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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侵时期新马华人受害调查-第5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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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nah binte Dollah
66． 蒙难者：
Bado bin Dollah and Abu bin Dollah，男，20岁和18岁。
投诉人资料： Bado bin Dollah之妹Munah binte Dollah，60岁，身份证号0186387，退休，马来西亚人，住址： 197 B，Jalan Bukit Cina； Melaka，邮编75100。日占时住址： 189，Jalan Bukit Cina，Melaka。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修建“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我哥哥叫Bado bin Dollah，20岁，我弟弟叫Abu bin Dollah，18岁。他们被日军拉夫送到泰国边境修筑死亡铁路。他们就死在那里。他们修筑死亡铁路没有工资。我要求日本政府作出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9月18日。
Maimunah binte
Jamaludin
67． 蒙难者：
Abu Bakar bin Ujang，男，17岁。
投诉人资料： Abu Bakar bin Ujang之妹Maimunah binte Jamaludin，63岁，身份证号0900327，住址： Kampong Senama Hilir； Rembau； Negeri Sembilan，邮编71300。日占时住址： Kampong Senama Hilir，Rembau N。Sembilan。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二：投诉资料（9）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铁路，回来后亡故。
投诉内容： 三个日本兵来到Kampung Senama捉走了我的哥哥，直接送到泰国Via Kuala Lumpur修筑死亡铁路，六个月后同意他回来了。他身上到处是伤痕，后来就死了。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此作出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11月4日。
68． 蒙难者：
Abu Noh Awal，男。
Bakar Bin Awal
投诉人资料： Abu Noh Awal兄弟Bakar Bin Awal，身份证号1776157，住址： 239； Jalan Puteri Hang Li Poh Melaka，邮编75100。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1942年10月11日，我兄弟作为强制劳工被送到泰缅边境修建Kwai河上的铁路桥。1946年，一个叫Encik Mohamad Yunus Mohamad（身份证号2276692）的强制劳工从那里回来了，他告诉我，我兄弟已经死在那里了。我要求日本政府能够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8月30日。
Othman Bin
Abu Talib
69． 蒙难者：
Othman Bin Abu Talib，男，68岁，Buroh Paksa Berkumpulan。
投诉人资料： Othman Bin Abu Talib本人，男，68岁，身份证号A 0169430（271315045033），Pesara Polls，马来西亚，住址： K。M 16 No。 KK 26； KG。 Kerubong Melaka，邮编75250。日占时住址： Kg Limau Purut； Simpang Empat Alor Gajan； Melaka；邮编78000。
投诉内容： 1942年日占马来西亚时期，我的经历如下：
（1） 1942年，日军占领马来西亚。
（2） 我被日军强迫拉夫送到泰国做强制劳工。
（3） 日军捉走我和我二弟，在Tampin火车站，强制性地用火车直接送到泰国。
（4） 晚上我们抵达Bengkok，被送到Bengkok火车站。日军官把我们带到一个叫Bampong的地方。我们是走到那里的。刚到那里的头三天，没有吃的，也没有喝的，我们很饿。我想象不出那时我们是如何忍受的。
（5） 三天后，我们又到了一个地方，他们称之为Jangka Raya。我们被拷打，被强迫修筑铁路，并且不给我们工资。
（6） 1945年8月，日本政府把我们送回了马来西亚，在Ipoh火车站让我们走了，没有给我们任何东西，或者是钱、衣服还是食物。我们和其他朋友，我已经忘记他们的名字了，用了一个月时间，从Ipoh火车站步行到我们的Kampung。我到家，见到我的家人感到很悲伤。
这就是我在1942年日占马来西亚时我的经历。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所受的痛苦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5年11月20日。
Ismail Bin
Abdul Hamid
70． 蒙难者：
Abdul Hamid Bin Lateh，男，78岁，出生于1916年，身份证号3571074，Pesara（1994年11月22日去世）。
投诉人资料： Abdul Hamid Bin Lateh之子Ismail Bin Abdul Hamid，身份证号0227639，马来西亚，住址： 3410，Taman indah； Tampin； Negeri Sembilan Darul Khusus； West Melaka，邮编73000。日占时住址： KG Bukit Temensu K pilah N。S。。
蒙难地点： 在泰缅边境修筑“死亡铁路”，回来后身亡。
投诉内容： 我父亲写以下这些话的时候，他病得很重。他记下了这些在日军占领马来西亚的1942年期间所遭受的不幸的事实和难以忘记的经历，他是其中一个受害者（战争开始于1941年8月12日）。当我写下这封信时，我敬爱的父亲已于1994年11月22日上午9∶30去世了，享年78岁。
我父亲说：“1942年1月中旬，在我从工作的Mersing Public Works Dept地方回来后，我在Kampong Bukit Temensu； Kuala Pilah被日军强制拉夫。当那些枪口对着我，我无法逃走。那时我妻子已经怀孕5个月，那是我第三个儿子，名叫Ismail。
“我们和其他人被带上军车去了Seremban火车站，在那里我们和另外上百人在日军的监督下，一起坐火车被送到泰国的一个叫Bampong的地方。
“到达后，在枪口的威胁下，我们被迫爬上军车并被带到泰国Kancanapuri。然后，在监督下，我们步行跨入丛林，直到抵达一个营地，之后，我们每25人分为一组，被安扎下来。那个地方驻扎着上百个营地。
“在丛林中，我们立刻被迫开始砍树，用肩扛运圆木，作为修筑铁路用的枕木。我们只有在晚饭和睡觉的时候才轻松一点。
“这些不幸的事件发生后，我的噩梦还在持续。在煮饭的地方，壶里给工人喝的沸腾的水恰巧泼到了我的左脚。我昏了过去，之后一直在痛苦的呻吟。我不能战立，也不能走路。日军给我一些碘酒，这并未治愈伤口反而使其恶化。在那里几乎没有治疗的条件。
“使我感到欣慰的是，一些日本军官在营地的数百个病人中，选中了我，让我回家。我和其他人爬上火车，途中没有食物吃、没有水喝、没有药物治病。我们在Seremban火车站下车，并每人发给5元日币和5袋大米。我叫了一辆出租车，带我回到Kuala Pilah的家，然后被朋友送到医院。日本人没有给任何治疗，而是把我连同一些尸体送到了太平间。当日军走后，我从尸堆中爬起，走出太平间。如果没有记错的话，那是在1945年战争结束的几个月之后。
“我被一些朋友送回医院，受到英军的照顾，直到我的腿脚完全康复能够走路，但是却留下了永久的伤疤，直到我死去。”
另外，我想补充一些东西： 在他晚年，他一直努力寻找一些人和机构，可以调查这些事情，并能够帮助他及他死后帮他孩子索赔。在我和马来西亚日军占领时期蒙难同胞家属协会委员会主席孙建成先生见面后，我告诉他，我已成功找到这样的机构，他很高兴，并变得很有信心。
在我父亲去世的前两年，身体一直不好。双眼视线模糊，几乎失明，加上腿脚不便，导致他一直卧床不起。他对我说，无论是在他活着时还是在他去世后，为了要通过这些机构，向日本政府要求索赔，直到满足他所有的心愿，要做好一切必要的工作。他告诉我，日军不人道的行为，成为他一生和他家庭难以忘记的悲剧。
我敬爱的父亲在经历长期的病痛之后，于1994年11月22日在Kuala Pilah地区的医院去世。我期望相关人员的关注和介入能对这件事情的提出起到一定作用。在此向他们表示敬意，并期待一个友好的回复。日本政府必须对我父亲所受的痛苦负责，作出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12月1日。
谢汝普
71． 蒙难者：
谢汝灿，男，1912年出生，胶工。
投诉人资料： 谢汝灿弟弟谢汝普（Yee poo），1913年出生，身份证号1309216，祖籍广东高州，住址： Yu lian Motor Repair； Machap Umboo； Alor Gajah； Melaka，邮编78000。日占时住址： 森美兰州，巴丁马六甲，陈贞禄胶园。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我哥哥于1938年从广东高州来巴丁马六甲陈贞禄胶园，以割胶为生。日军占领期间，四母子一嫂同住一屋。1942年3月间，园丘（经）理为刘道安，他接到日军司令的命令，要每家抽一壮丁去修死亡铁路。我哥哥答应前去。当天早上10时左右，在巴登马六甲火车站给他送行。他被日军送到泰国，就再也没有回来，我认为他死了。一起去的还有其他五六个人也死于疾病。我要求日本政府给予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9月2日。
李伟
72． 蒙难者：
叶海，男，78岁，锄草工人。
投诉人资料： 叶海之妻李伟（Lee Wee），76岁，身份证号2316195，退休，祖籍广东，住址： E61；Kg。 Baru； Kulai； Johor，邮编81000。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二：投诉资料（10）
蒙难地点： 泰国边界，南昌站5825部队，上城队芦田班，修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日本占领时期的1942年5月，我丈夫叶海被日军拉夫送到泰缅边境修筑铁路，就再也没有回来。当时在该园丘每组25人抽3人，由新山火车站乘了几天火车抵达目的地。大约在1945年农历七月，他吐血身亡，埋在铁路旁。我每时每刻都在盼望我丈夫回来。后来吕先生告诉我他死了。我要求日本政府给予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9月24日。
廖英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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