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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记忆:中国百年历史的民间读本-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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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夏天。河北省遭遇洪水灾害，天津文艺界组成慰问团赴灾区慰问，编辑部决定让我参加慰问团接近工农兵。能够有这样的机会，我十分高兴，甚至于还有点骄傲，因为这是领导对我信任，我可以做为一个革命文艺工作者到灾区参加慰问了。高高兴兴，我随慰问团到了灾区，一路上看到灾区人民和洪水斗争的英雄事迹，很是为之感动，我写了好几首诗，准备回来发表。灾区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夜里就睡在船上，没有蚊帐，把厚厚的毛毯裹在身上，蚊子也咬得你苦不堪言。好不容易天亮了，大家醒来的第一句话，就是诉说白洋淀的蚊子厉害，这时我就对一位同行的作家说，蚊子可把我咬苦了。这时，就听见船上一个人向我问着：“你说什么？”当即我就回答说：“我在召开控诉蚊子的诉苦会。”说罢，大家也就随便地笑了。
万万没有想到，那个在船上问我做什么的人，原来是一位新华社记者，他在得知我就是那个“胡风分子”侯红鹅的时候，对我格外注意，他听我说在召开控诉蚊子的诉苦会，立即就想到了我的政治背景，一个“胡风分子”到灾区来召开诉苦会，你诉谁的苦？于是一个主题在这位记者的心中成熟了，当即他就写了一篇文章，质问天津来的慰问团，到底是到灾区来慰问、还是到灾区来诉苦？
从灾区回到天津，还没容我休息，作协就召开全体大会，宣读了新华社记者的那篇文章，揭发我到灾区召开诉苦会的反动言行。
这真是跳进黄河洗不清的罪责，就是我再“反动”，我也没有必要到灾区诉苦去呀，刚刚一场政治运动才过去，我就公然对抗，居然跑到灾区去召开诉苦会，如果不是我神经有毛病，那就一定是我反动透顶，不可救药了。
新华社记者的文章，惊动了天津文艺界领导，宣传部领导亲自坐阵，大会、小会开了半个月，我要检讨召开诉苦会的问题，其它同行的人要检讨为什么和我一起开这个诉苦会，会议气氛之严肃，批判之尖锐，比刚刚过去的那一场运动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时，我只是恨自己何以如此放肆，自己已经是犯了错误的人了，好不容易有了一个让我下去的机会，我不但不好好利用这个机会改造自己，反而要在船上召开什么诉苦会，好象我这个人就是专门闹事似的，好象我就是故意要把自己放在敌对的立场上，不挨整，我就心里不舒服似的。
宣传部把这看作是一桩重大事件，我是罪魁祸首，从动机、效果、思想根源，阶级立场，一起检查到学习马列，接近工农兵，真是又来了一次脱胎换骨。检查会上，宣传部领导板着面孔，参加会议的人如临大敌，我被人们视为是异端，一举手一投足都和革命对立，对于这个社会来说，我已经是不能容忍了。
作家协会这个环境太可怕了，作家协会说是一个群众团体，实质上却是意识形态前哨，这里每一个人都带着敌情观念，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崩紧了神经，一是观察政治动向，二是警觉自己的一言一行。我是一个公开的敌对分子，人们不敢和我接近，人们只在众人在场的情况下，才和我说话，机关一位女编辑，她无论和我说什么话，总是提高着声音，唯恐别人怀疑她和我说私房话。在院里，她会向我喊着问：“你吃饭了吗？”或者是“你这是到哪里去？”等等等等，令人十分讨厌。也是这位女编辑，在一次会议上激动万分地对我说：“林希呀，你总是把我们这些靠拢党的人看做是伪装，你根本就不知道在我们的心里对党是怀着多么真诚的感情呀。”
“诉苦会”事件，终于告一段落了，报上公开对我进行点名批评，新华社还在等着天津的态度，如果不对这个召开诉苦会的人公开点名，他们就要点天津的名。
在天津作家协会，我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秘书长公然对我说：“你不要认为事情已经过去了。”言外之意，说随时都可能对我有所处置。也就是在这时，从外面调进来了一个编辑，秘书长安排他和我住在同一个房间里。单身干部几个人住在一间房里本来是正常事，但是这个人却负有重要使命，秘书长安排他和我住在一起，是为了要监视我的生活。从此，我的一言一行每天都由这个人向秘书长报告，这个人每天都到秘书长办公室去，一谈就是大半天。我在房里读书写作，也没有朋友找我，他们能把我怎么样呢？
一天早晨，突然召开全体大全，秘书长非常严肃地向大家宣布，在我们机关里，居然有人说不学马列也能够写出好作品来。大家听了自然认为这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我听了之后，也感到气愤，马列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革命真理，怎么有人扬言不学马列也能创作呢？随之，人们就开始对这种反对言论进行批判，人们说这种议论的出现，说明一种反动思潮已经开始在作家协会泛滥，这是一个严重的信号，我们一定不能掉以轻心。
第三部分九、耸人听闻的反革命事件（5）
大家说过之后，我也想对这种反动思潮进行批判，但还没容我说话，秘书长向着我极是严厉地喊了一句：“你不要故作镇静，这句话就是你说的。”
一下子，我几乎被打蒙了，这样反动而又恶毒的话，我什么时候说过呢？而且，我也没有这种想法呀！不学马列就想写作，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不学马列什么事情也做不成，而写作又是以马列主义的世界观教育人民，作家怎么能不学马列呢？
这时，那个和我同住在一间房里的编辑站起来指着我说道：“这句话，就是昨天晚上你对我说的。”
这真是天大的冤枉，我什么时候对他说过这句话呢？这明明是栽赃，就是我思想再反动，我也不敢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说这种公开暴露自己的反动话呀！我可能反动，但我还不至于愚蠢呀！
但是，任何人对我的捏造，都被认为就是事实，房里只有他和我两个人，他可以举报我说反动话，我却不能为自己申辩，于是一场政治批判又开始了。而且不是要我检查，而是要我交代是怀着一种什么动机说的这句话。
这个举报我进行反动宣传的人，后来暴露是一个品德极坏的人，他本来是一个中学政治干事，因为和女学生有纠葛，受到学校的处分。他在学校呆不下去了，便找到作家协会来，说他有文学才华，想到作家协会来工作，秘书长正感到作家协会的革命力量太弱，编辑都是知识分子，正应该调进几个政治上强的人做中坚力量。于是很快就把这个人调进来了。这个人根本不读书，有很多朋友，每天晚上他都要出去跳舞喝酒，向人们炫耀他的“作家”身份，他还结交了一大批女孩子，利用女孩子对作家的信任，和这些女孩子们纠缠。我对这个人印象极坏，虽然我和他住在一起，但我很少和他说话。
昨天夜里，这个人跳舞回来的时候，已经是夜半12点多了，我还没有睡觉，正在看一本书，这个人一面哼着曲儿一面问我，读的是什么书，我回答他说，是一部小说。当时，这个人就拉着长声对我说道：“你应该多读些马列主义的著作呀。”我没有理睬他，只是无心地对他说着：“也不能光读马列呀。”说过，就睡觉了。
谁料，第二天早晨，这句话，就被这个人报告上去了，而且被视为是重大事件，在作家协会全体编辑、作家大会上公布，点名批判，而这个散布反对观点的人，就是原来的“胡风分子”林希。
在会上，没有我的发言权，我只能听人们对我的批判，那时候不知道什么叫做上纲，但人们的发言，也带有极强烈的火药味，从革命还是反革命的高度对我的反动观点进行批判。我已经是完全灰心了。这明明要置我于死地，我的一言一行都受人们监视，人们要在我的言行中嗅出反革命的味道，机关的政治空气，也靠对我的批判活跃，我成了一个活靶子，人们要想得到领导赏识，就必须在我身上发现敌情，然后再靠批判我得到重用。
就是这个以监视我为使命的人，后来干了许多坏事，他在机关里诱奸女青年，他抄袭他人的作品在报纸上“发表”，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他又成了天津一个造反组织的头目，干尽了打砸抢的坏事。就是那个重用他的秘书长，也没有逃过他的手，他一次一次地毒打秘书长，还很是抢到手不少东西，他抢了一部小汽车，身后有8名保镖，把天津作家协会大院，变成了他的私人公馆。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他很快又变成了受害者，因为他后来被投进了监狱，于是他有了受迫害的资本，一变又和我们一起要求平反了。从监狱里把他放出来之后，他跑到深圳，写了几本黄色小说，一时之间还成了思想解放的先锋，后来他因为坑骗印刷厂而要再次入狱，偏这时他得了癌症，不久就病死了。这就是以监视我为使命的一个人的结局。
天津作家协会里有许多好人，这许多日子他们没有向秘书长报告过关于我的一个字，绝对不是这些人包庇我，是我本来老老实实地工作读书，实在没有什么“言行”，这些人都没有得到重用，因为他们的政治嗅觉不灵敏。
这样的环境，无法让人生活，我只想离开这个地方，我想去靠出卖劳动力养活自己，我为什么要留在这里给别人做活靶子呢？我想去开荒，我想去做工，只要离开这里，什么地方都一定比这儿好。
但是，看看上面似是还没有调我出去的意思，鲍昌为此还受到了“上面”的批评，编辑部虽然相继调来了好几个编辑，但我的工作能力却比他们强，经我处理的稿子，发表出去反响都不错，经我处理的稿子文字上都没有出现过问题。至少我还是一部小小的活字典，无论是谁，想找个什么资料，一时想不起来出于什么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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