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面的杀戮-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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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上“技术使然”的幻觉（既有武器在手，何妨物尽其用？），会使人身不由己、盲目杀伤。罗伯特·利弗坦，《战后归乡——越战老兵：非被人害，亦不害人》（伦敦，1974），页350。另见谢尔弗德·比德韦尔，《现代战争研究：战士、武器与理论》（伦敦，1973），　　　　
　　　　


第一部分：战争欢愉引言　3

　　　　20世纪的战事已全然机械化，这一点已成共识。科技武装战争；参战兵士渐少。一战时，每一人参战，就有8人支援。二战时，支援与作战人数之比已为12∶1。及至越战，在驻越的280万士兵中，实际参战者不足30万。理查德·加布里埃尔，《疆场苦痛：现代战争于人精神之影响》（纽约，1988），页26—30。作战与勤务人员比之低在某些兵种，譬如空军中尤为突出。杀人愈加机械，技术实一肇因。一战时，杀一人（平均）需子弹1400发。索姆河一役，每射中德兵一人需30发炮弹。当时两军对垒，几乎不打照面。二战末期，每27500平方米才有一人（对比美国内战时，每257平方米即有一人）。肯尼思·麦克塞、威廉·伍德豪斯（编），《企鹅现代战争百科全书》（伦敦，1991），页111。“区域攻击武器”如榴霰弹、毒气弹等，可实施远程间接打击，虽有死伤，却不惨烈。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六成以上伤亡皆由烟火弹、迫击炮、空投弹引起，而（不同于常人想象）刺刀致伤不到百分之一。A。巴特勒上校，《澳军医疗服务正史1914—1918：卷二》（堪培拉，1940），页495及理查德·霍姆斯，《火线》（伦敦，1985），页210。另见陆军J。富勒少将，《讲演集》（伦敦，1931），页14—15。丘吉尔尝言，现代战争聚积了“巨大的动原”，“使人为机器所戮”。又云，杀戮“已成产业，与芝加哥宰牲无异”。温斯顿·丘吉尔爵士，引自罗纳德·克拉克，《军方科学家之得宠》（伦敦，1962），页17。　　　　
　　　　但本书始终强调，死亡依旧可以体验，是技术无论怎么进步也无法改变的事实。战士可以想“见”敌人饮弹的景象，借此估摸手中武器的威力，甚至悬想杀伤时的具体情形。上述心理活动，尤以无法亲见敌人饮弹时最为经常。威廉·J。西蒙有诗论越战，名《吾乡》，诗云：　　　　
　　　　人都叫我大刀乔基：　　　　
　　　　丛林里满地血污　　　　
　　　　皆我所赐，死者模样　　　　
　　　　今儿才真切见到。威廉·西蒙，“吾乡”，收拉里·罗特曼、简·巴里、巴兹尔·帕奎特（编），《情感与理智的胜利：越战老兵诗集》（纽约，1972），页42。　　　　
　　　　个体的经历、悬想，以及对战斗场面的描摹，都是本书重点。其实，把敌人想象成个体，不仅于精神、心理有益，还能减轻盲目杀戮带给人的冲击。　　　　
　　　　所以，技术虽可用来杀人，却无法麻痹良心：死伤毕竟是不争的事实。所可奇者，士兵对情感交流、自身责任的倚重，哪怕高新技术也难改变。其实也不怪，其信札日记让人感动的地方，正是因为其没有“麻木”。即利弗顿的采访对象，在苦楚中仍尽力明了自己作为死亡使者的角色。其实，用“麻木”来形容置身事外、漠然观战的平民或许更为恰当：真正杀人者，其心难安，离“麻木”反远。　　　　
　　　　对个人德行的坚持，在战士中尤其普遍。战士不是一个个孤立的个体；其行为也并不只代表个人：战时与平时杀戮的区别在于，在战时，上至国家、军队，下至连、排，战友都亲如手足、彼此关照。无论军、民，暴力常借机构之名以行：借“外物使然”行平素未敢之事，何其多也。研究此种情形，最著名者为斯坦利·米尔格兰，见其《对权力的服从：实验主义观点》（纽约，1974）；“对权力服从与否之条件研究”，《人际关系》，18卷1期（1965年2月号），页57—76；“顺从之行为研究”，收A。叶齐奥尼、W。温林斯基（编），《战争与止战》（纽约，1970），第5部分，页245—259。米尔格兰之洞见，他人有所借鉴，如厄文·斯陶布，《恶之根：种族灭绝与其他群体暴力的起源》（剑桥，1989），页43。很多士兵以“执行命令”为由为自己开脱，后面还要谈到，但也不应夸大。是说漏洞亦多：究竟如何甄别命令是否“理所应当”？而且，遵从上级命令与为自己行为负责也未必不合。曾有实验考察“外物使然”与承担责任之关系，颇有趣，见戴维·曼泰尔、罗伯特·潘泽雷勒，“遵命与负责”，《英国社会和实验心理学杂志》，15期（1976），页239—245。百姓乐于宽宥军人，使之免为其战场行为负责，古今皆然；倒是士兵自己急于延揽罪责，裁判他人举止，己行亦任人评说。史家在评点过往人物时向来出言谨慎，例见理查德·库恩，“纪事”，收霍斯特·布格（编），《二战之空战举凡：各国情况对照》（牛津，1976），页40—41。但如果要给古往今来征战之人以一公平、合理的归宿，舍此并无他法。在很大程度上，上世纪战事之主角，首为平民，其次才是军人，且后者入局，实历史弄人。他们满腔热情投入战斗，只为证明战时杀戮之正当，且多愿为己行担责任。人非草木，迁罪长官固然方便，但心中罪感无法一并移去。描述战时经历，非有个人的信念支撑不可，这样的例子俯拾即是。这不是说外因与己责难以确定：士兵在战争中必然会遇到难解的冲突。所谓责任，虽有悖常理、无可名状、复杂难解，但战士怀此念，也非矫情。战争中人亦需做道德判断，史家虽可踌躇、斟酌，但众兵士的道德星空却未可漠视。　　　　
　　　　


第一部分：战争欢愉引言　4

　　　　战　地　故　事　　　　
　　　　战场上只有濒死兵士的苦痛可以信任；余者皆妄言。书中出场者，或三缄其口、无动于衷，或满腔敌意、不迭否认。“在场”之人，总以为自己所知最多、也最真切，例见陆军上尉约翰·朗，其访谈收玛丽·莫特利（编），《隐身兵：二战黑人士卒体验录》（底特律，1975），页152并比较尤利西兹·李，《二战美军专项研究：黑人士兵》（华盛顿特区，1966）。但酣战之际，哪怕亲身经历的事情也有模糊、难解，或难以言传的地方。曼彻斯特兵团某士兵曾说过：　　　　
　　　　嗨！那仗打的真叫凶。要有人能写下来就好了。唉，不过不可能啦，天太黑，地方又小，没人能讲清都看见了些什么。欧文·沃特金斯，《在法兰西和佛兰德与法军并肩作战》（伦敦，1915），页127。　　　　
　　　　这般坦诚在一则日记中也可以见到。日记开首是：“有一事宛在眼前（虽病榻梦得，没有亲见——但我相信确是真事无疑）。”陆军T。沃勒康伯中校，“大战日记”，页34，帝国战争博物馆藏。即服下“吐真药”之人，其言亦不可尽信。战士情绪狂躁，服巴比妥类药物，能恢复记忆，以满带感情地叙述战斗经历，也有人突然扑向精神病医生，好像面对敌人一样。但他们的回忆并非受抑记忆的再现，所述战争景象多不是事实，或严重失实。埃德温·魏因斯坦，“美国陆军第五神经精神病学中心”，收陆军哈尔·詹宁兹中将（编），《神经精神病学在二战中：卷二：海外战场》（华盛顿特区，1973），页137。越战期间，受“创伤后精神压力症”困扰的士兵惊讶地发现，从未上过前线的老兵脑中竟经常闪回战时的景象。“这些人症状不轻”，某退伍兵抱怨道：　　　　
　　　　我可理解不了。便问：“你们都在说些什么？你们不都在炮兵部队，在大本营吗？在五英里远的地方打炮，哪来甚么近身搏斗？”理查德·福特第三，其访谈收华莱士·泰里，《血、血、血：越战黑人老兵的口述历史》（纽约，1984），页35。　　　　
　　　　这些奇闻漫谈都不是捏造，而且颇能愉悦人，T。培根，“侄儿拉尔夫及埃德蒙·科瑞克致叔父查尔斯·巴林坦爵士与内弟培根先生书信集”，拉尔夫·科瑞克信件，1914年12月20日，帝国战争博物馆藏；海军少将道格拉斯·布朗里格爵士，《海军战时信件检查员之泄密行为》（伦敦，1920），页188；亨利·科特尼，“书信集”，序号8/147，1916年11月26日，伯明翰大学图书馆科特尼藏书8—10及陆军杰弗里·波勒德上尉，1914年10月19日，收劳伦斯·豪斯曼（编），《阵亡英军书信集》（伦敦，1930），页219—220；陆军E。丹聂尔少校，“致母书”，1914年12月26日，帝国战争博物馆藏；陆军罗兰·欧文中尉，“家书集”，致父母书，1914年9月30日，帝国战争博物馆藏。可无论回忆者还是写信人，都坚称其笔录“属实”。为服人，还把“我可是从战场下来的”经常挂在嘴边，为了吸引听众，在叙述时不免添油加醋。一名叫威廉·威利斯的澳大利亚士兵在1917年写给某少妇的信中，就不吝笔墨，铺叙其不久前拼刺刀的经历，虽然用了很多篇幅，读来却难服人。他在信中写道：　　　　
　　　　特别想知道你读上封信时的感觉……我虽尽力写得有趣，却担心总是讲战争，你读来不免乏味。你不在当场，要是觉得我等“惊险动作”不过如此，我也不怪你……要在后方了解战事，除读报外并无他法，而报纸为耸人听闻，不惜无中生有。我信中所写事，皆亲身经历、感受深者，即此，仍常念你读来或觉无趣。我所写皆实事，且素忌用笔不察，误导视听。威廉·威利斯，“致卢特勒尔小姐信”，1917年5月4日，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藏。　　　　
　　　　但在第一章，我们就会见到，他笔下的战斗场面多出于想象，正是写战争的传统方法。　　　　
　　　　但如他所述之事，仍须给予重视。书中节录，多言创伤：叙述者或曾杀伤，至少也曾试图杀伤。虽是杀手，亦必为人所伤。其叙事前后不一致处，大多在慰聊，实想象也。但疑惑、希冀和幻想，不正是人生应有之义？由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