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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梦-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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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的我比小学更加积极了。我在班上组织了一个学习马列主义的小组，我做组长，经常组织同学一起学习《共产党宣言》和《哥达纲领批判》这些政治理论书。为了弄懂这些理论，我经常去图书馆，查阅参考资料。我就这样在一个角落里发现了被“文革”的急风暴雨荡涤过的中外经典著作。这是我的新天地，我被那些名作迷住了，几个小时几个小时地蹲在那个布满了灰尘的角落里，孜孜不倦地吸收着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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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追忆似水年华（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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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有些书是可以外借的，我就把它们带回家，坐在家里的阳台上看，从下午一直看到天黑。我的眼睛就是在那时近视的，我变成了一个“小眼镜”。
我的努力没有白费，我终于有了一个出人头地的机会，那是在中学一年级的下学期，我被选上了红卫兵排长（也就是现在班级的班长）。这个来自学校、老师和同学的肯定，使我第一次尝到了那种被人尊敬，被人承认的甜头，当时我的内心是很得意的。
不过，说句老实话，在整个的中学时代，我的学习成绩只是中等偏上而已。
在“文革”当中，我也犯了一个错误，给我的数学老师贴了大字报批判他。这是我在中学时代做的最不应该的一件事。其实那个数学老师并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受了“文革”政治风暴影响的我，把自己平时对这个数学老师的一些看法上升到了“阶级斗争”的高度去理解了，认为这个数学老师是要我们走白专道路的“牛鬼蛇神”。我写了很多大字报，用非常激烈的语言，公开批判这位很有水平的数学老师，对他造成了伤害。
今天，我依然对我的数学老师有歉疚之心。
我要正式向他道歉，即使我已身在遥远的澳洲，即使“文革”已经结束二十多年了，我也要请求他的原谅。
1974年，我中学毕业了，当时是“文化大革命”的末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方兴未艾。我有两个哥哥，一个在部队，一个在黑龙江农场，按政策我可以留在上海，但我当时的想法是去农村，在广阔的天地里接受锻炼，所以放弃了留在上海的机会，去了农村。
1975年3月，我去了江苏大丰县境内的上海海丰农场安丰分场第一大队第二小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1975年3月—12月，我先后担任第2小队的团支部书记，副队长和队长。
我是一个内向的人，而且不喜欢拉山头，搞宗派，玩江湖义气那一套，所以我这个队长当起来就比较不容易。我们那个创业大队，尽是一些顽皮的人，前任队长就是被他们轰走的。我来上任之后，他们又故计重演，天天给我出难题，甚至和我明着吵，摆出一副不把我轰走绝不罢休的架式。
那时的我，想想看吧，个子不算太高，身子骨也不太强，还带着一副近视镜，象是是个白面书生，一看就是和他们不一样的人，所以那些调皮捣蛋的坏小子们根本就没把我放在眼睛里。他们甚至找机会欺负我，比如在门上放一盆水，我推门进来时被浇了个落汤鸡，或者是趁我睡觉时把我的鞋子藏起来。
开始时我和他们对着干，后来发现矛盾越来越对立，此路不通。
我知道我必须发挥我的优势，我巧妙地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多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和他们沟通，关心他们，甚至和他们交朋友。一次在回上海参加理论培训班的时候，我还借机走访这些人的家庭，与他们的父母谈心。帮助他们解决家庭的实际困难，一下子就把那些调皮捣蛋的伙伴们给感化过来了，我们也成了朋友。当我离开生产队，去创业大队担任大队长时，整个生产队列队欢迎，不少调皮的伙伴经常来创业大队看我。
我记得那是在1975年，邓小平再次被打倒了，左的势力再次笼罩中国。我们象被上了发条的钟一样，不知疲倦地“战天斗地”。有一次，我带领创业队的二十几个知青在玉米地里抢种，整整72个小时没有睡觉，生活完全进入一种超常规状态。
按照那个时代的精神，我们要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我们要改造自然、改造环境，“誓让山河换新颜”！我们挖沟、填河，修建农田水利设施，经常一走就是20多公里。我们在芦苇荡里摆下战场，“天当房，地当床，遍地芦苇做围墙”，我们一点都不觉得累，心中总有一种青春的激情在燃烧。我还记得我们当时经常唱的一首《创业歌》：青天一顶星星亮，荒原一片篝火红，石油工人心向党，满怀深情望北京．．．．．
由于创业队在海边长期住茅草棚的缘故，我得了风湿，一遇阴寒天气就非常难受。这个毛病直到现在还经常困扰我。
1976年1月，我被选中去组创一个新的创业大队，开始大队领导仅3人，支部书记是黄恒彩，大队长是程杰和我，后来大队领导增加到7人，徐中麟，孙持平，王茹泽等也进了大队班子，当时一个大队的知青有300多人。我先后分管后勤、治保，以及团总支部等工作。我小时候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我当上了“大队长”，手下管着300多人！
当大队长起见，给我积累了不少和人打交道的“管理”经验。
后来，我们的创业大队变成了一个团结得紧紧的整体。记得有一次一个创业大队的人游泳时遇到风浪，失足落水。我们队里的人冒着生命危险把他救上岸，并轮流背着他，跑着去医院抢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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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追忆似水年华（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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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发生了唐山大地震，地震后我们全大队的人都搬到了屋子外面躲地震，把屋子里的粮食也搬了出来。当时支书不在，程杰在上海受训，就我一个人主持工作当时有临危受命之感，想一定要保护好这些同事，300多人的安危都在我的肩上。
不久，毛主席去世了。当时的感觉是，天真的塌了。
当然，天并没有塌。而且很快，“四人帮”倒了。我们都感觉到世界似乎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1977年３月，我被调往上海农场局，随工作队进驻上海市长江农场，我的工作组进驻供销1个农场的后勤，共有上千人，而我分管车队、船队等工作，有300多人。和在创业队时比，条件好多了。而且由于邻近大城市，我能够敏感地感觉到时代的变迁。这种感觉很好，我那时虽然还说不出这个国家正在朝哪个方向上转，可我已经能感觉到转机。我很兴奋，甚至很激动。我开始等待着什么。
1978年３月，结束了工作队的工作，我回到了海丰农场安丰分场，担任团委筹备处负责人。
当时我的朋友们都以为我可能要一辈子都在农场干下去了，并看好我的仕途。我却突然参加了高考，并且考上了上海机械学院的电子计算机专业。我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二批大学生，是1978年底入校的，也就是俗称“78级”的那一批。
从18岁到22岁，我的整整四年多的青春时光，都贡献给那个农场。
那是我最难忘的一段岁月。
在大学校里，虽然我学的专业是计算机，可我却对经济课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甚至经常去附近的上海财经学院旁听，希望考财经学院的研究生。
我也很奇怪为什么会对经济这么感兴趣？甚至可以追溯到上小学的时候？
1982年大学毕业后，我先后在上海高教局，上海的华东纺织大学（现在的中国纺织大学）计算机中心和上海外贸局工作。
在外贸局工作期间，我被选为培养对象，参加统一考试去干部专修科学习2年专业英语，我的英语主要是那是打下的基础。
八十年代初期，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政策已经深入人心。
我在干部专修科时萌生了“下海”办公司的想法。我准备搞一家高科技开发和咨询公司。我和我的顶头上司认真谈了我的想法，而且说服了他。可是我的父亲却坚决反对，他苦口婆心地劝导我说，你好好想想，你现在属于外贸局培养的人才，在机关里过着安稳日子不是挺好的？干吗要自己往风口浪尖上闯呢？
我没有听从父亲的劝导，于1983年毅然“下海”，同时办理了休学一年的手续。
我是个不安分的人，我总是不安于现状，并努力改变自己的处境，以求更新、更大的发展。
从1983年到1987年，一共四年，二十几岁的我，我创办了“长江中小企业经济技术开发公司”，就那样在商海里拼搏。後来，我在上海文汇报刊登了一则小广告，成立一个青年人的研究会，汇集一批人才，并确定以研究中小企业和集体企业经济为主，同时想法挂靠在上海科协下面。挂靠后，有一批教授，研究员，年轻的学者也加入其中，这在当时的上海是很少见的。研究会成立后，我被选为上海中小企业研究会的会长和集体经济研究会的会长。
与此同时，我还和一些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创办了《集体经济报》和《上海中小企业报》这两份报纸，积累了很多办报经验。若干年后，我到澳洲也办了一份报纸。这又是后话了。
回顾起来，我最重要的人生经验都来自于农场那四年多的磨砺和创办公司的锻炼，它培养了我在恶劣的环境下生活的能力，也锻炼了我与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的本领。我觉得这两点是人最重要的素质，正因为有了在农场四年多的磨砺，才可能在回到上海之后在机关和商海里面如鱼得水。
这些人生经验，是我来澳洲的最大资本。
若干年后，当我以一个海外成功生意人的身份出现在中央电视台的演播厅时，主持人曾问过我这样一句话：你在澳洲的第一个5年就赚了600万（人民币），第二个5年又买下了价值1。3个亿（人民币）的澳洲总工会大楼，到了第三个5年时已经拥有十几幢商业大楼和数万平方米的土地，总价值以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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