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21-借我一生-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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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间工人的集体签名信？”车部长有点吃惊。　　　　
　　　　“他们批评的对象，只不过是车间主任。”　　　　
　　　　“车间主任？”　　　　
　　　　“而且，信是从邮局寄的，谁也不认识马天水和他的秘书。”　　　　
　　　　“邮局寄的？”


《借我一生》　第二部分隐秘的河湾（9）

　　　　“我只是帮了一位残疾人的忙，这算什么小报告呢，居然一闹两年。”我说。　　　　
　　　　“嘣！”车部长一拳砸在床头柜上，还骂了一声粗口，把范民声、王家乐两位老师吓了一跳。本来我还想讲讲与这位残疾人的关系、讲讲当年在洪水中以身体填堵堤堰决口如何冻僵、又如何被他用手掌搓暖的往事，见部长已经发怒，不再火上加油。　　　　
　　　　以后几年，我经常接到湖南文化界的讲学邀请，一次次去长沙。车部长一听到消息必定主动来看我，我们又成了好朋友。　　　　
　　　　有一次，我用十几天时间为湖南戏剧界的朋友讲完《戏剧审美心理学》和《现代艺术精神》，就告诉前来看我的车部长，岳麓书院必须保护。　　　　
　　　　“岳麓书院我去看过。是毛主席、蔡和森他们从事早期革命活动的地方，革命传统纪念地。”他说。　　　　
　　　　我说：“其实那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教育机构，朱熹在那里讲过学。我这次去，发觉那里只说现代革命，不提朱熹他们……”　　　　
　　　　“朱熹，是那个唯心主义哲学家吧？”车部长疑惑地看了我一眼，但很快就笑了：“对，先保存，再评价。”　　　　
　　　　说完岳麓书院，我又随口提议这个省还有一些曾经被整惨了的老一代戏剧理论人才，应该发挥他们的作用，我举了一位叫金式的先生和另一位姓唐而现在忘了名字的先生，作为例子。　　　　
　　　　几天之后再一次见面，我又向他转述了一位姓李的诗歌评论者告诉我的种种生平委屈，希望他能予以帮助。他在小本子上一笔一笔地记下了这位李先生的名字。　　　　
　　　　正说着，文化厅的朱静民先生进来了，他看见车部长坐在我的房间里已经很吃惊，没想到车部长顺着我们刚才的话题对朱静民说：“我们湖南，再也不准任何人去整文化人了，不管以什么理由！”朱静民闹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只顾点头。　　　　
　　　　车部长突然转过脸来看着我，放低声音问：“那帮人还缠你吗？”我说：“暂时没有太大的动静，只有一个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十分狼狈，连找一份工作都很困难了，在一家图书馆打杂，却老是在外省的现代文学研究圈里散布一些谣言，说我曾被他清查，问题严重。让他说吧，我才不理呢。”　　　　
　　　　“你以后有什么事情说不清楚了，找我！”车部长的这句话透露出一种军人豪气，洗刷掉了我心底对他的最后一层抱怨。　　　　
　　　　我在内心感谢之余，却也明白，身处现世，靠谁的保护都不管用。你看，从车部长开始，有多少长辈想保护我、为我说话啊，但都没用。结果，阴错阳差，他们还可能不经意地伤害了我。人生的路，靠自己一步步走去，真正能保护你的，是你自己的人格选择和文化选择。那么反过来，真正能伤害你的，也是一样，自己的选择。　　　　
　　　　长辈们无法真正地保护你，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他们有发言权的那个灾难未必还会重现。新的灾难以什么形态出现在什么地方？完全不知道。　　　　
　　　　在学生们面前我也算长辈了，却完全无法预见他们将会遇到什么灾难，因此也无法把他们，例如黄见好和黎奕强，保护好。　　　　
　　　　原以为渡过那隐秘的河湾后一切都会挺直、畅亮、欢快，其实根本不是。正像幸福是一种接力赛，灾难也是一种接力赛，而且两条跑道往往合在一起，不分彼此。我们没有资格居高临下地给下一代讲述过去的灾难，因为灾难并没有结束在过去，更没有结束在我们身上。他们承受的灾难，很可能比我们承受过的更凶险。　　　　
　　　　我只希望，下一代的灾难，不要像我们这一代遇到的那样带有如此宏大的群体性：群体性承受，群体性制造。


《借我一生》　第三部分有人敲门（1）

　　　　一九八七年二月的一个下午，我浑身疲惫地回到上海。　　　　
　　　　把行李放在门口地上，摸出钥匙刚要开门，脑后传来隔壁苏北老太响亮的声音：“回来啦？刚刚有两个传呼电话，叫你的！”　　　　
　　　　我谢过她，进门，一下子坐在椅子上不想起来了，真累。管它什么传呼电话，先让我憩一会儿。　　　　
　　　　看到床下有几个西瓜，我知道，这是爸爸踩着脚踏车驮来的。他掌握着所有子女家的钥匙，这是他的一大乐趣。爸爸那么大的年岁，把西瓜驮到这里已不容易，还要一个个从楼下搬上来，真不知多么劳累。　　　　
　　　　由此想到，我很久没有看望老人了。　　　　
　　　　轻轻的敲门声。　　　　
　　　　一听就知道是对门的宁波老太。她从苏北老太的嚷嚷中知道我回来了，但必定要等到苏北老太进屋关门后才出来，因为她是苏北老太臆想中的“老妖精”，大家都不想见面。　　　　
　　　　我开门，宁波老太塞过来两张纸条，说：“传呼电话的单子我替你收下了，一连两张。”她的声音很轻，与苏北老太完全相反，明显的弱势。　　　　
　　　　我连忙还给她替我代付的传呼费，边道谢，边看那两张单子，上面都写着同一句话：“下午立即来系办公室，有重要事情。”　　　　
　　　　“下午？”这就是说现在必须走。应该先打一个传呼电话过去问问什么事，但到传呼电话站一看，有七八个人排队，都是等着打电话的。我摇摇头，赶紧去挤公共汽车。　　　　
　　　　公共汽车与往常一样挤，车站上专门有两个身强力壮的退休工人，负责把最后几个乘客推塞进车门。推塞的时候要用最大的力气把吊挂在车门口的那几个乘客的背部、臀部的肉一寸寸地压进车门，像在压制一方最密实的大肉饼。　　　　
　　　　我听到车门已在我背后“砰”的一声关上，于是前面刚才还在往前挤的诸多肉体一下子弹了回来，全部压到了我身上。胸口快要窒息，我艰难地扭过头，从前面一个胖子的背脊窝里腾出鼻孔，呼吸一口。　　　　
　　　　太累了。　　　　
　　　　这次外出，又是考察傩戏，为了洗去笼罩我心头的学术羞耻感。　　　　
　　　　照理，那个时候我不应该产生学术羞耻感。由于北京、上海一批老教授的强力推荐，我在从未做过一天副教授的情况下已破格晋升为中国大陆最年轻的文科正教授，以及国家文化部系统内最年轻的所谓“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明明四十岁了还被一再排列为“最年轻”，而且全国报纸也纷纷这么报道，可见大家自动把在灾难中耗费的岁月删除了。这很有讽刺意义，但更具有讽刺意义的事情别人不知道，那就是：正当我的那些学术著作给我带来种种荣誉的时候，它们的重大缺漏也已经悄悄地暴露在我自己眼前。　　　　
　　　　我作为《中国戏剧文化史述》的作者，怎么可以不知道，原始形态的演剧方式傩戏、傩舞还在现今中国很多边远贫困地区保留着呢？傩人已老，余留不多，我只能风餐露宿地加紧寻访。寻访过程中我发现，这正是当代西方格尔道夫斯基、彼得·布鲁克、理查·谢克纳、马丁·艾思林等人早就开拓的“戏剧人类学”、“人类表演学”的天地，而我对这个理论天地还相当陌生。　　　　
　　　　我还自以为补足了世界和中国的戏剧史论，怎料这些史论转眼就显得那么传统和狭窄！我还能被人称之为“最年轻”的什么什么吗，居然年轻得那么衰老？　　　　
　　　　那天晚上我在安徽贵池山区的刘村观看农民的驱煞春傩，演至半夜，那些参加演出的农民要吃“腰台”，相当于平常所说的消夜。但与消夜不同的是，“腰台”本身也是整个仪式的一部分，吃完再演到天亮，因此把半夜当作了“腰”。“腰台”是几锅肥肉，一筐馒头，两坛烈酒，演出者们卸下面具，吃将起来。我也挤在中间吃了几口，发觉演出者们刚刚卸下的面具已被其他青年农民戴上，在田埂间飘然远去。周围的人告诉我，吃过“腰台”后，有一段时间是人人参演，整个村庄、田埂都是舞台。我一听兴起，也抓起一个面具追随而去，与村人一起在村口燃火驱煞，在村内挨户祈福，似真似幻，似主似客，很快忘了自己是谁。　　　　
　　　　当第一声鸡鸣响起，我才想到必须去赶早班江轮。江轮码头不近，要走一段山路，我怕在这晨光未露的荒野间遇到什么，便手握一枚尖石，准备随时自卫。走到半道上还真遇到了一个早起的行人，互相看见时，我哼曲，他咳嗽，都为壮胆，等擦肩而过，才一起回头，对视一笑。　　　　
　　　　到了码头，人山人海，买票上船后并无插足之地，我好不容易在船尾甲板边找到了几个箩筐外面的一个空角，把脚伸在船舷外面能够勉强“危坐”。已经几夜没有好好睡觉，但此时看着江水头脑还是非常清醒。我觉得，除了傩戏的材料需要补充到自己的研究著作中之外，我的整个学术研究方式也应该有所改变了。　　　　
　　　　那彻夜的傩仪，那朴拙的锣鼓，包括身后这拥挤的人潮，为什么离书斋著述那么遥远？书斋著述可以修补文化，但文化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永远地旁征博引吗？书本的真实性究竟有多少？如果大家都钻在书本里，那么，又该将这苦难而神圣的大地置于何处？　　　　
　　　　我想，我的书斋著述已经太多太多，应该从事实地考察了，或者，应该从事社会实务了。　　　　
　　　　我想，在中华文化比较像样的时代，总有很多文化人在行走，在考察，在从政；而在中华文化比较沉寂的时代，文化人中一批成为政客或文痞，一批则躲进书房，独善其身。　　　　
　　　　我知道，离开书房，风险很大，但总应该有不怕风险的勇敢者。我要以老一代学者难于想象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