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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面的杀戮-第8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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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未能污染士兵的道德和审美情操，这也许并不足奇。毕竟，受过杀人训练的士兵在战后一定会继续杀人的说法是建立在一个错误概念——“杀手性格”——之上的。在本书中我们再三看到，“普通人”也可以杀戮为快。虽然杀手可以渐渐“畸变”，他其实本无“典型”一说。收到爱人来信时禁不住落泪的“和婉”男人，也未始不会犯下极端恐怖的暴行。雷吉·桑德斯笔下的迪克·巴克斯特，收悉尼联合电视广播公司，“电视节目《战争中的澳大利亚人》的采访稿”，日期不详，页码不详。但一回国，他们就
脱下军装，放到衣橱里，买新衣服，试着看参军前的衣服还能不能穿得，重又回到生活中来，早晨起床，上班，晚上回家，有的读书，有的成家，有的玩乐，好像战争没有发生过。无名士兵，其访谈收巴里·布罗德富特，《战时岁月1939—1945： 全体加拿大人的回忆》（安大略，1974），页413。
战争一结束，多数士兵就想着回归原来的生活状态，重新体验做平民的喜怒哀乐。塞缪尔·A．斯托弗曾这样描述二战后的那段时光：
完全不同于人们的一般想象，认为退伍士兵会对复员后的生活抱有深深的仇恨和幻灭感，或是出现大规模的精神崩溃，或是对平民社会和组织有很强的敌意……仍在军队的士兵的一般态度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要回到平民生活，战争不过是一段插曲。塞缪尔·斯托弗等，《美国大兵： 战时与战后，卷二》（普林斯顿，1949），页597。
正如希特勒所谓的“志愿行刑人”，克里斯托弗·勃朗宁，《寻常人： 后备警察101营与波兰大屠杀》（纽约，1992）；丹尼尔·戈尔德哈根，《希特勒的帮凶： 德国百姓及纳粹大屠杀》（伦敦，1996）。盟军部队不过是些
美国（或者英国，或者澳大利亚）小伙。他们并不想要这座山谷、那片森林。参军前他们是杂货店伙计、公路搬运工、银行职员、高中生，履历表上干干净净，也许有点不安分，但都不是杀人狂。
一名论者1943年说。约翰·赫西，《进退维谷： 海军陆战队的一次冲突》（伦敦，1943），页30—31。对杀人真正感兴趣的人在人群中是均匀分布的。
大量研究表明，普通人在不普通环境里的表现有时连他们自己都不敢想象。战时，杀戮的外在限制被取消，杀戮甚至被鼓励，这种情况下的杀手和平民社会里的是不同的。罗伊·格林克、约翰·斯皮格尔，《千钧重担》（伦敦，1945），页308。在多数人看来（少数要回到市中心贫民区的人例外），平民社会是无法复制战时情形的。B．麦克尼尔，“战争精神病学回顾”，《美国精神病学杂志》，102期（1945—46年），页503。我们反复看到，战士自己也很清楚地划分（针对敌军的）合法杀戮和（针对平民的）非法杀戮。即使在战争环境中，军民的界限还是很清楚的。阿尔弗雷德·E．布兰德的信里有一个让人称奇——不过算不上少见——的例子。他1916年2月25日写信给妻子说：
我再不希望处处撞见德国鬼子。要是见着，我一定一枪结果了他。我不知道什么是内疚，也不知道同情。这帮家伙要是，像常常发生的那样，不会使步枪或手榴弹，结果把自己给炸了——那跟我无关。我咒他们是蠢驴，不在意他们的伤痛。他们活该。我可没工夫在他们身上浪费眼泪或为他们担惊受怕。
雪真美，星星也是，啊！星星。我昨晚走过阵地回家，抬脚就出了支援堑壕，到了露天，然后爬过山顶回来，天狼星一直头顶上方，正南。多美的星星啊！我站着，从堑壕的窄墙头盯着它们看，然后就想起了你。陆军阿尔弗雷德·布兰德上尉，“与妻书”，1916年2月25日，帝国战争博物馆藏。
战士们十分清楚战时和和平时期对他们的不同期待。迈克尔·麦克多的《爱尔兰人在索姆河》（1917）中就记录了一名爱尔兰士兵的话：
你做这些事能得到赞赏，比如砸碎一个人的头颅啊，或者一枪结果某人的命啊，而在国内你要是这么做的话，就只能四处逃命了，一声喊捉，全国的警察就都会对你紧追不舍。无名爱尔兰士兵，引自迈克尔·麦克多，《爱尔兰人在索姆河》（伦敦，1917），页22。
等“战区”的外景一撤，就只会有很少的人继续快意于杀戮。就像我在《肢解男性： 男人的身体、英国和一次大战》（1996）中所说，战争也许会让男性更清楚地意识到女性的爱，以及和婉、平实感情的可贵。详见乔安娜·伯克，《肢解男性： 男人的身体、英国和一次大战》（伦敦及芝加哥，1996）。
第十一部分：解甲归田解甲归田 10
如此说来，战士并不是被动的道德主体，一旦犯下了滔天大罪就永世不得超身。相反，他们愉快地接受了自己“战争代理人”的角色，其道德脾性既不乏创造，也有韧性，且两者相得益彰。多数人上阵打仗不是出于主动（虽然也可以从中作乐），在实践其“美好世界”的理想时，他们会坚决阻止暴力化的倾向。这么说不是要否认，支撑这种抵抗的常常是遥远的浮想。比如，在不可期的暂时“强硬”和更持久的“残暴化”间，一般的区分就建立在“蜕皮”的隐喻之上，否则便没有“真”人的再生。肯尼斯·亨德森，《戎装与法衣》（墨尔本，1919），页78。有一种观点认为，战时杀戮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孩子”顺着父亲的足迹，经受了“考验”，再重新被一个更成熟的社会接纳，平和的父亲再度让自己的孩子接受血的洗礼： 这样的想法实质是对武士社会的膜拜。而且老兵也不是沉陷血腥的惟一人群： 平民也想加入，不过被拒绝了，无缘亲历群体放血的教仪。有趣的解说，见约瑟夫·瓦姆堡，《少年歌者》（纽约，1975），页58。另见琼·卡斯特里，“社会和越战老兵”，《天主的世界》，1971年1月。有多少平民缠着复员的战士，要他们讲“真正的”杀戮故事，听时“眼睛闪耀着急切的光芒”？杰克·斯特拉汉，“但是每个人都问”，收J．托普曼（编），《越南文选》，增补本（费城，1990），页20。连只是在越南服务过的女护士也被人带着嘲弄的语调追问： 你们杀了多少婴儿？无名女性退伍士兵，引自詹妮·施奈尔，“越南女性老兵及其精神适应状况研究”，收查尔斯·菲格利（编），《创伤及以后： 卷二： 创伤压力理论、研究和干预》（纽约，1986），页97。有老兵抱怨说：
我们被媒体描绘成吸毒上瘾的变态的杀手，这个形象已经无法消除……上帝要我们相信别人给我们的定位，美国人买回家读的也是这类玩意。我们整个民族都成了疯狂的瘾君子、狠心的杀手。因为，因为如果普通工人到越南去回来时是这样，那所有人都应该这样。“约翰”，引自理查德·莫瑟，“越南布鲁斯： 越南口述历史和我们对战争的一般记忆”，收D．谢弗（编），《遗产： 美国人想像中的越战》（波士顿，1990），页116。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士兵被当作了平民社会的翻版。菲利普·卡普托，《战争流言》（伦敦，1977），页ⅪⅩ。在埃米莉·曼的《静物》中，杀人分明也是平民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表现在小说、美术、电影，以及（稍少见的）国家许可的行刑仪式中，在大街上，在卧室里，英、美、澳都不例外。战场之人早在穿上军装前就已经被“残暴化”了。
“残暴化”理论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前前后后这么一场戏，清纯被创伤击碎，这在叙述上给人以一种满足，一种贯通，战士、平民都乐意接受。还有一个原因可以在第一章的主题中找到，那就是战争文学和电影充斥着一种对勇武的想象。记者迈克尔·黑尔曾经注意到，年轻的海军陆战队员在镜头摇近时是怎么脱胎换骨、立时变得暴力无比的： 他们开始按银幕英雄的标准来做事。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对把战争“当真”的生硬拒绝，有助于士兵躲避骇人的“残暴化”。因此，黑尔就说了，开始几次他看到的战争，“其实什么都没有发生”：
所有的反应我脑子里早已有了。同样熟悉的暴力场面，不过是换了个媒介；同样的丛林游戏，大型直升机，精彩的特效，“演员”躺在帆布运尸袋中，等着这场戏结束，就能起身走开。迈克尔·黑尔，《战地直击》（伦敦，1978），页169。
普通百姓一直是把战争中的杀戮场面当作电影来看的——是战士最后不得不意识到这些场景“不可能被剪掉”。“残暴化”理论给胜者提供了替罪羊（老兵），并把责任推到了训练和战斗的经历上，而放过了其实更根深蒂固却难以捉摸的全民侵略心理。“症结”又一次被归于战争（尤其是海外战争），而不是个人良心的不安和鼓励侵略的社会。
第十一部分：解甲归田结束语 1
纵观全书，“普通”男女在行暴时欢呼声不绝于耳。快感竟与杀戮、残忍相连，不能不让人震惊，这实在是再熟悉不过了。每章开头所引故事的主角，都在全身心构筑他们心中的美好世界，并希望通过语言在混乱与恐怖中找到生命的意义。无可否认，他们的叙述无法传递战争的“真实”一面，而常常只是他们的想象。这不足为奇： 毕竟，没有“经验”可以独立于句法、情节、体裁的限制，更何况他们试图“诉说”的是一些莫大的罪过——杀人。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倒出了他们的故事。
多数士兵不愿以毁灭自身形象的方式来讲述其战斗故事。战场上的士兵虽然默默无闻，但他们却坚持为国出征的神话。这种在一片混战中仍能放飞个性、承担责任的可能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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