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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面的杀戮-第4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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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滔天罪恶滔天罪恶 8
他还说这场屠杀对他来说根本不重要。虽然他也承认这“早已超出了文明的底线”，但他还是为自己的行动开脱说：
像我这代人，在1945年这场残忍莫名的近身肉战行将结束的当口，面对就是不知日内瓦公约为何物的敌人，我不曾迟疑过。即使我有过其他想法，替“日本鬼子”向施事者（这些人可是我的同志，他们帮了我们不少忙，我们也是）讨公道在我看来也是招人厌、甚至是可耻的。
他“不能想象”任何人会被控犯有战争罪——证据太难收集，或者根本找不着，施事者“不是什么大人物”，而且还是胜利者。要是有人试图批评杀害战俘的做法，弗雷泽会建议他“自己去前线试试，面对像日本那样的敌人，在类似的情况下……我倒要看看你会怎么反应。”他主要是想说，战场上的事只有行伍之人才有发言权。世上没有“法则”可以高过战士对情况的熟悉和他们的第一反应。乔治·弗雷泽，《驻扎在这里很安全：缅甸战事琐忆》（伦敦，1992），页ⅩⅥ，26，73，83，87，118，125—126及191—192。
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有权评判别的战士的论调——而这些人是不会认为当事人有罪的——这已不新鲜。一名越战老兵曾对一名被诉杀害俘虏的战友说，“我们没人记得他杀过那人，他要是杀了我想我们会记住的。国内的鹰派也好鸽派也罢，在道德上总是安稳的，不像我们这些在越南卖命的人。”威廉·克兰代尔，“我们可以从冬季士兵调查吸取什么教训？”，《越南一代杂志：没人下车》，5卷（1994年3月），网上，页1。即如1946年出版的一份澳军训练备忘录，虽一方面谴责杀害俘虏的行为，另一方面也说：“从没见过自己的战友被打得血肉模糊、从未出生入死的人，又哪能作出判断呢？”陆军W。罗上尉，“投降准则”，《澳大利亚陆军训练备忘录》，44期（1946年10）月，页23。
这种知道同伴会“帮忙”的心理一直都有。在英、美、澳三国，从高级军官到士兵，对杀害平民和战俘都普遍持赞同态度。它甚至会带来一种自豪感，曾帮助训练北越连队的操练军士肯尼思·霍齐斯就深有此感，为他们在1968年3月那天的作为感到“高兴”，甚至还给自己邀功：
现在看他们都是好样的。但他们能进入美莱，圆满完成任务，我认为与他们受到的良好训练直接相关。操练军士肯尼思·霍齐斯，引自迈克尔·比尔顿、凯文·西姆斯，《在美莱的四小时：战争罪行及其后果》（伦敦，1992），页55。
对杀害平民和战俘最常见的观点是认为它虽让人憎恶，却是附加的、不可避免的战争行为。指挥官们认为许多战争规矩其实“没有必要”，而且也“不现实”，只会限制他们争胜。W。帕克斯少校，“敌对状态下的罪行：第一部分”，《海军陆战队报》（1976年8月），页21。他们倾向于“接受”暴行总是要发生的事实。一战时有名上校就承认：“我以前见过手下人施暴，以后也还会见到。既已激发、释放了这些人的兽性，就别指望在短时间内让他们收心。”无名陆军上校，引自T。皮姆教士、杰弗里·戈登教士，《两位随军牧师发自辟卡迪的日记书信》（伦敦，1917），页29—30。所有暴行都可以这样辩解，就是杀人越多，那被杀的可能性就越小，就像乔治·S。巴顿中将在1944年4月4日对妻子说的：“有些喜欢讨好上司的人说我们杀害了太多的战俘。但同样这些人却为我们杀死多得多的日本战俘而欢呼。在我看来，我们杀人越多，那牺牲的人就越少。但这些人不这么想。”巴顿，引自詹姆斯·温加特内尔，“比斯卡利大屠杀：巴顿和一桩美军战争罪行”，《历史学人》，52卷1期（1989年11月），页37。即使有士兵心有不安，希望这些暴行能引起上面关注，也没人听他们。比如（第1骑兵师的）比利·康韦就发现他的排副根本“就不想听”部下是怎么轮奸三名北越军队护士、然后是怎么把照明灯强塞进她们的阴道并点亮这些灯的。比利·康韦，其访谈收马克·莱恩，《美国人访谈录》（纽约，1970），页183。海军陆战队员埃德·特莱拉托拉也认为军队内部在暴力问题上存在着广泛的共谋。要是巡逻的时间比较长，他所在的部队常会溜进一座村庄，绑架一名妇女，然后施行轮奸。至于最后是放是杀，就要看兴致了。有一段时间，这成了他们每晚的必修课。特莱拉托拉也承认“村民会抗议”，“这时候，”他接着说，
高级军官会说，“嗯，那就先停一阵吧”，“至少与上次的间隔长一些。”但从没有人阻止我们。埃德·特莱拉托拉，其访谈收马克·莱恩，《美国人访谈录》（纽约，1970），页96。
第六部分：滔天罪恶滔天罪恶 9
虐待折磨和“战略了结”在游击和反革命活动中尤为常见；特种部队把自己刻意包装成世上最难缠、最无法无天、最具阳刚气的战士组合；他们经常单独行动或组成团结、高效的小分队，在脱离大部队指令体系的情况下完成任务；各组都争强好胜，又高度依赖、协同作战，这样即使有暴行发生也不会被暴露。杀害平民可以给游击队（和涉嫌帮助他们的人）以警告，这样游击队就会来寻仇。“细想一下，这不失为一个好战术”，1969年当有人征询某军官对美莱大屠杀的看法时，他回答说，“你要是把人吓坏了，他们就会躲着你……噢，我不是说我赞成这么做……但我想这么做的确很管用。”无名军官，1969年12月的访谈，引自爱德华·奥普顿，“这从未发生，再说也是他们活该”，收内维特·桑福德、克雷格·康斯托克（编），《邪恶的惩罚》（旧金山，1971），页65。要想煽动士兵杀人，这招也“很管用”。高级军官都知道，士兵在场下对俘虏越狠，上了前线才越会乐于进攻。而如果对他们进行惩罚，等轮到他们合法展示其攻击性的时候（在战场上），他们的表现反而会不尽如人意。场下的凶残是为日后的作战做准备。用詹姆斯·琼斯《惨淡的红标线》里的话来说就是，千万不能“挫伤他们的强硬做派”。这种做派“比是不是有几个日本战俘被揍或被杀要重要得多”。詹姆斯·琼斯，《惨淡的红标线》（纽约，1962），页302。战场上什么都是公平的。
征战之人也认识到，屠杀俘虏和平民或许真的是必要的。举一例来说，约翰·尤金·克龙比在温切斯特学院念了一半就加入了苏格兰高地兵团。1917年4月（他于一个月后战死）他写信给朋友，讲他们是怎么“肃清”敌人战壕的：把发烟炸弹扔进德军战壕，但因为长官不愿派人把战俘押到营地，所以只要有德国兵投降就立刻把他刺死。真要做起来实在骇人的很，克龙比想，虽然他也知道“从军事角度看，这很方便……是德国人挑起了这场战争，要想打败他们只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甚至比他们还要狠”。约翰·克龙比上尉给一位不知名朋友的信，1917年3月3日，收劳伦斯·豪斯曼（编），《阵亡英军书信集》（伦敦，1930），页82—83。这样做不过是在“履行职责”，也成了广泛的共识。乔治·巴克，其访谈收格伦·爱德华滋，《越南：心中的战争》（南澳大利亚州，1992），页47。就算破坏规则也能得到大多数士兵的宽宥，在战场上
谁又有工夫去辩论那些形式上的细枝末节，行事的暴虐与否？喷火器、汽油弹、燃烧弹、石弓、毒桩——对那些陷于战争困境，每天要做上千个决定的人，别指望他们会按昆斯伯里侯爵［1844—1900，即约翰·肖尔托·道格拉斯爵士，英国运动家、体育赞助人，1867年创现代拳击的基本规则——译注］的那套规则行事。塞姆·达蒙，引自安顿·米勒，《曾经是苍鹰》（纽约，1968），页787—788。
实际在有些情况下，反倒有人教他们怎么样才能最有效地消灭俘虏。特种兵唐纳德·邓肯就曾上过一门叫“应对恶意审讯”的课，里面就有提到战俘的问题。就有益的方面说，战俘可以提供至关重要的信息，等他们把一切都招了再把他们放掉也有一定的宣传价值。甚至把战俘争取到反共阵营里来也不是没有可能（虽然可能性不大）。但生擒敌人的负面影响远比其正面效用来得大。他的“情报价值”还得和“俘虏他所带来的责任”（包括部队机动性的下降，食物和水等重要储备的共享以及必须派专人看守）相权衡才行。如果敌人知道投降就会被杀，那为了不被捕他们只会更顽强地反击。尽管如此，就地处决还是很重要。不忍心杀俘虏的人要加入特种部队“心理这关就过不去”，于是只有换岗。唐纳德·邓肯，《新兵团》（伦敦，1967），页160—161。据詹姆斯·亚当斯说，海军陆战队里也有类似的训练。他才21岁就已经被训练成冷面杀手了。他能背诵教官的指示：
至于受伤的敌人：“要是看见敌人的伤兵躺在地上，就别留活口。”手头要是有刺刀，就该俯下身，教官的原话是“砍下他的脑袋”或是“在他身上多戳几个窟窿”。詹姆斯·亚当斯，其访谈收马克·莱恩，《美国人访谈录》（纽约，1970），页131—132。
许多士兵都承认他们的教官说过“可以强暴妇女”，教他们碰到女俘虏怎样扒光她们的衣服，“让她们赤身裸体暴露在光天化日下”，然后“把尖棍或刺刀插进她们的阴道”。例见查克·奥南和吉米·罗伯森的证词，其访谈收马克·莱恩，《美国人访谈录》（纽约，1970），页28及60及丹尼尔·兰，《战争伤亡》（纽约，1969），页25—26。
有些士兵因曾参与过暴行而愧疚不已，也有人从中得到乐趣。吉米·罗伯森就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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