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史集要-第7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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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闹革命，组织学生进行必要的军事训练，增强了广大青少年的军事素质和组织纪律观念。正是由于“三支两军”，缓和了紧张局面，维护了社会秩序，保护了一大批老干部，减少了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　
　　　　由于“三支两军”在总体上是执行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方针，从而也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后果：它助长了派性，伤害了不少干部和群众，损害了人民军队在广大群众中的形象，降低了人民军队的威信，严重影响了军政、军民团结；破坏了军队内部的团结，单位和单位之间由于各支一派造成隔阂；它把林彪的“突出政治”、“三忠于”、“四无限”带到地方，加剧了个人崇拜，又把社会上的派性、无政府主义和一些不正之风带到部队，破坏了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对消除“三支两军”造成的消极后果十分重视。为了统一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中共中央于1979年12月14日发出了《关于发扬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进一步加强军政军民团结的通知》，指出进一步加强军政军民团结的重要一条，是要历史的看待“三支两军”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疯狂破坏，致使地方党政群组织瘫痪，打砸抢成风，全国处于“全面内战”的无政府状态。在这种形势下，党中央、毛主席和周总理决定解放军执行“三支两军”的任务，当时对稳定大局起了积极的作用，成绩是主要的。参加“三支两军”的人员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他们在工作中发生的问题，主要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造成的，其次也由于他们不了解实际情况，缺乏地方工作经验，某些问题还同领导上的错误指示有直接关系。当然，在“三支两军”中犯有这样那样错误的同志，应该虚心听取地方干部和群众的意见，主动进行自我批评，认真吸取经验教训。地方同志则不应该苛求他们，而应当持谅解态度。经过军队和地方的努力，妥善地解决了许多遗留的问题，拥军优属、军民一致的优良传统逐步得到了恢复和发扬。　　　　　　
“文化大革命”（1966。5—1976。10）　　　　　
江青、康生等制造“二月逆流”　　　　
　　　　“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后，全国一片混乱，迫害领导干部之风愈演愈烈。从上海“一月风暴”开始掀起夺权运动，使全国党政领导机构陷于瘫痪，大批领导干部被打倒，国家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生产秩序出现严重混乱局面，国民经济日趋恶化。在“文化大革命”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局势面前，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在政治局碰头会和其他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表示了强烈不满，对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一伙诬陷迫害老干部，乱党乱军的罪恶活动进行义正辞严的斗争。斗争主要围绕着三个重大原则问题：一是搞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二是搞文化大革命应不应该把老干部打倒；三是搞文化大革命要不要保持军队的稳定。　
　　　　1967年1月19日、20日，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的中央军委常委会上，林彪先前提出的在军队中全面搞“大民主”，遭到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军委副主席的反对，坚持保持军队的稳定；针对江青、陈伯达等人企图从总政人手，打开缺口，搞乱军队的阴谋，叶剑英拍案而起，警告那些野心家不会有好结果。徐向前也站起来说：我们搞了一辈子军队，人民的军队难道就叫他们几个毁掉吗？这就是后来说的“大闹京西宾馆”。　
　　　　2月11日，在周恩来主持的怀仁堂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上，叶剑英、陈毅、谭震林等人同康生、陈伯达、关锋等人再次交锋。叶剑英质问陈伯达，“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徐向前愤怒地拍着桌子质问陈伯达，“军队是无产阶级的支柱，你们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这个支柱啦，难道我们都不行了，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叶剑英责问陈伯达：“上海夺权，改为上海公社，涉及到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陈伯达等人被问得瞠目结舌。　
　　　　更加激烈的斗争发生在2月16日的怀仁堂会议上。在此前，周恩来鉴于各地揪斗党政领导干部的情况十分严重，在征得毛泽东的同意后，把20多个地方党政负责人接到北京保护起来，但上海却把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扣住不放。会前，在怀仁堂门口，谭震林碰到张春桥，便问他：“陈丕显来了吗？”张春桥却打着官腔说：“群众不答应呵！”谭震林严肃地说：“党可以做工作嘛！”张说：“党？党不管用了，在上海，科长以上的干部统统靠边站了。”谭震林气愤地说：“原来靠边站，打击一大片，都是你领导的呀！”于是会议一开始，谭震林首先提出陈丕显的事，他尖锐地指出：“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闹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谭震林痛斥张春桥等人，“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谭震林越说越气愤，拿起皮包，穿上衣服一边走一边说：“照这样，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我也要斗争到底！”陈毅说：“不要走，要跟他们斗争！”“虽然没有人选我为老干部的代表，我也要为老干部说句话。如果说，我们的解放军是在大军阀大土匪的领导下打仗的，怎么能解释人民解放军取得的伟大胜利呢？”并指出：“在延安，过去有人整老干部整得很凶……这个历史教训，不能忘记。”叶剑英指出：“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对犯有错误的干部，我们党历来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哪有随便打倒的道理！”李先念也对残酷迫害老干部，整“百丑图”等问题提出尖锐批评，“现在这样搞，团结两个95％还要不要？老干部都打倒了，革命靠什么？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搞逼供信”。这次抗争，被林彪、江青一伙定为“大闹怀仁堂”。　
　　　　2月17日，谭震林写信给林彪，斥责江青等人“真比武则天还凶”，“手段毒辣是党内从来没有过的”，并表示“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拼到底。”2月16日晚，康生指示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在人民大会堂整理了一份2月16日怀仁堂会议记录，由江青安排，让他们到中南海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林彪也将谭震林的信送交毛泽东，并附了自己的一封信，说：“谭震林最近的思想竟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18日夜，毛泽东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开会，严厉批评了提意见的老同志，说：“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指责他们是搞翻案，搞复辟。江青等人利用毛泽东的错误态度，很快掀起了一场反击“二月逆流”的浪潮。从2月22日到3月18日，在怀仁堂召开了7次“政治生活会”，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等人对这些老同志进行围攻批斗。康生说：“这是十一中全会以来发生的一次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一种政变的预演，一种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江青说：“保护老干部，就是保护一小撮叛徒特务。”陈伯达说：“这是自上而下的复辟资本主义，这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随后，林彪、江青一伙将反击“二月逆流”的恶浪卷向全国，更大规模地打击迫害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此后中央政治局实际被停止了活动，中央文革碰头会完全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在1968年10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又一次批判了所谓“二月逆流”。全会公报说：“全会严肃地批判了那个反对八届十一中全会决议，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1967年的“二月逆流”。林彪在1969年4月中共九大政治报告中说：“这股逆流，矛头对着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它的总纲领就是一条，推翻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替已经被打倒的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翻案，对于革命群众运动进行镇压和报复。”江青、康生等人制造的“二月逆流”，使林彪、江青集团攫取了更大的权利，对“文革”的恶性发展，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同志时，为“二月逆流”平了反，说：“你们再不要讲他（指叶剑英）‘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中共中央正式作出决议，为“二月逆流”平了反。事实证明，江青、康生一伙制造的“二月逆流”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代表党和人民的意志，对文革进行的抵制，是完全正确的行动。正如1981年3月18日邓小平同志指出的那样，所谓“‘二月逆流’，不是逆流，是正流嘛，是同林彪、‘四人帮’的反复斗争嘛！”　　　　　　
“文化大革命”（1966。5—1976。10）　　　　　
中国边防部队进行珍宝岛自卫还击作战　　　　
　　　　中苏边界问题，随着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的恶化而日益尖锐起来，苏方不断破坏边境现状，向中国境内推进巡逻线，在中国境内修筑军事设施，干涉边境居民的正常生产和生活，殴打绑架中国边民，阻止中国边防部队执行正常巡逻任务等，在不断升级的中苏边界争端中，珍宝岛地区是冲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