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面的杀戮-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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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刺刀、战机和望远镜　　　　
　　　　“利器”、“空中骑兵”和“搜捕活人”尽管都不太常见，却象征了武士的共同特质。拿拼刺刀来说，没有多少人会有这样的战场体验。即使在一战，近七成的伤亡乃远程火炮造成，死于刺伤的尚不到千分之五。A。巴特勒上校，《澳军医疗服务正史1914—1918：卷二》（堪培拉，1940），页495。下面题为《手中的刺刀》（1916）的打油诗就有这样的抱怨：　　　　
　　　　论烤面包，手中刺刀真一流；　　　　
　　　　便开罐头吃牛肉，也莫愁；　　　　
　　　　拨弄火堆，正好可以显身手；　　　　
　　　　做啥都比杀人强，没由头。罗伯特·塞维斯，“手中的刺刀”，收《一个红十字会会员的韵诗》（伦敦，1916），页87—88。　　　　
　　　　


第二部分：武士迷思武士迷思　4

　　　　战机驾驶员或狙击手的经历同样不算典型。“直接的”空战直到一战中期才出现（此前机枪没法架到机翼上）。可即便这时，飞机的用途也还是以侦察、火力探测和轰炸非战斗人员为主，而不是击落敌机。狙击的情况类似，只是由精英部队开展。一战时，在西线大打堑壕战的情形下，没有大面积目标可供机枪扫射，一个营平均才有16名狙击手。伊恩·斯凯纳坦，《英帝国狙击手：不列颠及英联邦军队的狙击与装备1915—1983》（伦敦，1983），页16。另见《下议院辩论记录稿》，1915年5月19日，2391—2392栏，5辑，71卷及1915年9月21日，305栏，74卷。战争刚结束，所有狙击手就被“遣返回帝国在各地的军事基地，从此没了声息”，原来指挥人员认为他们只在一战这样的静态战争中才能派上用场，除此就不中用了。陆军N。阿姆斯特朗中校，《野战技巧、狙击枪法及情报工作》，第5版（奥尔德肖特，1942），页Ⅴ。二战时（只在个别战区和特种部队有狙击手的身影，如伞兵和空降部队、突击队，再有就是英国特种航空队），每个营配备的狙击手数降到了8个。到纳尔逊入伍时又一减再减（少到只有6人）。伊恩·斯凯纳坦，《英帝国狙击手：不列颠及英联邦军队的狙击与装备1915—1983》（伦敦，1983），页16及136。驻越澳军甚至没有配备狙击用武器陆军R。林伍德上尉，“狙击手：第一部分”，《澳大利亚步兵》，20卷2期（1980年12月号），页9—10。，美军的杀伤记录也很低。例如截至1969年年中，步兵第九师的狙击手（平均）一月才射杀敌军200人。陆军朱利安·尤厄尔中将、艾拉·亨特少将，《强化战斗优势：通过分析增进军事判断》（华盛顿特区，1974），页120—122。这在战争总伤亡人数中微不足道。　　　　
　　　　艾德里斯、希拉里和纳尔逊所代表的战争形式虽算不得常见，却广受尊敬。这里面最不吃香的还要属纳尔逊的。如此夸耀自己狙击本领的情形只有在正规部队和特种部队才会出现：连纳尔逊本人也勉强承认，许多民兵根本无法体会他的这一偏好。尽管如此，狙击手还是从自己的行当中获得了无上满足。艾德里斯曾称许这种一对一的作战方式，认为（与拼刺刀类似）可以给自己带来“极度的”兴奋感。艾恩·艾德里斯，《沙漠纵队：一澳大利亚骑兵在加利波利、西奈和巴勒斯坦的战地日记》（悉尼，1932），页45。“太爽了……瞧那一张张生龙活虎的脸”，有名战士说到。伯纳德·亚当斯，《无甚动静——与威尔士一个营在前线八个月纪事：1915年10月至1916年6月》（斯蒂文尼治，1988），页133及152。也有士兵深以枪托上的刻痕为豪，派他们去搜集情报还不乐意。查尔斯·伯德，“离家上阵：士兵心理研究”，《美国心理学杂志》，28卷3期（1917年7月），页339；艾伯特·迪普，《炮手迪普》（伦敦，1918），页39；H。黑斯克思普理查，《在法国放冷枪》（伦敦，1920），页120。这都是些积极性很高的杀手，用一名狙击手的话说就是，“爱上了这一行，就是累点也心甘情愿”。H。黑斯克思普理查，《在法国放冷枪》（伦敦，1920），页40。　　　　
　　　　但白刃战却更可以代表武士文化的最高境界，尤其是在一战期间和战后直至二战的那段时间。虽然刺刀更多的是用来抹果酱，但用它来刺和捅还是占据了人们的想象空间。须知，在20世纪前数十年的战史中刺刀可是主角。小说描写总是勾留于刺刀进出时那让人不寒而栗的声音——“血淋淋的”刺刀穿胸入骨，“随着长刀见底，惨叫声不绝于耳”，约翰·菲纳莫在其《俄军中的美国童子军》（1915）和《两个小孩的战时历险》（1900及1928）中生动地写道。约翰·菲纳莫，《两个小孩的战时历险》（伦敦，1900及1928），分见页216—217及200—201，295—296及241—242及《俄军中的美国童子军》（伦敦，1915），页92。在纳特·古尔德的《先输后赢：体育与战争纪事》（1916）中，当小说主人公把刀送进了德国长枪骑兵的胸膛，听到耳际“让人惊悸的骨裂声”，不禁莞尔，好像受到了鼓舞。纳特·古尔德，《先输后赢：体育与战争纪事》（伦敦，1916），页244。另见页272—274。这种声音听来虽让人“惊悸”，却也能带来阵阵“快感”，那种“无上的欣喜”准保可以让德国兵“心惊胆战”，小说家安慰胆小的读者说。杰克·博宾，“血战到死”，《男孩杂志》，3卷60期（1914年11月7日），页196；艾伦·迪恩，“蒙斯之战”，《男孩杂志》，3卷58期（1914年10月24日），页148；约翰·菲纳莫，《突袭加打斗：英美战士马其顿奇遇记》（伦敦，1906），页125；艾登·菲尔波特，《人体和战争》（伦敦，1916），页4—5。这些引语还算常见：凡士兵小说都会写到白刃战。　　　　
　　　　


第二部分：武士迷思武士迷思　5

　　　　少年郎读了如此骇人的故事，多半会信以为真，这就模糊了想象和现实的边界。举个例子，虚构的武士故事都乐于描述炫目的刺刀身手：特别是“制动”和“挑起”两招。在弗雷德里克·萨德勒·布瑞亚坦中尉的《步枪加刺刀：布尔战争纪事》（1900）中，一“力大如赫克利斯”的高个苏格兰人一刀刺中一名“个小、胆也小的德国兵”，把他挑了起来、扔到身后，“就好像一个人拿叉子甩起捆干草”那样轻松。陆军弗雷德里克·布瑞亚坦上尉，《步枪加刺刀：布尔战争纪事》（伦敦，1900），页271。约翰·菲纳莫的小说《两个小孩的战时历险》（1900及1928）中有个掌旗军士，也凭着“常人难以想象的臂力”把一个“被劈开”的布尔人挑过肩头。约翰·菲纳莫，《两个小孩的战时历险》（伦敦，1900及1928），分见页296及242。1915年时（我们还知道），英军皇家第四燧发枪队的队员们“十分痛快地”刺死了不少德国兵：“跟叉干草差不多，不过换成了活人罢了，”一个战士叫嚣道。E。哈代教士，《英国战士：勇气与幽默》（伦敦，1915），页42。这些都是虚构的场面，真实的记载竟也相差无几：大约是在1915年，爱尔兰海军陆战队的一名炮兵讲述了一名“身材魁梧的土耳其人”是如何被一个燧发枪手（一个“小个子”）刺中，接着挑过肩头，直奔悬崖而去的。“真不相信有这么好的身手，”目击的炮兵感叹道，“但那个爱尔兰小个子直到几小时后仍活蹦乱跳，好像有魔法护体似的。”帕特里克·米，《在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当炮手的二十二年》（伦敦，1935），页190。挑尸过肩的记叙到处都有，以致1915年出版的一本官方手册建议教官，若士兵训练时有“‘翻晒干草’的倾向”，应及时劝止。“像用叉子叉谷物那样对待敌人，不光费劲，而且也没有必要，”手册编写者郑重其事地劝道。“教官篇”，《实用刺刀拼杀》（伦敦，1915），页14。　　　　
　　　　即便这样，也没人愿意舍弃刺刀独有的魅力。刺刀之所以能有这样的地位，部分是因为一般人不了解现代战争的实际情况。新兵要等到亮堂堂的刺刀装上枪才感觉像个军人。E。帕默尔，“这事又发生了”，页7，帝国战争博物馆藏；华莱士·瑞本，《光辉篇章：加拿大士兵在迪埃普》（伦敦，1943），页37；J。斯蒂芬森，“与亲王等在佛兰德”，页2，帝国战争博物馆藏。美军炮兵上火线前不见了刺刀（理由很简单，重炮兵不可能有机会使它），还“颇闹腾了一阵”：他们抗议说，自己“长久以来一直想着能枪挑德国兵”。美军第11野战炮兵队，《从亚利桑那到擒杀德兵》（第戎，1919），页38。对许多当兵的人来说，白刃战才是“最真实的”。杰弗里·维克兹爵士，“书信文件集”，致母书，1915年4月19日，利德尔·哈特中心藏。“这种血腥的打法连海盗见了都会开心”，科林兹比·道森在一战中回忆说。科林兹比·道森，《战壕荣光》（伦敦，1918），页74。另见史蒂芬·格雷厄姆，《近卫团的列兵》（伦敦，1919），页140。“当兵的都想拼刺刀，都渴望它带给人的狂喜、那种你死我活的处境给人的震颤，以及对手下败将的不依不饶！”爱尔兰记者迈克尔·麦克多诺叹道。迈克尔·麦克多，《前线的爱尔兰人》（伦敦，1916），页80。另见页94—95。在离前线八丈远、不可能上阵拼杀的情况下，士兵们当然会在家信中插些想象，吹嘘自己不久前如何“见了血，然后就什么都不记得了”，而且不会忘了后来刺刀上沾染的“血迹，还有头发”。T。培根，“书信集”，侄儿拉尔夫·科瑞克致叔父书，帝国战争博物馆藏。或见海军少将道格拉斯·布朗里格爵士，《海军战时信件检查员之泄密行为》（伦敦，1920），页188。二战时的例子，见托马斯·卡梅伦教士，《快乐的战士》（伦敦，1939），页23及华莱士·瑞本，《光辉篇章：加拿大士兵在迪埃普》（伦敦，1943），页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