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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志刚-财富命案-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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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男⌒兔姘笛杆倏拷拮恿映瞪铣逑吕�5名带刀歹徒，挥舞着长柄三角刀向邹子龙乱捅猛刺，身为商人的邹子龙哪里见过这个阵势，一下子就被击倒在地。邹子龙的儿子见状拼死冲上与歹徒搏斗，但歹徒们的主要目标显然是直指邹子龙，见邹子龙倒地后，歹徒们便迅速跳上车逃离，整个过程迅捷无比，令人来不及反应，自然是经过了精心的策划而进行的伏击。所幸在面包车逃离现场之时，邹子龙的儿子奋力追了上去，一把撕掉了车尾遮挡车牌号的“永结同心”红纸，看到了车牌号为陕AP××××，这一点难得的线索也成为了日后破案的关键。而邹子龙却在送往医院抢救途中死亡，届时刚满50周岁。
命丧自家门口的邹子龙在商界江湖并非一般人物，有着响当当的名号，他出生在L市某镇一户渔民家庭，兄弟三人，他排行老三。小学毕业后，邹子龙随父亲出海捕鱼。上世纪80年代初，正赶上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邹子龙和许多当地农民一起，开始外出闯荡。在80年代中期，以贩运水产开始发家，从1985年起开始在西宁、郑州等地做服装生意，1993年在北京办起了第一座属于浙江人的面料交易城，尔后一直在北京经营市场，身家已过亿元，在北京的“浙江村”名声显赫。1998年他创办的毛皮辅料综合市场是当时华北最大的毛皮集散中心。邹子龙在北京共开有3家市场，他一家平时都在北京居住，此次回家主要是为儿子完婚。不料喜事刚刚办完，就惨遭飞来横祸。
堂堂的民营企业家在自己的家门口惨遭杀手伏击身亡，此案也引起了官方的高度重视，公安部和相关地方领导紧急批示，要求迅速破案。2003年2月19日，警方循着那个邹子龙儿子拼死记下的车牌号线索，顺藤摸瓜，在西安抓获了那辆车的车主刘战。但刘战似乎并未直接参与此案，对现场的细节一无所知，不过据刘战交代，在1月份的时候，曾经有一个浙江人柳宝富找到他和另外两个人，要在西安策划刺杀邹子龙，并表示事成后每人可得到数万元的重金报酬，柳宝富于同月29日带着另外两个人，开着他的面包车赶到了乐清，刘战因心虚害怕，退出了此次刺杀行动，邹子龙被杀后，柳宝富曾打电话给刘战，说是“在温州出事了”。据此，专案组采取多种侦查手段，对柳宝富等人实施全面布控，进行抓捕，2月19日，专案组在L市某镇浅水湾休闲中心抓获其中一名犯罪嫌疑人，同年3月17日，躲在某县黄镇罗溪一尼姑庵的柳宝富收到情妇送来的1万元准备外逃时，被温州市公安局刑侦重案大队刑警抓获。
案件的侦破并不复杂，但是随着犯罪嫌疑人的相继落网，一个惊天的秘密却展现在人们眼前，原来这竟然是一起雇凶杀人大案，幕后主使者赫然是邹子龙的两个合作伙伴―――同为浙江L市人的张伟强和杜金平！
先说张伟强，张伟强也是北京一家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同样属于空手都能赚下吃喝钱的能干之人。1987年，他只身一人闯荡北京，从租赁别人的柜台倒腾服装开始，30岁的时候就拥有了千万元资产，是北京第一个拿到首都身份证的浙江人。张伟强为人慷慨大方，结识了一批政要巨贾，此人大专文化，相貌斯文，戴一副时髦眼镜，人称“儒商”， 在乐清籍温州京城商人中享有盛誉，因创办著名的大红门“龙湫商贸城”，大红门“众人众面料市场”等数个大型市场而被称为“市场大亨”；
再说杜金平，杜金平也不是“穷人”，同样身上有着江浙人的经商天赋。14岁时，他和许多浙江人一样，背着工具箱出外学做木工手艺，18岁时用自己积累的钱在杭州开了个皮鞋店，5年后到北京发展，起初是小打小闹，自己做了衣服拿到商场柜台上销售，后来积蓄了一些钱，1991年办起了“北京城南服装批发市场”。杜金平曾为此自豪地说：“在北京的外地个体户中，我是第一个办专业市场的！”
所以在普通人眼里，这两位涉嫌杀害邹子龙的“主谋”绝对算得上是富人，并且还不是一般的富人。那么昔日的合作伙伴，又有着老乡的情谊，本身也是资产不菲的成功企业家，为何会对邹子龙痛下杀手？事情还得回溯到上世纪80年代，从而一点一点展开我们在文章开始时提到的合伙不易、恩怨丛生的复杂纠葛。
故事的起初要从张伟强说起，1987年，张伟强从L市某镇只身来到举目无亲的京城，其间做过服装，包过柜台，还与香港某公司合资注册了一家中外合资的制衣公司，这时他结识了同乡杜金平，两人合伙成立了北京市丰台区龙湫商贸城（批发市场）。张伟强任董事长，杜金平任总经理。两人搭档后，事业获得更大的发展。2001年，张伟强的户口获准迁入北京，成为“首位外地私企老板户口入京者”，并一度成为新闻人物。应该说，最早结盟的二人曾经有过共同发展的一段历程，而与被杀者邹子龙的联手则是两人后来的事情了。
接下来还要再提到杜金平，杜金平与邹子龙相识多年，在邹子龙刚到北京创业之初，杜金平是他最为亲密的朋友之一。 就这样，在1998年3月，也就是，张杜二人已基本站稳脚跟的情况下，张伟强经杜金平介绍认识了邹子龙，三人的商业轨迹开始交合。由于彼此都是生意人，三人在一起谈论的都是怎样生意场上加强合作进一步壮大的事。到了8月，邹子龙计划在北京开办一个毛皮批发零售市场，由于自身资金不足，邹子龙便邀请了新结识的张伟强和老友杜金平等人作为合作伙伴，谈好由张伟强和杜金平共同出资190万元，与邹子龙合伙筹备开办北京市丰台区大红门辅料综合市场。在合作协议中，邹子龙占市场40％的股份，张伟强、杜金平二人各占市场20％的股份。
一切似乎都在按照商业的规则进行着，但是在工商登记过程中，张伟强、杜金平和邹子龙第一次的冲突发生了，在决定商定法人代表时产生了磨擦。据张伟强回忆，认识邹子龙一直到决定合伙做生意，两人并没有什么矛盾，但在商量谁做法人代表这个问题时，他感觉邹子龙做的不够地道，据张伟强说，他私下说让我当法人代表，我说我太忙，不当这个法人代表，邹子龙也就客气了一下，并说自己也不想当，当时，我没注意到邹子龙是假客气，就推荐杜金平当法人代表。这时邹子龙没有再说话，我就感觉可能他对我有了看法，因为以后的事态发展表明邹子龙对市场是全面控制的，从没考虑让我或杜金平插手，再后来双方的关系就每况愈下了。在这件事情上，为杜金平出庭辩护的律师也提出，虽然邹子龙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杀害值得人们同情，但是从整个案件的起因来看，可以说悲剧的发生是邹子龙一手造成的。邹子龙、张伟强、杜金平都是L市人，为了挣钱离开家乡来到北京，并且还合伙办起了市场。三人合资，注册登记之时，邹子龙开始说董事长让张伟强来当，张伟强说不当他就写成了自己。在工商登记填写股东时，也没把真正的股东（张伟强、杜金平）作为股东，而将自己的儿子等人作为股东，这些事都是导致以后矛盾产生的关键所在。
在法定代表人问题上的不愉快已然种下了祸根，后来在经营过程中双方矛盾又再度激化。据张伟强说，杜金平和他的股份加起来，总共投资190万，两方开始合作。但是市场开业后，日常的经营管理基本上是由董事长邹子龙一人说了算。于是，张伟强和杜金平渐渐觉得，自己这个股东没有一点发言权，心里产生了不满，两人就提出，撤出自己的股份，但这一要求却遭到邹子龙的拒绝。因为在当时他们写的协议当中，已经约定在市场开办期间，哪个股东退出来，无故退出来，或者资金不到位都要受处罚，罚款，严重的没收前期投入全部资金。入股，却没有经营权；撤股，却拿不回本金。邹子龙的强硬态度，让一向心高气傲的张伟强、杜金平两人觉得在众人面前跌了面子。
事情至此，我们多少会清楚张杜二人为何会对邹子龙有这么大的怨气了，几乎等于生意还没开始做，就在股金和发言权上受到了“不平等”的待遇，他们决心要“讨回公道”，但在采取什么手段上，他们并没有想用法律的途径解决问题，而是因循不知何时种在思想里的错误逻辑，采取暴力方式敲打邹子龙，一旦这个想法确定下来，其后的悲剧也就不可避免的接踵而来了。
他们首先找到了一个人——柳宝富。柳宝富也是浙江L市人，42岁，在北京多年，无固定职业，多次因聚众斗殴而受到公安机关的处理，以残暴和讲“义气”闻名于黑道。 张伟强、杜金平两人找到柳宝富后，签了一份协议，将自己的股份名义上全部转让给柳宝富，而在私下承诺：只要柳宝富要回两人的190万元股金，就给柳宝富57万元的“辛苦费”。 拿着这份股份转让协议，柳宝富以新股东的名义找到邹子龙，索要股金。但遭到了邹子龙的拒绝。1999年4月左右，柳宝富开始了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实际行动，他带着几个社会闲散人员，携带灭火器、铁管子等凶器强行冲进邹子龙的市场寻衅滋事。当市场的保安前来制止时，柳宝富方和其发生了械斗，大打出手，但是柳宝富的两名“兄弟”因逃跑不及被保安抓获殴打，导致一瞎一断脚的重伤，第一次的暴力侵扰没占到什么便宜。
王伟坚、杜金平获悉柳宝富方有人受伤住院后，应柳宝富要求，分别出资交给柳宝富为其“兄弟”治疗。 1999年11月10日凌晨6时许，柳宝富再次带领十多人，携带铁管子、鱼叉、灭火器等凶器，闯入邹子龙的市场再次“讨债”，试图强行控制该市场，逼邹子龙就范。在驱赶、控制市场在场人员中，市场的负责人――邹子龙的侄子邹康波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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