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面的杀戮-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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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到一半时向美国精神病学协会指出，对死亡的恐惧可以通过对敌人的仇恨来减轻。实践也表明，有多少恐惧转为“离残杀只一步之遥的仇恨”，就有多少“士气”。因为这正是其核心因素：只有杀戮才能征服死亡。格雷戈里·齐布尔克，“对死亡的恐惧”，《精神分析季刊》，12期（1943），页474。同年，哥伦比亚大学的精神病学家伦纳德·西尔曼重申了其关于仇恨是改进战斗表现所必需的“心理动员”的有机组成的观点，是“给头脑准备的钢盔”。但自相矛盾的是，美国人如要与法西斯作战而自己又不能变为法西斯，就只能学会仇恨敌人。这样才能将其攻击冲动外化，投射到敌人身上。


第五部分：爱恨情仇爱恨情仇　7

　　　　战争中，哪方有更多的仇恨，就会成为最终的胜者。西尔曼感叹美国人不太会恨别人（他认为，美国人太过个人主义，非有教唆难以对别人产生仇恨），却坚持由政府出面进行宣传可以激发民众的仇恨。伦纳德·西尔曼，“对士气的精神病学研究”，《大脑神经混乱杂志》，97期（1943），页283—295及“士气”，《战争医学》，3卷5期（1943年5月），页498—502。另见C。罗杰森，“致奥尔巴尼D。尤恩·卡梅伦博士书，1940年7月18日”，《美国精神病学杂志》，97卷2期（1941），页970。在朝鲜战争中，旧金山军队医院的精神病学家约翰·J。麦伦上校也认为，仇恨可以麻木人害怕的神经，且可以使士兵转向敌人寻仇。与西尔曼一样，他也认为（因为其文化背景）要让美国人学会仇恨比较困难，但他坚持这种心理“绝对值得”灌输。约翰·麦伦，“朝鲜战争期间及战后部队中的精神病学问题”，《美国三军医疗杂志》，7卷5期（1956年5月），页721。　　　　
　　　　仇　恨　训　练　　　　
　　　　既然大家都认为仇恨对于激发“合适的”战斗行为很重要，军方采取各种方式来培养它也就不足为奇了。“缜密的”宣传、向士兵解释战争的目的、强调敌人的凶残本性都无法让他们产生持久的敌意：真正的仇恨是不理会道理的。而且士兵最讨厌集合“训话”：他们认为集体聚会是危险的，况且他们身心俱疲，简单罗列法西斯或共产主义的罪恶无法引起其兴趣，而且他们的思想都在打仗上，只会对这些老生常谈嗤之以鼻。赫伯特·施皮格尔，“精神病学在北非某步兵营”，收陆军哈尔·詹宁兹中将（编），《神经精神病学在二战中——卷二：海外战场》（华盛顿特区，1973），页121。　　　　
　　　　只有大强度训练才能让士兵学会仇恨。我们前面说过，在一战、二战（甚至）越战中，刺刀训练被广泛采用，以“唤醒士兵凶残的本能”。一战的情况，见陆军H。洛根上尉，“当前的军事训练”，《陆军季刊》，6卷（1923年4月），页72。但我们这里要考察的是另一种激发仇恨的方式。截至二战时，“仇恨训练”已趋极端。就在英国宣战前，在同牛津大学本科生每周一次的谈话中，汉弗莱·比弗说到“如果既没有私怨，又没有出于道德原因的愤恨”就不应指望“正人君子”会屠杀“其他正派人”，除非他们受过某种形式的仇恨训练。尤其是在战争拖而不决的情况下，“掌握战争机器的决策者有必要”　　　　
　　　　残酷对待那些就要真刀真枪作战的士兵。不能让他们有自己是护法骑士的感觉；相反，必须向他们灌输杀戮的欲望，使他们能毫无由头地大开杀戒。汉弗莱·比弗，《和平与和平主义》（伦敦，1938），页53—54。　　　　
　　　　英国陆军战斗学校在1941年和1942年对“仇恨训练”进行了通盘实验。训练有一部分是要新兵穿过一条一英里长的攻击障碍跑道，十分累人。大喇叭不停地放着“杀死德国佬，杀死德国佬”和“记住香港发生的事，大祸可能就会降临在你头上”，以嘲弄他们，让他们无所适从。在整个过程中不时有爆炸发生，在他们涉水和蹚过泥塘时候会有实弹打向他们。训练还要求他们向仿真的德、日士兵开火。其中一个单元要求拼刺刀，此时他们浑身上下会被羊血浇透。在下一个训练单元，他们会被带到屠宰场，要他们注视一面“仇恨墙”，上面净是德军在波兰施暴的图片。“陆军训练的现实政策：仇恨的精神”，未注明日期的剪报，收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199/799；“训练中的现实主义”，《泰晤士报》，1941年12月25日，页5；J。贝拉、A。克拉克，“笨蛋教官”，《步兵杂志》，52卷3期（1943），页72—75；“战争灌输的目的”，未注明日期但晚于1942年5月1日，页3，收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199/799；约翰·里斯，《战争对心理学的影响》（伦敦，1945），页80。　　　　
　　　　


第五部分：爱恨情仇爱恨情仇　8

　　　　如此血腥的“仇恨训练”自然招致许多人的反对。陆军上将、（英国本土部队）总司令伯纳德·佩吉特爵士曾向下级指挥官指出，人为的仇恨还是无法和“毅力驱使下真正的进攻欲”相提并论。他下令禁止用粗暴的言行使士兵嗜杀或生恨。据“军队训练中的‘仇恨’”，《泰晤士报》，1942年5月25日，页2。到1942年5月，仇恨训练已告终止，因为之前公众曾有过强烈抗议。1942年4月27日，英国广播公司在黄金时间向公众揭露了“仇恨训练”的内情。难道这个世界上的仇恨还不够多，以至于要战争部人为制造仇恨吗，议会下院的R。J。戴维斯质问道。议会下院R。戴维斯先生（工党部长），据《泰晤士报》，1942年5月14日，页8。此外还有人质疑这种训练方式是否符合基督教义，甚至是否是英国人该做的：批评者认为其有失人的尊严。“军队训练中的‘仇恨’”，《泰晤士报》，1942年5月25日，页2，引自英国本土部队总司令、陆军上将伯纳德·佩吉特爵士致所有军队指挥官的信；议会下院辩论，来自伊普斯威奇的斯托克斯先生（工党部长）的提问，据《泰晤士报》，1942年5月14日，页8，事涉5月13日；“陆军训练的现实政策：仇恨的精神”，未注明日期的剪报，收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199/799；B。麦克尼尔，“战时精神病回顾”，《美国精神病学杂志》，102期（1945—1946年），页503。《泰晤士报》的作者也纷纷表示反对。温切斯特的托马斯·霍华德更是厉声指责：“恨敌人有什么用？仇恨最容易把人拖垮；打仗需要的是耐力。”他以自身经验为例，指出当年在战场上他是凭着“冷静和坚毅”才“全力求胜”的。托马斯·霍华德，“战争中的仇恨”，《泰晤士报》，1942年5月1日。心理学家更是不屑，他们认为凡让士兵昏厥、呕吐的训练方法都是危险的，并指出把战场比作屠场既不相干，又无激励作用。“战斗灌输”，1944年，页2，伦敦档案局公民来访接待处21/914。另见欧内斯特·琼斯，“心理学和战争环境”，《精神分析季刊》，14期（1945），页15。他们还注意到原先积极的学员这会都变得消沉了。约翰·里斯，《战争对心理学的影响》（伦敦，1945），页80—81。这种训练方式“做作、残忍，只有幼稚或大脑不正常的人才能想出来”，它只能激发潜意识里的罪感和抑郁的心理，而对提高士气毫无作用。未注明日期、未署名的报道，收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199/799。试图“让冷血的人变得热血”只会有害于其心理：而引入真血只会把事情弄得更糟。（战争部）A。威尔逊致（本土部队G训练部门）陆军布里坦中校的信，1942年5月，收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199/799。血腥的训练方式只会颠覆“人的自尊这一士气的基石”。R。阿伦费尔特，“军队精神病学”，收阿瑟·麦克诺尔提爵士、W。梅勒（编），《据英加澳新印官方医疗史得出的二战主要医务教训》（伦敦，1968），页189—190。上述战斗学校是建立在对人性的错误认识上的，那就是人生而乐暴、嗜血。R。阿伦费尔特，“军队精神病学”，收阿瑟·麦克诺尔提爵士、W。梅勒（编），《据英加澳新印官方医疗史得出的二战主要医务教训》（伦敦，1968），页190。英国陆军精神病中心的负责人在1942年曾挖苦道：　　　　
　　　　在大多数战争中，训练营或后方的少数个人或团体有时会认为我们应试着去恨我们的敌人，杀戮欲是士气的重要组成部分等。这对腻味了整天毫无动作、拼命摆脱厌倦的官兵或许颇有吸引力，但经验告诉我们，希望激发人最本能情绪的努力——即使它能消解我国士兵的廉耻心——并不是提高战斗力的有效途径。陆军精神病中心负责人，技术备忘录2号，“假如你是纳粹暗探——或者是业余的第五纵队成员”，1942年6月，页7，收伦敦档案局公民来访接待处21/914。　　　　
　　　　恨敌人　　　　
　　　　“打仗厉害”的那些士兵对敌人的态度未尽一致。有的否认存在敌意，有的快意于憎恨。在那些对手不是白人的战区仇恨特别容易产生，暴行也是。见第6、7章。比如在太平洋战场，对敌人的仇恨就达到了顶点。“大锤”尤金·B。斯莱吉曾形容过这种超越了其他所有情感的“粗野、原始的仇恨”。尤金·斯莱吉，《与老友在珀莱琉和冲绳的日子》（纽约，1990），页33—34。在较大范围内进行的调查表明，相比德国人，对日本人的仇恨要深得多。塞缪尔·斯托弗等，《美国大兵：战时与战后，卷二》（普林斯顿，1949），页158，据1943—1944年间对5558名美国步兵的调查作出。澳大利亚人恨日本人胜过美国人，部分是因为历史上的紧张关系。有军官这样说，要澳大利亚狙击手“冷静、小心地”算计来犯的日本人并不很难——“这会激起我们对其种族的反感”，他说。“狙击”，日期不详（二战期间），页1，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藏。驻韩国第25师的伍泽尔·恩特少尉曾说他和对手之间没有任何“个人过节”（他是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