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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面的杀戮-第8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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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是因为他们更担心外敌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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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可以分为两类： 对和平的渴望和希望保持传统的性别角色。在许多人看来，似乎应强调女性对杀戮的厌恶，因为这对避免战争很重要。许多女权主义者就持这一立场，就连极端保守势力也能嗅出这一论点的政治价值。因此，约翰·拉芬认为，“要求结束战争的最大动力”就是
男性做梦也想回家，回到女人身边，回到温暖的床笫。要是战场上的男人有女人做伴，要是他们视女人为战友而不是“床友”，那结束战争的动力就没了。约翰·拉芬，《战争中的女性》（伦敦，1967），页185。
更重要的是，有人担心要是武装了妇女，那两性关系就会出问题。要是让女性完全平等地和男性一道作战，那对阳刚的理解就会受到威胁。在社交上，女性在前线出现会大大挫伤士气： 会毁掉男性之间因经常交往而形成的亲密关系，会破坏一套自觉的“男性”作战准则。战斗是男子气概最好的象征： 女性的出现会象征性地阉割整支部队。1978年时，M．D．菲尔德就曾指出，如果女性在军中占了相当比例，会危及士兵的社会地位，并且抹煞“上流社会”和军营的区别。男性非战斗人员会因此被指为柔弱。与此同时，军队会变得更像一个小社会，而失去它的精英色彩。这一点害处尤其大，因为正是这些“精英思想”保证了“战场上的英勇搏杀”和“为之牺牲”的价值。M．菲尔德，“武器和女人： 一些大的考虑”，《部队和社会： 一本跨学科杂志》，4卷4期（1978年夏季），页565。允许女兵加入战士行列，会破坏男性原先独享的战斗权利及其原先垄断的任何战争知识。
此外，女兵的出现还会贬低其男性战友所作的牺牲。这一点千真万确，从战争之间的那些年里大众文学中难见女兵的身影就可以看出来。好些女兵甚至根本不见于任何文学记载： 以约翰·菲纳莫的《两个小孩的战时历险》为例，在该书1900年和1908年的两个版本中，漂亮的卡特琳娜和她的姑妈和敌人血战都是因为传统的原因，也就是保护家人。她们凭一杆老式大口径短枪杀死了许多（“嗜血且嗜杀”的）南非黑人，全因为那些人要洗劫她们的家园。1928年，小说又一次印刷，但这一章被删去了。约翰·菲纳莫，《两个小孩的战时历险》（伦敦，1908），页245—248。1908年的版本和1900年的版本同： 1928年的版本则删去了这章。另外，在一战以后的小说中，只要有女战士的形象出现，那总是在“荒蛮之地”或美国边疆（泰伦斯·T．丘尼欧1943年发表题为“铁马迹”的故事，讲的是几名女性和“她们的男人一道”抵御印第安人对其所乘火车的进攻）。泰伦斯·丘尼欧，“铁马迹”，收《勇和猛： 男孩的故事》（牛津，1943），页12。
女人也可以成为战士，这对许多男人犹如挥之不去的梦魇。这无论是在身体方面还是军事方面对他们自己的阳刚气都是个威胁。试想，他们连看见女人穿军装都会顿时觉得气短，要是看到她们还拿着枪会做何观感！泰蕾兹·班尼代克，《洞见和个性调整： 战争对心理学效应的研究》（纽约，1946），页270—271。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英国人曾在1940年5月25日说过：“几百万拿枪的女人，是对男人莫大的打击”。爱德华·默罗，《我们从伦敦向您播音》（伦敦，1941），页118。尤其是在越战，女战士的身影真可谓对战争阳刚气不再的最佳诠释。在电影《全金属外壳》（1987）中，一名瘦小的女子竟能干掉整支部队，并让别人生不如死，哀号不已。此外，军威也受到了威胁。1944年时有传言说有女性狙击手把成群的士兵从主战场引开，引到“荒郊野外”，这消息虽然不经，但也使得战争部下令，让士兵以后不要“费时追赶女枪手。这样的枪手或许存在，但更大的可能是不存在。”“给增援和残余部队的便笺”，1944年7月，页1，收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199/3092。
女战士不仅能搅乱战争是男性属地的传统观念，还会危及后方，使其变得不再为女性专有。据传，在佛罗里达州代托纳海滩陆军妇女辅助队基地受训的女兵“四处结伴游走，抓捕和强奸海员及海岸警卫队员”。因此有人担心，一旦准许女性成为战士，那她们会不再满意于自己的社会地位，女权运动会因而兴起，挡也挡不住，且极具扩张性。麦林·米切尔，《西班牙上空的暴风雨》（伦敦，1937），页35及马蒂·特雷德韦尔，《美军在二战中： 特殊研究： 妇女陆军队》（华盛顿特区，1954），页209。处于危险境地的还有整个人类。（下议院）E．贝内特致编辑书，“本土防卫后备队的作用”，《泰晤士报》，1942年1月19日，页5。约翰·拉芬在《战争中的女性》（1967）中就指出，“女人的位置应是在床上而不是战场，她们应该穿着硬衬布或涤纶的裙子，而不是战斗服；她们应去推童车而不是开坦克；她们应该阻止男人打仗，不是上阵一块儿打”；约翰·拉芬，《战争中的女性》（伦敦，1967），页185。“她们应成为孩子的母亲、重建澳大利亚的重要力量，而不是杀害别人孩子的元凶。”澳大利亚妇女陆军服务队调度员多里·欧文上校，引自安·霍华德，《你会后悔的！》（悉尼，1990），页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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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女战士的巨大恐惧主要源自对其性和生育能力的担忧。杀手本能虽是暗藏在男性体内，但暴力却是母体中孕育的。连一贯强调侵略和战争的文化起源的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例见玛格丽特·米德，“战争不过是桩发明——不是人类生存的必需”，收利昂·布兰森、乔治·格瑟尔斯（编），《战争： 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纽约，1964），页269—274。在（1968年）考虑侵略欲在两性中的根源时也转向了其生理的区别。“只有在争夺食物和保护幼体时女性才会动手，而且一出手就是致命，”米德一针见血。生理上的不同为何如此重要？米德较坏的推测是，女性可能生就缺乏“对同类谋杀的抑制心理，而这种心理是男性原本就有或后天习得的”。她警告说，把妇女武装起来可能是一个自杀性的选择。玛格丽特·米德，“战争以外”，收莫顿·弗里德、马文·哈里斯、罗伯特·莫菲（编），《战争： 武装冲突和侵略的人类学研究》（纽约，1968），页220。
一般人认为，女性战士不是没有女人味，就是有太多的母性冲动，因而变得不好控制、凶残，而且不如男兵诚实。这不独战争才有。琼·埃尔施坦在她颇富争议的小说《女人和战争》（芝加哥，1995）中就说女性暴力是无形、野蛮的，无法抑制，而且这样的想法很普遍。她们的行为不像男兵那样受限制，所以很快就沦落到一种“泼妇”状态，“没有情感也没有理性”。卡罗琳·普雷恩，《战时社会1914—1916》（伦敦，1931），页140。一般的文学作品强化了这种印象。约翰·菲纳莫以青春期少男为读者的小说便经常把女战士描绘得面目狰狞。他的《突袭加打斗》（1906）记述的是一个英国人和一个美国人在马其顿的“奇遇”，其中有对女杀手的描写。菲纳莫在她们身上灌注了大量的女性特征。在一个高潮迭起的营救场面中，小说中的英国青年莫里斯，就在他要被一名狂野的库尔德人刺中的一刹那，那人“贪婪的”胜利吼叫因一个“奇怪的战士”戛然而止，而他的面部有“飘衣”拂过。这个女人（莫里斯“在村里的最后一夜就是她招待的”）抓住了库尔德人的头，“敏捷地一抹”，“尖刀”就穿透了他的喉咙，“划”了道口子，登时“血如泉涌”。菲纳莫告诫他的年轻读者不要“小瞧”了这些女性：“不把护崽的野猫当回事”是要吃苦头的。这些女人“身强力壮、肌肉结实，是多年下地劳作的结果”，而且（更在点子上的是）支撑她们的是“心头的怒火，在她们面前，男性的锐气不免像阳光下的蜡烛那样暗淡无光”。佩着宽刀的她们“是为了孩子不受难以言状的痛苦而战斗的”，因此“一上战场就好像出笼的母大虫”。约翰·菲纳莫，《突袭加打斗： 英美战士马其顿奇遇记》（伦敦，1906），页123—124。母性的力量让女人成了人见人怕的杀手。
换句话说，生物的冲动让女性不太敏于所谓的骑士战争的规则。在西班牙，据说女战士对战俘比男性还要生硬。彼得·凯姆普，《我的有麻烦》（伦敦，1957），页23。对西班牙内战中女战士表现的精彩论述，见玛丽·纳什，“‘保安队士兵’和后方女英雄： 西班牙革命浪潮（1936—1939）中的女性形象”，《欧洲思想史》，11期（1989），页235—244。二战中也有人责怪女兵要比她们的男同胞厉害许多，因为她们没有“男性那种对公正和忍耐的超乎个人的追求”。柯利·诺克斯，《都是英雄》（伦敦，1941），页156。另见W．麦克斯韦尔，《心理学角度回顾一战》（伦敦，1923），页48—49。在朝鲜，女性突击队员“向来不妥协”，“甚至比其男性战友还要让人害怕！”莱昂内尔·海明，“天上掉下个龙骑兵”，页151，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藏。客观地讲，没有证据表明女战士的手段更不道德。弗洛拉·桑德斯就记得至少有一次，她训斥自己的男性战友做事不够堂正大度（他们要拿一个受了伤的保加利亚人和她比枪法），她一把扔下枪，讽刺说：“你们这帮人胆子真够大的！干吗不挑个能还手的？”弗洛拉·桑德斯，《女兵自传： 与塞军历险简记，1916—1919》（伦敦，1927），页156。 当然，女人要是“撒起野”来，要比男性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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