。然而当时要完成这个计划，没有人能做她的助手，原来有可能帮她一把的我妈妈，现在也为我的两个小弟弟的生计，�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温馨提示： 温看小说的同时发表评论，说出自己的看法和其它小伙伴们分享也不错哦！发表书评还可以获得积分和经验奖励，认真写原创书评 被采纳为精评可以获得大量金币、积分和经验奖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