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面军司令笔记 作者:伊万·斯捷潘诺维奇·科涅夫-第10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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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笼罩在火光、烟雾、尘土之中。从上面往下看，很难看清什么地方有什么东西。
　　从雷巴尔科的报告我得知，曾有过他的部队遭到我航空兵突击而造成损失的个别情况。
　　很难搞清，究竟是哪个方面军的航空兵打了陷入巷战的混杂人群中的自己人。
　　而如果由于某种疏忽，在前线突然打了自己人，而且还造成了损失时，常会引起极度紧张。在争夺柏林战斗时，这种情况特别突出，尤其是4月25日的一整天，这类报告一个接一个地传来，而且，显然，不仅报告了我，也报告了朱可夫。
　　两个方面军的司令员都向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建议，希望对柏林地区作战部队如何进一步组织协同的问题，加以明确，消除谁也不希望的争论。
　　于是，根据大本营的训令，划定了一条通过米腾瓦尔德、马林多夫、腾珀尔霍夫、波茨坦车站的新的分界线。军事文书指出，以上各点由乌克兰第1方面军负责。
　　这件事发生在傍晚。在确定分界线之前，雷巴尔科的1个整军和巴季茨基指挥的军，已过分界线很远，现已将他们所占地区划为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作战地带。必须将他们从柏林市中心撤回分界线内。但是，说起来容易，而做起来就难了。凡是打过仗的人都能理解，帕维尔·谢苗诺维奇将自己的坦克兵撤回分界线时的心情是多么难过。
　　而且确实是他们首先进入突破，首先转向柏林，夺取了措森，强渡了泰尔托运河，经过最激烈的浴血战斗，从柏林郊外突入市中心的。而在最后决战的紧张时刻，却突然接到将自己的作战地段交给友邻的命令。要经受住这个，是容易的吗？
　　然而，命令就是命令，无疑是要无条件地执行的。这项命令还是执行了，伹执行得不容易。
　　正如我们看到的，4月26目这天充满了重大事件，但其中最大的一个事件不是发生在柏林，而是发生在易北河，发生在扎多夫将军指挥的近卫第5集团军里，在那军里，巴克拉诺夫将军指挥的近卫第34军与美军会师了。正是在这里，在德国的中心，希特勒军队完全被分割成两半。
　　在柏林、柏林附近和柏林以北，有德军第9、第12集团军和坦克第3集团军的部队，而在其南部，有舍尔纳元帅指挥的整个“中央”集团军群。
　　会师本身是在平静气氛中、在没有同敌人战斗的情况下进行的，它是多年斗争的结果，是一系列战役和交战的结果，是这些战役和交战导致了易北河会师的临近和最终实现。
　　我们曾给大本营一份报告，现摘录其中的一段：
　　“今年4月25日13时30分，在近卫第5集团军作战地带内，在易北河斯特列拉地域，近卫第58师部队与美军第l集团军陆军第6军步兵第69师的侦察组相遇。
　　同一天，在易北河托尔高地域，还是近卫第58师近卫步兵第173团先遣营，与美军第1集团军陆军第5军步兵第69师的另一侦察组相遇。”
　　我早就想谈一下近卫第5集团军司令员阿列克谢·谢苗诺维奇·扎多夫，哪怕是简要地谈一下也好。看来，现在最适合这样做，虽然此时他还没有结束自己的战斗历程（这一战斗历程将通向布拉格），但他的集团军已前出至易北河，并首先与美军相遇。
　　1943年6月，我在接管草原方面军部队时，第一次认识了阿列克谢·谢苗诺维奇·扎多夫。当时，他是中将军衔，任近卫第6集团军司令员。在此之前，他指挥的集团军在顿河方面军编成内参加过斯大林格勒会战，其中，在战斗结束阶段，俘虏了以司令官施特雷克尔上将为首的所谓德军斯大林格勒北部集团的基本部分。该集团军就是从这里来到我们方面军的，并和整个草原方面军一样，作为预备队，进行战斗训练。
　　还在第一次见面时，也就是在巡视该集团军预有准备的防御地段时，扎多夫就以其开朗、明确和个人判断的正确无误，给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往往有这种情况，当你在同某人第一次见面时，对他产生了敬重和信任，那么，这种好感以后你会一直保持下去。在我和扎多夫的相处中，就是这样。在整个战争过程中，我对他的信任从来没有动摇过。我们一起经历了这场战争，起初，一起在草原方面军，后来在乌克兰第2方面军，最后在乌克兰第1方面军。即使战后，当我担任陆军总司令，并能对他作为我的第一副司令进行评价时，我对他仍旧保持着这种敬重和信任。
　　在库尔斯克突出部会战期间，作为集团军司令员的扎多夫本人及其指挥的整个集团军，表现了无比的坚定性。扎多夫指挥的近卫第5集团军和罗特米斯特罗夫指挥的坦克第5集团军，在普罗霍罗夫卡城郊打退了德军的突击，这对库尔斯克会战南部正面出现的整个局势，无疑是一个有决定意义的事件。不久，近卫第5集团军前出至第聂伯河，并在克列缅丘格地域渡过该河，夺取了对岸的登陆场。
　　1944年1月，А·С·扎多夫率领自己的集团军，参加了基洛夫格勒战役。我们实施该战役的企图是：消灭伸向我方的德军突出部之敌，并为尔后的科尔孙—舍夫琴科夫斯基战役的顺利实施创造有利条件。但是，这一重要战役不得不在冬季，1945年1月困难的条件下进行，同时，还遇上了由大量坦克部队组成的德军坚固防御。扎多夫的第5集团军完成了突破防御和解放基洛夫格勒的主要任务。该集团军部队表现了极大的坚定性和军人技能。整个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他们。
　　1944年，当我被任命指挥乌克兰第1方面军，并着手拟制大规模的利沃夫—桑多梅日战役计划时，方面军需要一支大的预备队，我请求大本营将扎多夫指挥的集团军转隶我们（当时，该集团军作为乌克兰第2方面军预备队，正在休整）。大本营同意了我的请求。从此以后，我就和阿列克谢·谢苗诺维奇一起，度过了以后的整个战斗历程，直至战争结束。
　　在利沃夫—桑多梅日战役日子里，我长期克制住将近卫第5集团军从预备队中抽出，去完成那些没有该集团军的参加也能完成的任务的种种诱感，并且一直坚持到交战的关键时刻，即在维斯瓦河争夺桑多梅日登陆场的激战白热化时才使用它。
　　德寇往那里调遣了大量步兵和坦克部队，并一个劲地向我们压过来。情况很复杂，尤其是在左翼。
　　就在这时，扎多夫的近卫第5集团军发挥了作用。该集团军使战斗性质发生了急剧的转折：它从行进间击溃了部署在维斯瓦河东岸我们当面的整个敌军集团，扫清了通往渡口的道路，并确保了这些渡口。随后，该集团军渡至桑多梅日登陆场后，在那里占领了左翼的防御阵地。
　　德寇曾三次以数个坦克师的兵力实施密集冲击，近卫第5集团军打退了敌人，在自己司令员的指挥下，表现出了无比的坚定性，他们的这种坚定性尤其值得赞扬，因为参战的敌坦克中，除有“费迪南德”式、“虎”式和“豹〃式坦克外，还首次使用了“虎王”式坦克。
　　阿列克谢·谢苗诺维奇·扎多夫对自己的所有决心，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对情况了如指掌。凡是他定下的决心，都十分周密可靠。并且，这种可靠性并不妨碍其灵活性，恰恰相反，这种可靠性是与灵活性有机结合在一起的。
　　在战后的困难时期，当我们实行军队改编措施时，扎多夫认真探讨和总结战争经验，并将它们固定在条令和教令中，他是一位不可缺少的工作人员。我可以大胆断言，他对陆军的了解是那样深刻和详尽，是其他任何人所不及的。
　　在谈到伟大卫国战争的最后战役时，我十分满意地回想起我最亲密的战友中的阿列克谢·谢苗诺维奇·扎多夫，他是一位天才的集团军司令员，一位真正勤勉于战争的人。和平时期，他又是部队训练和教育的大师。
　　4月28日
　　柏林战斗正在日以继夜地进行。我想在这里谈一下柏林防御的性质问题，而不把这种观察与某个具体日子联系在一起。
　　我曾碰到过这样一些议论，说什么柏林战斗本来可以不必那么激烈和匆忙，因而牺牲也可以小一些。
　　这些议论具有表面的逻辑性，但是忽略了最重要的东西——实际的情况，战斗的实际紧张程度和入的实际精神状态。而当时，人们急不可待地期望着尽快结束这场战争。
　　那些想评论这种或那种牺牲是必要的或是不必要的人，那些想评论晚一天或两天可以或是不可以夺取柏林的人，应当记住这一点。否则，对柏林战斗的情况，就根本什么也不可能明白。
　　众所周知，从4月24日起，指挥柏林防御的是原坦克第56军军长、炮兵少将魏德林。戈培尔是柏林防御的帝国委员，而防御的总领导，则由希特勒本人和戈培尔、鲍曼，以及他的最后一任陆军参谋长克莱勃斯共同实施。
　　戈培尔领导民政当局机构，负责柏林市民防御的准备工作。至于魏德林，则在他就任柏林城防司令时，就在希特勒那里得到一项十分坚决的命令：保卫首都直到最后一个人。
　　希特勒匪徒将柏林构筑成坚固的防御，这种防御是作了长期打算的，是以猛烈的火力配系、支撑点和抵抗枢纽部为基础的。越是靠近市中心，防御越严密。墙壁很厚的石砌建筑物适合于防御；许多楼房的门窗封死，只留有射击孔。
　　德寇将几座经过这样加固的楼房，组成抵抗枢纽部。翼侧由达4米厚的坚固衔垒掩护。街垒同时又是强大的防坦克障碍物。为构筑这些街垒，既用了木头，又用了土、水泥和钢铁。拐角上能实施侧射和斜射的建筑物得到了重点加固。所有这些，从组织防御的观点看，是很周密的。而且，德寇在防御枢纽部里备足了大量的长柄反坦克火箭弹，它们是巷战中威力强大的反坦克武器。
　　在敌人防御体系中，地下建筑物起了不小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