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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面的杀戮-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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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学家劝说士兵杀人的作用少有史家提及，就是提到也只是轻描淡写、一带而过（比如放在“士气”的小标题下）。比如詹姆斯·德雷斯克尔、贝克特·奥姆斯特德，“心理学在部队：近时运用及未来趋势”，《美国心理学家》，44卷1期（1989年1月），页43—54就没有提及。但也有例外，如彼得·沃森的《心理战：心理学在战场的使用与误用》（伦敦，1978）。这不足为奇：因为其在他们职业发展史上不值得大书特书，而且作为一项技能也不是特别为市场看好。这些知识由军队转向民间的情况，见乔安娜·伯克，《肢解男性：男人的身体、英国和一次大战》（伦敦及芝加哥，1996）及C。卢提克，“心理学在战时和战后”，《诊察心理学刊》，8卷1期（1944年1—2月），页1。多数现代评论家想让我们相信，智力测验、人力调配以及人机效率的研究似乎占据了心理学家战时所有精力。摘要见詹姆斯·伯克，“莫里斯·詹诺维支及部队与社会关系社会学研究的开端”，《部队和社会》，19卷2期（1993年冬季），页167—185；约翰·卡森，“甲等军，高级军，在找智能军”，《ISIS》，84卷2期（1993年6月），页278—309；莫里斯·詹诺维支，“社会科学研究对美军的影响”，《部队和社会》，8卷4期（1982年夏季），页507—524。
第三部分：杀手养成杀手养成 13
当代社会科学家虽已将注意力从理论和应用研究转到如何鼓励“有效战斗行为”上来，其先辈则远没有这么忸怩。正如心理学家E。F。M。德宾和J。博尔比在其合著的《进取心和战争》中所说：“正如物理学家的职责是研究各种力的作用规则，如电流和引力，社会心理学家的责任是要描述和分析自古以来凡人都有的杀伤欲背后到底有什么心理因素在起作用”。E。德宾、J。博尔比，《进取心和战争》（伦敦，1939），页Ⅴ。审慎的心理学家或有和平主义倾向的人，当然可以找到远离刀光剑影的消灾所，在那里尽显自己的才华；可仍有不少战争贩子全身心地拥抱了所谓的军国事业。历史也证明，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是心理学家和其职业代言人向原先迟疑的官长进言，主动请缨要求撩拨民众参战热情的。D。罗兹，“心理学和武装部队”，《澳大利亚心理学报》，10卷1期（1958年6月），页43。
开始时，军方对平民介入持明显的矛盾和怀疑态度。见劳伦斯·拉迪恩，《驾驭军队：美国陆军的社会控制》（康涅狄格，1977），页142。他们担心平民会对“兵力部署加以可怕的影响”。A。沃克，《澳人在二战——五辑：医疗；卷一：临床问题》（堪培拉，1952），页672及705及陆军J。威舍特少校，“随军心理学家纪事——1943年1月至1944年1月，特别有关于前方的记载”，1944年1月23日，页1，收陆军少将欧内斯特·考维尔爵士，“书信文集”，（韦尔肯医史研究所）当代医学文献中心藏。心理学家的出现，告诉新兵该怎样勇猛作战，容易被老百姓误解，而且会造成军队内部的沮丧心理，其结果也同样让人害怕。例见詹姆斯·格瑞格爵士致爱德华·布里齐斯爵士信，1942年10月28日，收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32/11972。在军官训练中插入太多的心理学内容会使培养出来的指挥官“懂学问，能打仗，可总也成不了将军”。陆军R。丘比斯少校，“一座军事艺术学院”，《澳大利亚陆军军报》，162期（1962年11月），页40。正规军的将领对心理学的预言功能也深表怀疑。
直到20世纪初的几十年，“人的因素”才得到了广泛认同；而此前，这方面的论述只有在文学中才能找到。比如一战前夕，陆军中校W。L。罗斯在《澳大利亚军报》上发表了一篇12页的文章，探讨战斗力的概念——不是借助相关学科，而是通过分析拉迪亚德·吉卜林、罗伯特·勃朗宁、乔治·艾略特、萧伯纳、约翰·罗斯金、乔治·梅瑞迪斯、托马斯·卡莱尔、威廉·德·摩根、亨利·纽博尔特、马修·阿诺德、“一位日本作家”和先知以西结等人的作品。陆军W。罗斯中校，“纪律和士气”，《澳大利亚军报》，5卷（1914年4月），页273—284。很可惜，这些作家说，人不是机器。而战斗是不可测的：懦夫可能有“狮子”般的勇敢，恶霸却会在战壕里发抖。陆军布莱尔·斯帕克斯上尉、陆军奥利弗·尼斯准将，“战机驾驶员的精神病检查”，《美国三军医疗杂志》，7卷6期（1956年6月），页811—812。其论点是：预报技术虽不完善，精神病学家仍不可或缺。一般的战士对上述研究成果不太感兴趣。他们中许多人倒愿意用生物学的神经冲动来解释：广为人知的进化论、本能学说，加上士兵在战场上会为某种能催发生命活力的兽欲所控制、因而无法自持的理论，要比过于文气的社会控制学说平淡无奇、了无生气的解释有吸引力得多。
尽管有各种抵触，到二战时，社会心理学早已把历史和文学踢了出去，占据了军事报章的相关讨论。认为可惜者有之，如陆军I。坎贝尔准将，“该不该研究军事史？”，《澳大利亚陆军训练备忘录》，49期（1947年6—7月），页49—51。他是澳大利亚陆军总部军事训练负责人。心理学进入军事领域并非一蹴而就，它始于20世纪最初十年，并曾受到富勒的很大影响，而他（我们在前面提到）对群体和本能心理学有着广泛的研究。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月里，富勒取得了一些成果，把对将官进行心理学培训写进了英国陆军条例的修正案中。
第三部分：杀手养成杀手养成 14
陆军元帅韦弗尔伯爵，《好兵》（伦敦，1948），页103：“训练和演习规章”1932年有修订。在这些年里，训练手册逐渐开始加进心理学方面的内容，陆军C。戴利中校，“部队士气的心理学分析”，《陆军季刊》，32卷（1936年4月），页60。但直到二战前，心理学仍未能在军队中谋得稳定的一席。这时，一些重量级人物像陆军元帅韦弗尔伯爵（在英国）和威廉·C。威斯特摩兰［1914—，美国陆军上将，曾任西点军校校长，越战中任美军司令，后任美国陆军参谋长——译注］（在美国）公开呼吁，要求增加对官兵的心理学培训和帮助。陆军元帅韦弗尔伯爵，《好兵》（伦敦，1948），页103—104，1933年训话及W。威斯特摩兰在美国军医协会第69次年会上的讲话，载“心理健康——指令的一方面”，《部队医务工作》（1963年3月），页211—213。另见诺曼·迈厄，《军事心理学》（纽约，1943），页ⅪⅩ及J。希梅尔德，《军事指挥建议：军官、准尉、军士操演要略》（悉尼，1941），页27。二战时，大量的心理学专家参与了战时的工作，社会科学工作者也取代自然科学家成为美国全国科学研究委员会、研究信息中心等重量级研究机构的座上宾。唐纳德·马奎斯，“发动心理学家为战争服务”，《心理学刊》，41期（1944），页470。及至1919年，心理学家詹姆斯·安吉尔已取代天文学家G。海耳成为美国全国科学研究委员会主席；（其重要部门）研究信息中心主任罗伯特·耶吉茨也是位心理学家。欧美各国的军事心理学课程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媒体也推波助澜，大力介绍相关科研成果。许多心理学家承认，战争可以让他们“把科研和实际联系起来”，这对他们职业地位和前景非常重要。弗朗茨·萨默尔森曾这样理论，“一战智力测验及心理学的发展”，《行为科学史刊》，133期（1977），页276。正如刘易斯·M。特曼［1877—1956，美国心理学家，因有关智力测验和早慧儿童教育的研究而闻名，长期在斯坦福大学任教，首创“智商”一词——译注］在向美国心理学协会作的主席演讲中所说，战争已经把心理学从一门“琐碎的学问”变成了“人类工程学的一个分支”。刘易斯·特曼，“作为心理学方法的智力测验”，《心理学评论》，31期（1924）。
心理学的影响
军事心理学不仅可以让士兵变得更勇猛，还能提高士兵的“战斗力”。1918年起，心理学家设计出提高士兵打炮水平的方法。霍勒斯·英格利什，“心理学如何帮助部队训练——一个实例”，《应用心理学杂志》，26卷（1942），页3—7。通过分析动作，海军的心理学家研究出了一种流程，可以节省两个炮手而不用增加装弹时间和工作压力。N。威尔逊，“心理学在国防部的应用”，收C。梅斯、P。弗农（编），《英国心理学现状》（伦敦，1953），页28。二战后又开始借助电影，不仅作为一种训练手段，也让新兵逐渐习惯战场的喧器和血污，不至于过分敏感。约翰·里斯，《战争对心理学的影响》（伦敦，1945），页82；海军利昂·索尔中校、霍华德·罗姆中校、埃德温·洛伊泽，“战斗疲劳症患者的减感”，《美国心理学杂志》，102期（1945—1946年），页476—478；彼得·沃森，《心理战：心理学在战场的使用与误用》（伦敦，1978），页38。为改进训练方法，心理学家会在训练中引入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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