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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情报局档案-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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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的手下有一类特殊的间谍，他们多单独行动，执行秘密任务，不与其他人发生联系，知道其身份和活动的只有很少人，有的甚至由华盛顿一人直接领导。这类间谍一般都有特殊的社会身份和职业做掩饰，神通广大，往往能提供很多有价值的情报。人们广为传诵的华盛顿圣诞夜渡河袭击敌营的传奇，就是在这样一个出色的间谍帮助下实现的，他的名字叫约翰·霍尼曼。
约翰·霍尼曼在战前是一个做纺织品生意的商人，因为同情独立战争而愿意为华盛顿效力。1776年，他奉华盛顿的命令，去新泽西的新不伦纽克搜集情报。在那里，他成为一名专做牛肉生意的人，财产颇丰，并宣称忠于英国——并且曾因为这个差点被“叛变的暴徒”抓捕。霍尼曼很快就成了当地知名的亲英派商人，他的生意做得很顺当，并因此与特伦顿地区的英国驻军和黑森雇佣军（系英国从普鲁士征召的雇佣兵）建立了密切联系。他的慷慨、友好和“对大不列颠的忠诚”，使他得以和一些英军高级指挥官攀上交情。
1776年12月22日，华盛顿司令下令，逮捕“亲英奸商”霍尼曼。
然而，没过几天，霍尼曼奇迹般地从大陆军的军营里“死里逃生”，“逃回”新不伦纽克。此时，华盛顿已知道，特伦顿地区的英军已被派往纽约，只留下黑森雇佣军驻守。指挥官鲁尔上校狂妄自大，他的部队也嗜酒成性，疏于防备，没有修筑任何防御工事。逃回去的霍尼曼向鲁尔上校报告说，大陆军都待在冬季兵营里，没有任何行动的迹象。军士们更加放心，昼夜狂欢。就在圣诞节的夜晚，华盛顿指挥军队悄悄渡过特拉华河，正陶醉在圣诞节欢乐中的黑森雇佣兵们被打得措手不及，只好束手就擒。特伦顿之役规模不大，但这个胜利是在战争初期大陆军屡遭挫败，士气最为低落的关键时刻取得的，因而意义重大。显然，霍尼曼在其中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谍报工作因此显得更加意义非常了。
第一部分：华盛顿：美国情报之父美国国父的苦心经营（3）
值得一提的是，华盛顿手下有一名代号为“355”的女间谍，她善于伪装，行踪诡秘，机智大胆，颇得华盛顿的赏识，甚至被称为“完美的间谍”。作为一名间谍，她的成绩堪称完美。她揭开了美军叛变将领本尼狄克特·阿诺德的真面目，后者企图以2万英镑的价格将西点要塞出卖给英军。同时，她还单枪匹马擒获了英军情报首脑约翰·安德烈少校，使英军的情报网几乎陷于瘫痪。美国赢得独立战争的胜利，她功不可没。“355”的真实名姓至今仍不可知，在很多人看来，她是拯救美国的英雄，也是所有美国优秀间谍的女祖师。
反间谍战暗流汹涌
作为后起新秀，华盛顿创下的北美情报组织进步很快，表现也堪称出色，但间谍历史比光荣革命还要久远的英国人也不是好糊弄的，亲英的破坏分子甚至一度混进了华盛顿的卫队，成为最接近和保护他的人。幸而，华盛顿还有一位优秀的反间谍助手，他就是后来美国联邦法院第一任首席大法官约翰·杰伊。
1776年夏，纽约地区的托利党人（亲英的保皇派）策划了一个阴谋，企图破坏纽约城的防御设施和军事建筑，迎接英国占领军的到来。在英国总督和纽约市长的大力支持和资助下，他们有恃无恐，气焰嚣张，甚至设法策反了华盛顿的卫兵。幸运的是，这个阴谋很及时地被察觉到，在杰伊的主持下，革命党人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委员会，调查这一阴谋。杰伊四处布满眼线，从嫌疑最大的人着手，绝不轻易打草惊蛇，一个个顺藤摸瓜，最终将阴谋分子一网打尽，华盛顿的卫兵托马斯·希克伊因涉案被处决，英国总督一直逃到纽约港的英舰上，才保住一条性命。
杰伊辖下的“纽约调查委员会”专管反情报事务，搜捕间谍、亲英派托利党人、阴谋和破坏分子。这是一件让人头疼的差事。在战争初期，支持独立的北美人并不是很多，英军的节节胜利使一些本来同情和中立的人也对革命失去信心，英国人乘机以土地和金钱为诱饵，招募了大量的亲英分子刺探情报，其中有不少是颇有影响的社会名流和富商。同时，由于没有经过专业训练和缺乏管理，起义军最初的反间谍活动也是一片混乱，该抓的不抓，不该抓的乱抓，还有人乘机公报私仇。
杰伊改变了这些，他不断使人们明白反间谍工作的重要性，加强对下属的组织和管理，还培养了相当数量的精干的反情报特工。科劳斯比就是杰伊手下最为成功的情报人员之一。他的故事至今还在哈得逊河流域流传，很多人相信，著名作家詹姆斯·F·库伯的小说《间谍》主人公就是以他为原型。
科劳斯比原来是个鞋匠，战争爆发后，他采用多个化名，混进了不同的托利党组织，收集他们的活动情报并及时向杰伊汇报。他使用的化名如此之多，每隔一段时间就以不同的身份出现，有时连杰伊都眼花缭乱，应接不暇。科劳斯比最大的本事就是，总能在自己参加的组织被围捕时“设法逃脱”。这是十分危险的。托利党人很可能因此怀疑并识破他的身份，除了杰伊等少数高级反间谍官员，不明真相的革命者完全可能将他误作托利党人逮捕和击毙。更麻烦的是，哈得逊河地区如此狭小，居民住得密集，几次“大难不死”的科劳斯比到处蹿来蹿去，很快就成了当地的名人，很多人对他的面容都熟悉。这让他不得不减少用化名的次数，并且为其找到充分的理由，当然啦，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躲避革命党人的追捕”。
科劳斯比也有倒霉的时候。
1777年10月，他去哈得逊河北岸的马尔伯罗执行任务，装成一个被革命党人追捕和迫害的亲英派人士，在一个小酒馆里“不经意”地透露自己在纽约城等地搞破坏的经历，并“惊喜”地结交在这里“偶然”结识的托利党“朋友”。这个酒馆本来就是亲英分子经常聚会的地方，这位极端“崇拜和忠诚”的“史密斯”先生很快就获得了大家的欢迎和接纳，他顺利地混入了一支由英国人指挥，由当地托利党人组成的武装分队。
有一天，科劳斯比得知，部队将在第二天晚上突袭革命军，便以“史密斯”的名义巧妙地把这个情报发给了杰伊。革命军的一支突击队早早埋伏好，把不知圈套傻傻地走近来的托利党人打得无还手之力。科劳斯比本来准备偷偷躲进一堆干草垛，事后再爬出来，假装又一次“死里逃生”。但突击队员用明晃晃的刺刀对着他，他不得不举起双手以示投降。执行任务的突击队长并不知道科劳斯比的真实身份，科劳斯比也绝不能告诉他。于是他与所有的“同党”一起都被押回了杰伊的住处。科劳斯比满怀希望，可是杰伊恰好在这个时候外出了，他的运气简直糟透了，尤其是他的战友正在外面拿着枪商量如何处置他们这些“敌人”。
万幸的是，杰伊的女仆认出了科劳斯比。聪明又好心的女仆想法支开了守卫，让他们去喝白兰地，并巧妙地放走了科劳斯比。这次可是惊心动魄的冒险。“史密斯”先生“死里逃生”的消息传遍了托利党分子社团，“勇敢而机智”的他很快又加入了新的托利党组织，同时收获的还有信任和钦佩。
第一部分：华盛顿：美国情报之父美国国父的苦心经营（4）
与杰伊同时堪称华盛顿左膀右臂的是一位世界级知名人物——本杰明·富兰克林。这位发明避雷针的北美绅士，除了是世界公认的杰出科学家，还是华盛顿手下名头最响的间谍。只不过，他的威力主要发挥在外交和社会活动场合。
1776年，富兰克林成为北美革命者驻巴黎的半正式外交公使，他的主要任务是设法与法国结成同盟，共同对抗英国。富兰克林学识渊博，多才多艺，风度翩翩，举止优雅，诙谐幽默，处处表现得诚实无私，谦虚友好，颇得法国人的好感。他所表现出来的北美人的形象与法国人心中傲慢浅薄的英国人形成鲜明反差。法国政要和巴黎民众都很喜欢他，对他所代表的北美革命也充满同情和支持。这种良好的公众形象和不错的私人交情为富兰克林接下来的行动提供了极大便利。
制造宣传和舆论攻势是富兰克林的拿手好戏，他不断地制造假消息，揭露英国政治和军队的种种黑幕，通过各种渠道地巧妙散播出去，而他本人的“正直品格”使得这些消息具有相当的可信度。英国的形象在法国甚至欧洲越来越糟糕。
1777年，莫名其妙地，在北美殖民地作战的普鲁士雇佣军内部忽然流传出一封信札，据说是普鲁士王储写给他在英军服役的雇佣军将领的，这封信很快也流传到欧洲大陆。王储在信中说，他怀疑英国人为了减少补偿金，故意瞒报雇佣军阵亡人数，他还“建议”雇佣军指挥官不要救治伤员，因为伤员都是“残废”，毫无用处，而英国人付给阵亡者的钱比伤员多得多。这封信件在雇佣军中引起了极大的混乱和愤怒，逃兵数量激增。欧洲各界对英国花“血钱”将那些把士兵生命当做商品出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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