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侵时期新马华人受害调查-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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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占领马来亚半岛之后，实行民族分化政策，以马来亚人的解放者自居，宣扬“马来是马来人的马来”，他们一方面将英国殖民势力彻底赶出马来亚，另一方面将迫害矛头指向占马来亚人口近半数的华人。当时在新加坡，华人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三。在同英军谈判的过程中，山下奉文虽然答应饶恕平民的性命，可是在随后的几天里，“许许多多的欧洲妇女和儿童被逮捕，关进章宜监狱，大批大批的华人毫不留情被处决。”［英］约翰·科斯特洛著，王伟、夏海涛译：《太平洋战争1941—1945》上册，东方出版社1985年，第245页。　在日军统治的三年多的时间里，新马华人遭到日军残无人道的屠杀、掠夺与迫害。“无论是肃清或是奸杀掠夺，日军只对付华裔平民，而且每一次的搜捕行动，皇军都会让半岛的非华人清楚看到日军并不打算干扰华族以外的居民。这可能是东京发动大东亚战争，准备长久地掠夺东南亚的资源时所厘订下来的极重要战略。”白铁儿：《肃清的背后》，马仲汉主编：《居安思危：大战前后新马史料汇编》，亚太图书有限公司1999年8月版。　
　　另外，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马来亚华人纷纷支持祖国抗战，此举早为日军间谍报告日本军部，日军认为马来亚华人都是抗日分子。全面抗战爆发后，230万马来亚华人每月捐款寄给国民政府的金额达420万元国币，平均每人每天捐款近2元。据陈嘉庚估算，抗战初期5年，华侨直接汇款回国给家人加上义捐之数达到50亿元。据何应钦称，1939年国民政府全年战费为18亿元，由此可见南洋华侨的贡献。许云樵、蔡史君编：《新马华人抗日史料1937—1945》，新加坡文史出版私人有限公司1984年版，第72页。在人力方面，许多华侨更是纷纷回国参战，如1939年在陈嘉庚的发动下，有3193名司机分九批由海路到昆明参加重修滇缅公路的艰巨工作。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日军对新马华人的暴行是对他们支持国民政府抗日的一项“膺惩”行动。　
　　二、　大屠杀、死亡铁路与军票　
　　日军“膺惩”新马华人最为残酷的暴行是对华人进行的所谓“检证”和“肃清”大屠杀。在日军进攻马来亚半岛和统治初期，日军发动的大规模的集体大屠杀就有：在新加坡进行的大检证，在吉隆坡进行的大肃清，在槟榔屿的两次大检举，在马六甲的大镇压，在新山、麻坡、马力四隆、文律进行的大屠杀，在森美兰州知知港余朗朗等村进行的清乡屠杀，另有较小规模的屠杀达29次之多。据称，即使不计华人义勇军的死亡人数，日军在马来亚所屠杀的华人总数亦当在15万以上。李恩涵著：《日本军战争暴行之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72页。在新马华人惨遭屠杀的暴行中，新加坡“检证”大屠杀最具典型，它同南京大屠杀和马尼拉大屠杀被后人列为日军在亚洲所犯的三大暴行。　
　　日军占领新加坡后，为了稳固其统治，山下奉文下令从2月18日开始展开扫荡行动，以搜捕敌对的华侨，其搜捕标准共有9条：1。　曾经在南洋华侨筹赈会中积极活动之人士。2。　曾经最慷慨地捐输给筹赈会之富裕人士。3。　南洋华侨救国运动领袖陈嘉庚之追随者以及校长、教员和律师。4。　海南人在日本人眼中，海南人均属共产党分子……5。　凡在中日战争以后来到马来亚之中国出生华人。6。　凡是文身之男性在日本人看来，文身的男子皆为秘密会党的成员……7。　凡是以义勇军之身份，替英军抵抗日军之人士。8。　公务员以及可能亲英之人士。9。　凡是拥有武器，并尝试扰乱治安之人士。明石阳至著，张清江译：《日本对马来亚华侨的政策》，许云樵、蔡史君编：《新马华人抗日史料1937—1945》，新加坡文史出版私人有限公司1984年版，第320页。在这次大“检证”中，所有18—50岁的华籍男居民被日军指定到5个地区集中检证，凡认为可疑人员均被押上卡车送到海滨或用船只送到海面上以机枪扫射，许多华人仅仅因为自己是华人就遭到逮捕屠杀。据李恩涵先生研究，在新加坡检证大屠杀中，华人死亡人数在2。5万—5万人之多。李恩涵：《1942年初日军对星洲华人的“检证”屠杀之役考察》，见李恩涵著：《日本军战争暴行之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蔡史君：《日军检证大屠杀人数之商榷》，见许云樵、蔡史君编：《新马华人抗日史料1937—1945》，新加坡文史出版私人有限公司1984年版，第868—871页。　
　　强迫华人劳工修筑“死亡铁路”是日军在新马所犯的另一暴行。1942年初，日本帝国大本营决定在暹罗和缅甸境内修筑一段铁路，试图将已有的仰光至丁那沙宁铁路和新加坡至曼谷铁路连接起来，这两条铁路之间大约为250英里。铁路要通过崇山峻岭、跨过湍急河流和经过蛮烟瘴雨之地，自然条件十分恶劣，通常需要五至六年才能建成，但是，日军为了战略需要，要求这条铁路必须在18个月内完成。日军在征调英美等战俘从事修筑的同时，还通过强征或欺骗的手段使用了大约15万名民工，其中华人劳工约占总数的20％以上。据幸存者回忆说：他们“清早6时被号令起床，洗刷后，没有食物裹腹，取了工具便前去工作地点。中午11时，有专人将食物送去工厂。午餐休息半小时，11时半继续工作至下午5时。放工后回到宿舍、沐浴、进餐。6时再度工作，至下午12时，夜间，没有食物，挨饥入睡。同时要挨饥至翌日中午10时才有食物。……一个苦力不幸死亡，就如死去一条狗那么简单。”参见本书载《南洋商报》（柔佛版）1993年12月2日。由于粮食很少，生病后缺医少药，且无人照顾，病人死亡率很高，据统计惨死者有6万余人，伤残者4万人，也就是说每一里长的路轨，是用64名战俘和240名民工的性命换来的，因此这铁路被称为“死亡铁路”。马来亚纪念日据时期殉难同胞工委会编印：《精魂忠骨，永昭日有：日据时期殉难同胞追思活动1995年—2001年纪念刊》，2002年8月，第14页。直到战争结束时，还有2。4万余人滞留在曼谷，其中约有4000余名是华工。除了泰缅“死亡铁路”外，在印尼的苏门答腊岛也有一条120多公里的“死亡铁路”。1944年4月，日本强征一批华人前往印尼苏门答腊岛，他们被迫建筑一条从巴干峇鲁直通马鲁的铁路，这条铁路途径大片森林，生活条件极端恶劣，疟疾丛生，他们受到的虐待与超负荷工作如同泰缅“死亡铁路”的劳工一样，“由于不能忍受当时恶劣的环境，而有约半数人身亡。”而侥幸生存下来的劳工也是百病缠身，战后生活异常艰难。　　　
　　导言：历史是一种责任（2）　　　
　　日军对新马华人的经济掠夺更是厚颜无耻。在占领新马初期，他们强迫华人自动交纳“奉纳金”5000万元以示惩罚。由于时间紧迫，华侨协会到期只筹集到2000余万元，在无法筹足的情况下，华侨协会只得向日本横滨正金银行贷款凑足，山下奉文在接受奉纳金时训话说：“华侨在战前，因为受到英美反宣传的影响，更由于重庆政府的欺诈和怂恿，曾有过排日的行动。更甚者，是参加英美宣传和帮助英美攻击日军。这种行为，本来应该以敌人论，但华人数千年来，在孔子及孟子的道德熏染中成长，所以最后能翻然觉悟，痛自反省，而以自愿的态度，发起筹募捐奉纳金。但你们必须深加明了，大日本是注重精神的，你们切勿以为奉献了奉纳金以后，各人的责任就已经完尽了，你们必须痛改前非，勇于改过。如果还不理解自己的过错，仍然必须受到严厉的惩处。”马仲汉主编：《居安思危：大战前后新马史料汇编》，亚太图书有限公司1999年8月版，第223页。这篇训话讲稿充分暴露日军的强盗逻辑。　
　　除了赤裸裸地强迫华人交纳“奉纳金”外，日本在占领新马期间更为险恶的掠夺手段是通过大肆滥发军票因日军发行的军票10元票面上有香蕉图案，故军票俗称香蕉票或蕉票。日军在马来亚地区发行的军票上印有“保证可以兑换”字样，但是日军战败后这些军用票立即成为废纸。的方式掠夺华人财产，据估算日军在占领新马期间共印发军票70亿到80亿元。《日本滥发军票与搜括物资一斑》，许云樵、蔡史君编：《新马华人抗日史料1937—1945》，新加坡文史出版私人有限公司1984年版，第314页。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后，重新收复接管新马的英国政府拒绝承认此项军票，因此，日本发行的军票一夜之间成为废纸。据1946年1月调查统计，仅新加坡一地普通华人和华人商会军票损失达270822000元。陈嘉庚著：《南侨回忆录》，香港草原出版社1979年，第379页。　
　　在日占新马期间，华人所遭受的痛苦远不止上述数种。岁月的流逝虽然冲淡了众多受害者对当年日军暴行的痛苦记忆，但有心人前赴后继的调查与研究将给历史留下有益的经验与教训。　
　　三、　寻求历史真相与伸张人类正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殖民政府曾成立市民咨询局对日军在占领新马期间的暴行进行调查登记，南侨总会成立新加坡市内外调查委员会曾逐户分发调查表格进行调查，1946年6月成立的新加坡集体鸣冤委员会也对受害情况做了一些登记，许云樵教授经过20余年的艰辛努力，到1971年时已寻找调查到新马华人殉难名单8500个。但是，由于受到冷战体制的影响，战后新马地区华人受害调查同亚洲其他受害国一样并未引起足够重视而得到充分展开。　
　　20世纪80年代初，日本右翼势力对历史事实的挑衅引起了亚洲受害国民众的极大愤慨，一些学者和普通民众为了寻求历史真相与伸张人类正义，踏上了漫长的调查日军暴行的征程，在这一群人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